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十分清楚：曾国华永远是自己的同胞兄弟，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永远地爱护这个弟弟！
国华入嗣时，三叔摆了几桌酒席以示庆贺。散席的时候，曾国藩与国潢、国荃、国葆回到了“黄金屋，”国华留在了新家。这本来是件喜事，可是，曾国藩心里突然有些酸酸的，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他生怕惹母亲再次落泪。
无论如何，生离总比死别好得多！
曾家有悲也有喜。
送走了国华，曾国藩便要考虑送国芝了。如果说道光十九年正月满妹与儿子之死是令曾国藩最悲痛的事情，那么三个月后，从湘乡梓门桥传来的消息则是令他最高兴的事儿了。
这年春天，国芝未来的夫婿朱咏春考上了举人，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这门亲事便定了下来。曾国藩给同窗好友朱尧阶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曾家的态度：只要男女双方合“八字，”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曾家嫁女不要彩礼，不讲形式，只求国芝日后生活幸福美满。
朱家也是这个意思，两家意见一拍即合，朱咏春与曾国芝的婚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大姐国兰与大妹国蕙的婚事皆由父亲做主，她们婚后都不幸福。所以国芝的婚事，曾国藩不让父亲多操心，他要亲自操办婚事，为二妹找一个好人家，并把她高高兴兴地嫁出去。
朱尧阶来了，他带来了一百两聘金，还带来了朱家的意见：大婚吉日可否定在秋天？婚礼一定要风风光光。
吉日定在秋天，曾国藩没有什么意见。至于婚礼一定要风风光光，他有些不赞成。因为曾家一向反对铺张浪费，前两次女儿出阁都简简单单，这次也没有必要大肆铺张。曾国藩执意不收那一百两聘金，朱尧阶弄不明白曾国藩的意思，生怕回去无法向朱凤台交待，急得他头上直冒汗。
见此状，爷爷曾玉屏打了个圆场：
“聘金可以收下，只不过不能收这么多。我们是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收下十两银子以表达我们的诚意。国芝一旦嫁到朱家，曾朱两家便是亲戚了。若是今天收了朱家重金，今后怎好与朱家往来。”
朱尧阶感谢爷爷从中斡旋，他早就听别人讲起过曾玉屏的为人。说他不贪钱财，人品极高，他对老人十分敬佩。
别人总说老人从不因为长孙有了出息便骄傲自满，也不因为长孙将要做大官而沾沾自喜。当曾国藩点了翰林回家后，前来贺喜之人皆羡慕老人，认为老人今后一定会跟着曾国藩出去享清福。老人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曾家世世代代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我种了一辈子的田，过得很充实、很幸福。虽然子诚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能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的事业还有待于发展，我们也不会失其本色。劳动、收获乃快乐之本也，所以，我种我的田，他做他的官，亲情不断即为最大的幸福。我们不会扯他的后腿，更不愿给他添任何麻烦。”
今天看来，老人果真不爱钱财。而且，老人处理事情是那么稳妥、恰当，让别人无可挑剔。既然曾玉屏发了话，曾国藩和朱尧阶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两个年轻人相视而笑，他们开始商议婚礼细则。曾国藩主张简单一些，朱尧阶坚持不能过于节俭，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他们便达到了共识。
良辰吉日已定，即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日子过得真快呀！夏虫仿佛还在耳边鸣叫，秋叶这便黄了；中秋节的月饼还没吃完，雪里红菜又端上了桌。
妻子江氏身怀六甲，一个月后小生命就要出世了。曾国藩掐指算一算日子，突然间，他心中有些担心了，一连串的问题窜了出来：国芝的喜日就要到了，曾家眼见着又要少一口人。国芝在白杨坪生活了二十一年，嫁到梓门桥朱家，她能习惯那里的生活吗？朱咏春果真如朱尧阶所描述的那么好吗？朱家翁媪对她如何？她单薄、瘦弱的身子能撑起一个家吗？
曾国藩很不放心，他决定亲自去梓门桥“考察”一番——此时悔婚还来得及！
四个姐妹，死了一个，两个不幸福，国芝不能再走两个大姊的老路。在曾国藩的心中，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很重，国兰、国蕙、国芝也很重、很重。他爱他们，犹如爱自己的眼睛。
十月十四日，曾国藩亲自到了梓门桥朱家，共商大事。按照当地风俗，新娘的兄长是不适宜这么做的，但是，曾国藩做了，而且他工作做得很仔细，生怕有任何疏漏。
