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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养老院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下。
张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呼吸渐渐变得均匀，像是说完那些话之后整个人都被抽空了。
我没有叫醒他，把那份调解记录的复印件轻轻放在他膝盖上，然后转身走出了养老院大门。
公交车上我把记事本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往回翻。
从婚纱店监控里的细纱开始，到戒指的山字旁，到空白的结婚证，再到精神卫生中心的病历。
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人，每一条都是他被抹掉的痕迹，但他签字的理由我始终差一块拼图。
不是“让别人忘记他”，是“为什么连女儿也必须忘”。
公交车在市区一个站点停下，我看了看窗外，忽然想起一个地方。
市立第一医院，女儿出生的那家医院，她五岁之前所有的儿科病历应该都还存在档案室里。
如果陆岩当年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最早的就诊记录很可能不在精神卫生中心，而在儿科。
我在下一站下了车，转乘地铁到了医院。
档案科在住院部负一层，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日光灯管有一根在嗡嗡地闪。
窗口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我把身份证递过去，说我要调十八年前的儿科门诊记录，我女儿的。
他查了电脑之后皱起眉：“十八年前的系统早就停用了，你要查得去后面仓库翻纸质档案，而且本人成年之后需要她授权。”
我早有准备，把手机里女儿发给我的一份委托书扫描件点开给他看，那是我昨天深夜让她签的，理由写的是“补办疫苗接种证明用于出国度蜜月”。
他扫了一眼没再多问，带着我穿过一道铁门进了档案仓库。
仓库很大，铁架子一直顶到天花板，上面密密麻麻塞满了黄色档案袋，空气里全是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
他按照年份和科室编号找了将近二十分钟，最后从最里面那排架子的第三层抽出一个薄薄的档案袋递给我。
“就这些，看完放回去，别带走。”
档案袋上印着女儿的名字和病历号，我打开抽出里面那沓纸，前面几页都是常规体检和疫苗接种记录，翻到第五页时我的手停住了。
那是一张急诊记录，日期是女儿五岁那年的二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主诉栏写了一行字：患儿夜间突发哭闹，伴惊恐表现，持续约四十分钟，家长陪同来诊。
现病史栏记录得更详细：患儿父亲抱起安抚时，患儿出现剧烈抗拒，尖叫，四肢挣扎，反复呼喊“不要过来”。
医生在下面加了一行备注：患儿对父亲的恐惧反应超出常规范围，建议家属近期避免父亲单独接触患儿。
我盯着那行备注看了很久，手指把纸缘捏出了褶。
护士拿了一支笔过来让我签字签收，我签了名把档案还回去，问她急诊科的夜班护士长现在还在不在。
她想了想说退休好几年了，不过可以帮我找找联系方式，然后翻出一个旧通讯录，扯了一张便签纸写下一个名字和一串号码。
递给我的时候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她脾气不太好，你说话注意点。”
我当天没有打那个电话，而是去了市里最大的工艺品市场，在四楼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家刻字铺。
我把陆岩那枚磨损的婚戒递给师傅，对他说内圈的字帮我重新刻清楚，照着这个偏旁补全。
师傅接过戒指对着灯看了看，抬头问我刻什么字。
“陆岩，岩石的岩，和我的名字并排。”
他用细砂轮在内圈小心打磨了几下，然后换刻刀一点点加深，戒指在他手里转了将近一个小时才递回来。
我接过来对着光一看，内圈的字清清楚楚：蘅&岩，一九九三。
我付了钱把戒指戴回无名指上，低头看了好一会儿，三十年的婚戒第一次把那个名字还给了我。
回到家我戴上老花镜，拨通了便签纸上那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断掉之后我又拨了第二遍。
第四声响完，那头有人接了起来，声音沙哑但中气很足。
“谁啊。”
“您好，是阮护士长吧，我是陆岩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