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目前情况，建议强制送入心理矫正机构，接受封闭干预。”
宋安被带走那天，依旧在骂。
他骂宋国良不要他。
骂妈妈白眼狼。
骂我是故意死了害他。
他被两个工作人员架着往外走，经过客厅时，忽然回头看向储物间。
我站在那里。
他当然看不见我。
可他像是本能地打了个寒战。
下一秒，他更大声地尖叫。
“宋屿，你死了也别想赢！”
我平静地看着他。
赢？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想赢过他。
我只是想吃一顿饱饭。
想睡一个有窗户的房间。
想在疼的时候，被妈妈问一句怎么了。
可这些最普通的愿望，在这个家里都成了奢求。
宋安被带走以后，家里彻底安静下来。
那种安静不是从前我踮脚走路换来的安静。
而是废墟一样的死寂。
妈妈不再做饭。
也不再收拾家。
她常常坐在储物间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她把我的被子拿出去晒。
把墙角宋安不要的旧玩具一件件丢掉。
把漏风的门缝贴好。
把那张折叠床换成了一张新的单人床。
她甚至买了一盏新台灯。
就是我当年生日时，她答应过却没拆给我的那一盏。
台灯摆在书桌上，暖黄色的光照着空荡荡的椅子。
她摸着椅背，轻声说：“屿屿，妈妈给你买了。”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生前等不到的东西，死后摆满一屋，也没有意义了。
宋国良也像老了十岁。
他辞了很多应酬，配合警方接受调查。
网上的舆论压得他几乎抬不起头。
有人扒出他曾在单位里讲自己“一碗水端平”。
有人把这句话截图转发，配上我的储物间照片。
“一碗水端平，端的是毒水吧。”
他看见那些评论，沉默了很久。
后来，他给学校捐了一笔助学金，用我的名字。
陈老师拒绝了第一次。
她说：“宋屿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没有伸手。”
宋国良站在办公室里，眼眶通红。
“我知道。”
“我只是……想让别的孩子不要像她一样。”
陈老师最后还是收下了。
她把助学金设成了专项，用来给长期被忽视、家庭困难的学生做心理和营养援助。
名字叫“向阳计划”。
我听见这个名字时，忽然想起那间朝南的卧室。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时，灰尘会在空气里发亮。
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懂事一点，总有一天妈妈会让我搬回去。
原来我等的不是一间房。
是她的一次回头。
葬礼那天，下了很小的雨。
我的遗照被放在黑色相框里。
照片是学校证件照。
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嘴角抿着，眼睛很亮。
周敏哭得站不稳。
陈老师扶着她，眼睛也红了。
很多同学来了。
他们把一束束白菊放在墓前。
有人小声说：“宋屿，省赛名单后来老师保留了你的名字。”
有人说：“我们班黑板报写了你的作文。”
周敏把一颗糖放在墓碑前。
就是那种体育课后她塞给我的水果糖。
她哽咽着说：“下次别舍不得吃了。”
我蹲在她面前，想伸手摸摸她的头。
手却穿过她的发梢。
风吹过墓园，糖纸轻轻响了一下。
妈妈是在所有人离开后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