当曾国藩到达朱家时，他受到了盛情款待。新郎的父亲朱凤台口口声声称他为“曾大人，”由此可见，曾翰林的地位非同一般。
酒足饭饱之后，朱凤台便向“曾大人”汇报了婚礼那天的具体部署：十五日清晨，由新郎的舅舅率领迎亲队伍（计一百二十人）从梓门桥出发，估计要在黄巢山进午饭，晚上便能到达白杨坪。这样以来，十五日晚需曾家招待一餐，十六日清晨，曾家发嫁。
曾国藩耐心地听完了朱凤台的“汇报，”他觉得如此安排未免太麻烦了。曾家不是招待不起客人，而是没有必要这么迎来送去的。曾国藩向朱家表明了这种观点，他说：
“两家既然结为亲家，就没有必要再讲究什么客套了，我认为喜事可以办得热热闹闹，但没有必要遵循繁缛的礼节。朱家娶、曾家嫁，都是为了一对新人生活幸福美满，若是大肆地铺张浪费、挥霍钱财，于两家皆不利，于一对新人也不利。”
“曾大人何出此言？”朱凤台一副虚心讨教的样子。
“铺张浪费要花费银子，自然于两家不利；轰轰烈烈地迎娶也给一对新人造成心理压力，他们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着，不利之一也。再者，他们今后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一旦发生一点小磨擦，或曰‘你八抬大轿把我抬来的，你八抬大轿把我抬回去’，或曰‘谁希罕你进门，若不是你娘家热情招待我们，我才懒得接你上轿哩’，或曰……这是不利之二也！”
曾国藩说得很实在，朱凤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曾国藩也笑了。他补充道：“我们是过来人，都明白两个人的结合关键是今后把日子过好，至于婚礼，无非是形式而已。”
朱凤台拍手叫好：“曾大人说得太好了！朱某也有同感。既然如此就按曾大人说的办吧！”他显得十分恭敬而谦虚。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初步打算：
“梓门桥与白杨坪相去甚远，一日不可能打个来回。干脆，我们来个这边接亲，那边送亲，十六日早上各自从家里出发，两家在黄巢山相见。曾家送亲之人由曾家招待，朱家迎亲之人由朱家招待，你我双方都不会觉得压力太大，而且当天就能完成大事。只是不知你意下如何？”
朱凤台想了想，说：“我这里十六日清晨出发，傍晚新人就能进门，当然是件好事。不过，两家黄巢山相见时，所有客人应由我们招待，曾大人就不要再争了。”
“不！送亲的估计有七八十人，由曾家招待。”曾国藩的态度很坚决，没有商榷的余地，朱凤台不再说客气话了。当晚，曾国藩便住在朱家，他准备明天一早回白杨坪。
这天晚上，他与未来的妹婿交谈至深夜。从朱咏春的言谈举止中，曾国藩看到了国芝未来幸福的生活，他发现朱咏春不同于大姐夫王国九，也不同于大妹夫王率五。那二王简直就是混账东西，一个爱赌，赌输了就打老婆；一个会耍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个病秧子，不管借谁的钱都赖账。
朱咏春，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举子，他长相俊美、风度翩翩，既有大家公子的风范，又不失书生之儒雅。此人谈吐不俗，知识渊博，很得曾国藩的欢心。
曾国藩心里想：“国芝妹妹，你好福气！才子配靓妹，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十月十五日晚，曾国藩彻夜未眠。
他要仔细想一想明日还有什么没准备到的，力求高高兴兴地把妹妹嫁出去。可是，从十五日下午起，曾家便隐隐约约听到几个人的哭声。首先是母亲江氏低声抽泣，然后是国兰、国蕙、国芝的哭声。不过，她们每个人落泪的“导火索”有所不同。母亲是舍不得女儿远嫁，同时也为女儿的未来担心，所以泪水涟涟。国兰哭自己的命不好，她出嫁的时候家境不好，嫁妆远远比不上国芝的多。国蕙哭满妹，她与满妹感情笃厚，今日之喜事又勾起了她对满妹的怀念。
国芝已是三天没有吃下一碗饭，她舍不得离开娘家，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捏一把汗。两个姐姐出嫁后，日子过得都不幸福，她当然对自己的未来也会有顾虑。大哥从梓门桥回来后，尽管他一个劲儿地夸奖朱咏春，她还是有些担心。
“他真的如大哥所言，是一个好人吗？他会喜欢我吗？他的父母对我会好吗？出嫁以后，他让我常回来看望爹娘吗？”
一连串的问号萦绕在心头，加之就要远嫁，国芝焉能止住泪水！
十六日这天，天晴得特别好，初冬的阳光依然很灿烂，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
曾国藩率领送亲队伍出了山村，爷爷、父亲、母亲一直送到大路口，欧阳氏挺着大肚子跟在后面。曾国藩望了望前方的大路，请求他们别送了，亲人相别，自然少不了哭声，这令他有些不高兴。他眉头一皱，心里想：
“你们哭什么！国芝出嫁是件喜事，为何这般哭哭啼啼？又不是见不到她了。”
其实，曾国藩这次送妹妹真的是兄妹永别了。只不过，他此时连一点点预感也没有！
送走了妹妹国芝，他又迎来了第二个儿子曾纪泽。
曾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他的出生为曾家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这一年来，曾家经历了生离死别，母亲江氏哭了一场又一场，她的眼泪都快哭干了。纪泽的出世总算让她露出了一丝笑容，母亲还算坚强，她的精神没有被摧垮，曾国藩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既然头生子曾纪第已去，这第二个儿子即为长子。曾国藩注视着妻子怀中这位刚落地的娃娃，他的心里乐开了花。小娃娃又白又胖，比人家满月的孩子还要大，而且婴儿长得很像他的母亲欧阳氏，也十分漂亮。曾国藩有种预感：这孩子的命相不错，将来有可能成就大事业。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此时的曾国藩即将进京做官，若要前途辉煌，必须身受皇帝的恩泽。
“纪泽”——及泽，接近皇帝的恩泽也。
曾纪泽，他比死去的兄长要幸运得多。上天给了他一个漂亮的脸蛋儿、一副强健的身子骨、一位前程似锦的父亲、一位慈爱和蔼的母亲和一段平静安宁的生活。
将小儿紧紧地抱在怀里，曾国藩感慨万分：
“人生在世，多么不容易呀！从一落地起，他就要顽强地挣扎、拼搏，以求生存。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他还要遭受一次次磨练，有肉体的，有精神的；有上天抛来的，有人为致使的；一次次的磨难后，他才能一点点长大。运气好的话，他将享受人生；运气不好的话，将无福消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自古人生为情伤，生死离别伤情怀！
儿子，你要健康地成长，为父将努力创造一片光明的天地，让你和你的弟弟、妹妹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尽享欢乐。为父就要启程了，一年后让爷爷送你们母子进京，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永远相亲相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曾国藩离开白杨坪的时候，曾纪泽尚未满月。
曾国藩再次辞别爹娘、妻儿，踏上征途。征途漫漫，他要寻求光明的未来。
这次进京，他踌躇满志，怀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愿，决心做一个正人君子，为国效力，也为家庭尽一份责任。
如果说没有四十岁以后的种种行为，曾国藩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理学大师；如果说他一直沿着早年的人生道路走下去，完全能够造就“曾国藩”人格；如果说他一如既往地追求文学创作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完全可能成为继李白、杜甫、韩愈等人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巨匠。
只可惜，这些“如果”都没变成现实。
在京为官十二年，曾国藩脚踏实地地做了一些事情，即使没有成就“曾国藩大业，”至少也造就了具有魅力的“曾国藩人格”。
进京途中，虽遇险阻，但无危险，他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磨难。他把这场磨难看作是上天对他的考验，他有信心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那一日，父亲曾麟书把他送到了长沙，父子二人在客栈里住了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感到越睡越冷，曾国藩撩开窗帘往外看，原来外面正飘着雪花。他对父亲说：“瑞雪兆丰年。但愿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怎么？外面下雪了吗？”父亲忧心忡忡。因为，临行之前他就有些顾虑，生怕腊月里大雪纷飞，儿子途中一定会有不少麻烦。
“看来这场雪来得凶猛，才多大一会儿，院子里已一片白茫茫了。”曾国藩也有些担心。不过，他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免得父亲把他拉回白杨坪。
曾麟书凑到窗前观察外面，看了一会儿，他向儿子商量道：“看这势头，这雪非下个几天几夜不可。我认为你还是跟我回去吧，等明年开了春再上路。”
“不可、不可！明年四月有一次钦试，我必须参加。”
“正月底上路也不迟呀！”
“我必须提前到京，请大学士穆彰阿为我指点指点。若是此时不走，时间会来不及的。”曾国藩向父亲耐心解释着。曾麟书知道儿子视前程为生命，他也不想拖儿子的后腿，于是勉强同意了儿子的意见。
第二天清晨，父子二人踏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朝渡口方向走去。一路上，曾麟书不住地交待：“若是路上积雪太多，难以前进，你立刻返回。冰雪天行路不但十分艰难，而且危险性也很大，千万不要硬撑着。越往北行，雪越大、天越冷，我们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会冻坏身子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曾国藩心存感激。但是，他不会接受父亲之劝告的，前方的光明与辉煌在召唤他，他岂能轻易退缩！
父亲回去了，曾国藩乘船到了汉口，他打算在汉口住上一夜便继续北上。从汉口出发，到了罗山县境内，雪下得更大了。漫山遍野飞舞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弥漫于空中的雪花使人看不清东南西北。狂风怒号，气温骤降。这种大雪，他只在北方见过，南方地区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恶劣的天气。
曾国藩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一个脚夫，已是腊月十八日，谁还愿意出远门。雪还在下，好像近几日内没有停止的可能性。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河里更没有船只，怎么办？
无可奈何之下，他在罗山县住了下来。这里，地势偏僻，人烟稀少，既无亲戚，也没朋友，他一个人好孤单。暂时的孤单并不可怕，怕的是一旦住下来，更走不掉了。
五、六天后，雪总算止了。曾国藩的心中更凉，这么大的雪，交通早已阻断，他根本无法前行，看来只有在这陌生之地过年了。年并不难过，人家放鞭炮，他听炮声；人家吃年夜饭，他闻一闻饭香；人家带着老婆、孩子逛庙会，他揣着银子闲溜达。他向当地人打听为何见不到往来车辆，人们告诉他不到正月十五，是没有人肯出门跑车的。
曾国藩不禁叫苦连天：“我的妈呀！天已放晴，为何还要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才有车子？”
一位热心肠的人告诉他：“正月十五以前出行不吉利，谁肯出车呢！不过，你如果肯出五两银子，有位老汉不在乎吉利不吉利，反正他光棍一条，不怕折了谁的福。老汉有辆破旧牛车，破是破了些，把你送出山口还没问题。”
“什么新牛车、旧牛车的，能坐上它赶路就行。”曾国藩满口答应出五两银子，他雇下了破旧牛车。
当老光棍汉赶着老牛走近时，曾国藩心里犯愁了：这车子哪儿是什么破旧不破旧的问题，它分明就是能不能上路的问题。你看那大车木轮子，因年久失修都磨得不见铁钉了，车板更是破烂不堪，连一块完整的小木板也找不着。还有那头老牛，它已经老得挪不动步了，早该送往屠宰场。
曾国藩皱了皱眉头。老汉咧着一嘴黄牙，笑着说：“客倌，你究竟上不上路呀？你不坐车的话，那边还有两个人想坐哩！”
“老哥，这车子，行吗？”曾国藩有些担心。
“行！保证把你送出山。我赶了一辈子的大车，在这条山道上来来回回也不知有几千次了，从来就没有出过事，放心吧！”看来，老汉有十足的把握。
曾国藩小心翼翼地上了车，他往牛车上一坐，车板“吱扭、吱扭”直响，他心想：“我还是小心一些为好，不能躺下放心睡大觉，万一车子被压垮了，我坐在这里，跳下去得快。”
老牛车在雪地里慢慢悠悠地前行。天依然很冷，曾国藩裹紧了身子，冷风透过棉袍直刺身子，他冻得像个冰柱儿。老汉只穿了一件破棉袄——那是曾国藩不曾见过的破棉袄，棉絮一团一团地往外挤，棉袄连个钮扣也没有，老汉就用草绳胡乱扎一下。
可是，老汉身上冒着热气，他没有冷的感觉。
车子行到山坳处，路越来越难走，老牛在泥泞中举步维艰，它每前行一步都使出浑身的力气，老牛身子发颤，随时都可能倒下。
“老哥，它用尽了力气，我们还是下车吧！”曾国藩有些不忍心了。
老汉一副冷漠的神气，他说：“你要下车，我不拦你，只拉行李也是五两银子。再说了，地上全是泥，我们下了车，还能拔出脚吗？”
老牛想挣出泥坑，但实在拔不出脚来，老汉猛抽了几鞭，老牛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它猛地倒下了。破牛车向东面一歪，“喀嚓、喀嚓”几声，大车散了板儿。
曾国藩尚未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就被压到了下面。泥水就像空气，它无孔不入。一下子，他的棉袍、棉裤、棉鞋全湿透了。他想挣扎着爬起来，“哎哟，我的腿怎么了？”
他用右手拉了拉右腿，好像右腿已失去了知觉。
“不好！我的右腿被砸伤了。”曾国藩立刻明白了。他大喊：“老哥、老哥，快快扶我站起来。”
老汉不应，曾国藩又喊了几声，老汉“哇”地一声放声大哭：“我可怜的老伙计哟，你怎么就这么完了！你跟着我跑山道儿也有七、八年了，什么样的恶劣天气没闯过，怎么今天你就倒下了呢！呜呜呜……老牛、老牛，我对不起你呀！呜呜呜……”
曾国藩不再指望老汉来救他。他用双手撑着地，左脚一用力站了起来，右腿疼得很厉害，就像尖刀剜心一样。他努力走向散落一地的行李，拎起那沉重的包袱，解开包袱口并掏出二十两银子，他对老汉说：“今日遭遇险阻，但无危险，这是我们命好。别哭了！我陪你二十两银子，回去买辆新车、买头新牛吧！”
老汉的哭声嘎然而止。
他伸出沾满污泥的双手接过了银子，他笑眯眯地对曾国藩说：“你真是个大好人！下次，我还拉你。”曾国藩苦笑了一下，他能说什么呢！
老汉背着包袱甩开大步往前走，曾国藩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他默默地背诵着《孟子·告子章句》中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初，曾国藩终于到了京城，他暂时住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同年梅钟澍与陈源兖也住在这里。
他们三人准备参加四月份的钦试。虽然他们已中进士、点翰林，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日后就可以躺在“成绩单”上睡大觉了。今后每一年，他们都要参加由皇帝钦定题目的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者，或派到各地做巡抚、都督，或入翰林作检讨、编修，成绩极不理想者留翰林院作散馆继续学习。
四月初，曾国藩移居淀园挂甲屯，十七日参加了钦试。钦命题目为：“正大光明殿赋，”其韵为“执两用中怀永图”；诗赋“人情以为田”。
曾国藩考得并不理想，他得了个二等十九名。
一等可出京做巡抚、都督，二等只能留在京城做散馆，他授职检讨。“检讨”是个闲职，属七品，只是个“芝麻官，”手中无实权。
在别人看来，七品“芝麻官”实在太可怜了，俸禄不多，手中无权，枉费二十几年的寒窗苦。
可是，胸怀大志的曾国藩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此时不宜“入世，”一来自己没有什么政治经验，难以应付复杂的官场；二来自己缺少钱财，无法打通许多关节；三者，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不急于追求高官厚禄，自己的学识尚需充实、人品尚需完善、应付各种局面的能力尚需锻炼。
所以，讨个闲职正合他意。
趁此机会，他可以博览群书，可以正心修身，可以冷静地观察成功者的言行并向他们学习，可以把家眷接进京城尽享天伦之乐，可以……
他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
冬天的北京异常寒冷，盛夏的北京又炎热无比。
家眷年底才来，他孑然一人无需住太大的房子，于是，他搬出了淀园挂甲屯，住进果子巷万顺客店。这个万顺客店地势偏僻，房屋低矮，价格当然要便宜一些。
自从住进万顺客店，曾国藩就觉得身上有些不对劲儿，他三天、两天病一次，每次都发高烧。
年轻轻的他没在意这事儿，到了八月初，他不能再等闲视之了。他已高烧七、八天，难咽饭食、走路发晕，一天晚上，他“扑通”一声栽倒了。
客店老板知道曾国藩是翰林检讨，也知道他有位朋友叫陈源兖。于是，老板亲自跑去找陈源兖，恰巧陈源兖出京办事了，不过，另一位湖南人来到了病榻前。
此人叫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乃陈源兖的同窗好友，虽然他从来未见过曾国藩其人，但从陈源兖的口中听说过另一位湖南老乡曾国藩。并知道曾国藩胸怀大志，是个难得的人才。
老乡病重，欧阳兆熊岂能坐视不管！他来到了万顺客店，为病中的曾国藩端水送药，简直是无微不至。半个月后，曾国藩病愈下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请欧阳兆熊去馆子吃一餐。
此时，陈源兖已回京，他听说曾国藩病了一个多月，连忙赶来探视病人。
陈源兖在馆子里找到了两位老乡，三个人谈笑风生，曾国藩根本没有大病初愈的样子。陈源兖挖苦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小小病痛呻吟不止，可笑、可叹也！”
曾国藩反唇相讥：“你若有病，不求他人？”
“不求！只让老婆来伺候我。我才不会麻烦别人呢！”
欧阳兆熊笑着说：“涤生有病，我前来探视，我们不就相识了。从此成了朋友，这是上苍的安排，我高兴还来不及哩，怎么能说麻烦呢！”
从此以后，欧阳兆熊与曾国藩也成了好朋友。
每当曾国藩、陈源兖及欧阳兆熊三人相聚的时候，他们的话题总是如何修身养性、如何汲取知识、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开创未来。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
一天上午，三个人来到了北京琉璃厂大街，他们逛了好几家书店，均没看到一本好书。正想回去的时候，曾国藩的目光落在《朱子全集》上。他脱口而出：
“《朱子全集》！我想得到它已经有好多年了，只是今天才见真容。”
陈源兖附合道：“我也是。不过，听唐老先生说若是想读通《朱子全集》，非下苦功夫不可。我没有那个耐性，老婆身体不好，儿子幼小多病，照顾他们还来不及，哪有功夫读它。”
曾国藩问了一句：“你提起的唐老先生，是不是那位太常寺卿唐鉴？”
欧阳兆熊插了一句：“正是他。唐老先生也是我们湖南人，老家湖南善化。此人为人耿直、学识渊博，又善交益友，在湖南老乡中口碑极好。他研究《朱子全集》已有十几年，体会颇深，不少人都愿请教于他。”
曾国藩问：“我买下《朱子全集》，读之若不甚懂，便去向他讨教。你二人能带我拜访唐老先生吗？”说话的时候，他一副虔诚的样子。
陈源兖回答曾国藩：“我试一试吧！唐老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也许他愿收下你这个学生。不过，你最好不要说自己是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他与大学士素来不和，他看不惯穆彰阿投机钻营、排斥异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一个理儿：在任何一位老师面前不要提及另一位老师如何如何……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在陈源兖的引荐下，曾国藩拜师于唐鉴先生。这位唐老先生的确是爽快之人，他视小老乡曾国藩为知己，毫不保留地向曾国藩讲述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要诀。
老先生已年过半百，他一生偏爱程朱理学，视《朱子全集》为珍宝。可是，多年来未曾找到知音，他甚感苦恼。大清朝人才济济，有热衷古文的，有致力于考据的，有对西学感兴趣的，有专研天文、地理的。程朱理学发展了几百年，如今却门庭冷落，不免让人为之惋惜。
就在唐老先生找不到“千里马，”并为此悲哀之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突然，他发现曾国藩是个人才，一位难得的寒门儒生。
他还保留什么呢？！
唐鉴早已听说过曾国藩是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可是，他不在意这些。只要曾国藩今日改换门庭，投师于他，他就欢迎。
曾国藩第一次登门求教，唐老先生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对于其他的书，你只须泛泛地浏览一下即可，而对于博大精深的《朱子全集》，则应熟读、精读。把它作为你的必修课程来深入钻研，吃透它的涵义，研究它的内蕴，探讨它的精髓。而且，不能把它当成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作为修身的典籍。”
老先生越说越带劲儿，干脆，他站了起来，双手擎住缎面精装本《朱子全集》，流露出十分虔诚的神色。看那情景，老先生不仅崇尚理学，而且十分崇敬理学家朱熹，这是曾国藩以前未曾想到的事情。一旦一个人对某事、某人着了魔，他便会全身心地投入极大的热情，甚至是倾注全部的感情。
唐鉴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这本书，就像看着他最心爱的儿子。他全然不顾听者的情绪变化，一个人继续说：“治经应专注一经，一经能通，其他诸经则可以旁及。”
曾国藩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虚心求教：“先生所言，学生不太明白，恳请先生赐教。”
唐鉴一听这话，更高兴了。他心想：“这个曾国藩不仅虚心好学，而且还善动脑筋，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不多了。既然他拜我为师，我何不循循善诱，开导于他！”
于是，他讲述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得体会：
“我不赞同什么‘博览群书’，那只能对各门知识略知一、二，而不求甚解。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所得必然极少。其实，一个人要学习的知识可以归纳为三种，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其中义理之学最为主要，考核、文章这两个门类尚在其次。一个人若能潜心致力于义理之学，其他各个方面便一通百通。我们平日里所讲的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掌握了经世致用之学，你就能从历史文献中总结前代圣贤成功的要诀，考察历代典章以学会治理国家，你的修养也能得到真正的提高。读书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把个人的潜能发掘出来。不然的话，死读书、读死书，那只能叫书呆子，最后便是读书死。”
整整一个下午，唐老先生侃侃而谈，曾国藩洗耳恭听，曾国藩受益非浅，唐老先生安慰至极。当老师讲得口干舌燥时，曾国藩开始谈起学习心得：
“学生以为先生所言极是。以前，学生以八股进阶之文为重，忽略了义理之实用价值。今后如果能深入研究义理之学，则一通百通。”
“是也、是也！像诗、词、文、曲之类的文章小技，都不必专门用功，义理一通，诸类皆能掌握。”唐老先生根本没把考核、文章放在眼里，他只注重义理之学。
如此说来，曾国藩这些年来对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等文章大家的学习，岂不是一场空！
从唐府出来，曾国藩既有不少新的收获，也有不敢苟同之处，他问自己：
“义理果真那么重要吗？从唐老先生的经验看来，若要提高个人修养、学会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精通义理。老先生主张学以致用，这个观点很正确。对此，我早已有不成熟的看法，今日之交谈肯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学习的最终目的是经世致用，八股进阶只是手段。只有通过读史书、习八股，才能一步步闯关，达到一定的境界。一旦达到了那种境界，便可以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不过，他那‘一通百通’之观点，我不敢苟同。义理固然重要，考核、文章同样也重要。我国古代文学家璨若明星，他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那些令人神往的诗歌意境，那些蕴含深厚的人生哲理，绝不是唐老先生所说的‘小技’，而是雕龙之精品。
对于他的观点，合理的成份我吸取，偏颇的地方我摒弃。回去以后，我将潜心研究《朱子全集》，两个月后定能见成效。除了认真研究《朱子全集》以外，唐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热忱的助人精神也很值得我学习。”
回到住处，曾国藩便认真读起了《朱子全集》。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常言道：听君一言，胜读十年书。今天在唐府，我接受了不少新的观点，虽然不能‘胜读十年书’，却也受益非浅。老先生学以致用的思想启迪了我，听罢茅塞顿开，若发蒙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唐鉴十分敬佩。
一个多月下来，曾国藩初步掌握了《朱子全集》的要领，他根据唐老先生的指点，为自己制定了日课十二项：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五、读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
曾国藩决心说到做到，力求读书真正有所得。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体会到“敬”与“静”两个字的功夫尤其重要，只有真正做到“敬”与“静，”才能达到心思专一，不虚夸、不浮躁，脚踏实地地学习与工作。
对照朱熹所提倡的“礼，”曾国藩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在检身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读书的时候往往不能专心致志、生活中很难克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又比如静坐之时常想入非非，尤其对权势的渴望更强烈……
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致命伤，必须下决心去除之。可是，一个人若要克服自己的缺点、改变多年来养成的恶习，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曾国藩正为此烦恼。
于是，他再次拜访了唐鉴先生。他向老师讲述了自己的种种苦恼，希望老师能指点迷津。唐鉴当然会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进一步耐心地给予指导。老先生告诉曾国藩：“有一个人，他在读书、检身方面做得很好，你可以向他学习。他就是我的另一位学生、蒙古人倭仁。”
提起倭仁，曾国藩早有所闻。他曾经从陈源兖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并知道倭仁的修养极高，在蒙满大臣中，倭仁的学问当数最佳。他早就知道倭仁为“理学大师，”只是一直无缘相见。
曾国藩恭敬地向唐老先生询问：“倭大人为大清要臣，他肯接见我吗？”
“有我推荐，一定会接见你的。按官职，他为三品，你只是个七品，你应该称他为‘大人’；按辈份，他应该是你的学兄。既然你愿意求教于他，就不论什么官职与辈份了，你还是称他为‘先生’最好，不疏远，也不亲昵，更有利于自由的交谈。”
依照唐鉴的建议，曾国藩又来到了倭仁的寓所。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此人投师于唐鉴已多年，他酷爱读书，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竟至残酷的程度。他坚持每天晚上检讨自己的一言一行，并把所有的想法和作为全部写进日记里。
当曾国藩向倭仁虚心请教时，倭仁非常乐意把自己这十几年的做法告诉来者。
他上下打量着曾国藩，发现曾国藩的确很有诚意，不是那种浮躁、浅薄的公子哥儿，他便传授了修身养性的秘诀：
“若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步步向正人君子靠近，你必须不断地反躬自问。问一问自己‘今天的作为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检身的最佳方法是写日记，我坚持写日记已经有十几年了，大至上朝，小至吃饭、穿衣，甚至和老婆相爱、和子女相亲，每一件事情都能认真对待，尽量做到坐作饮食皆有札记。”
曾国藩暗自想到：妈耶！什么事情都要写出来吗？学习中的问题、处人中的困惑当然可以写，至于夫妻相爱，怎么写得出手呀？
倭仁似乎看穿了曾国藩的心思，他强调道：“如果你不是将写日记流于形式，而是想真真正正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必须什么都写进去。日记是给自己看的，痛骂自己也好、批驳自己也好，都无人知晓，却能帮助你提高品德修养，使你日臻完善。”
“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写日记。一定按照先生的意思做，从清晨醒来后的洗漱到晚上脱衣上床，白天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写下来，反省自己的过错以利不断进步。”
“不！不但是白天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写下来，更重要的是把初期的思想萌芽也写出来，甚至夜里的梦境都要写出来。这样才能从思想根源上挖掘自己的龌龊，把自己批驳得体无完肤。不然的话，你还会为自己寻找种种借口，为自己遮遮掩掩。”
倭仁一脸的严肃，曾国藩肃然起敬。
回去以后，他果然按照倭仁的要求去做了。他坚持每天写日记，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一点点思想动态、一个个能记起的梦境全写了下来：
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读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走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元无礼，二也；龃龉之语，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
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闻，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何以卑鄙若此！
曾国藩在每一篇日记里都如实记录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勇敢地剖析自己，指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严重失误，痛恨自己的缺点与错误，甚至是大骂自己一番。他写了一副楹联悬挂于堂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每当他困惑、疲倦时，他便将这两句话默读几遍，好像自己又来了劲儿，继续读那本《朱子全集》，对照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确在进步，一步步向“君子”方向靠拢。
那一日，曾国藩应同年陈源兖之约，赴陈宅共进晚餐。陈源兖比曾国藩大五、六岁，有一妻一妾，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此时，曾国藩的妻儿仍未到京，他是个并不快乐的单身汉。
陈家热热闹闹，妻妾和睦相处，儿女膝下承欢。吃饭的时候，桌上只有陈、曾二人，三个小孩子在院子里玩耍，欢声笑语不断传来。曾国藩羡慕至极，他对朋友说：“儿女绕膝，其乐无穷也。”
陈源兖笑着回答：“曾老弟，你又想妻儿老小了吧！为什么迟迟不把他们接来？”
“家父已来信，年底就送家眷进京。”曾国藩老实相告。
陈源兖满脸堆上笑来，他挤眉弄眼凑近曾国藩，说：“家眷不在身边，何不纳个小妾？一来可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二来心里也不觉得寂寞了。你想吗？如果同意的话，我那如夫人（小妾）有一位姐妹，今年才十五六岁，人如桃花一般鲜艳，行不行？”
曾国藩是个男人——一个有情有欲的男人，他的心里怦然一动。
就在这时，陈源兖的如夫人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肉汤走了过来。按礼说，她是嫂子，曾国藩对她应该恭恭敬敬。可是，此时他被陈源兖挑逗，正对女人充满了热望。他双眼盯着如花似玉的女子，语言也轻薄了起来：
“嫂夫人，坐下陪我们喝几杯吧！瞧你走来走去的，累不累呀！陈兄会心疼的。”
陈源兖看出了端倪，他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踹了曾国藩两脚。曾国藩如梦初醒，他满脸通红，应付了几句立刻逃出了陈家。回到寓所，他打了一盆凉水将自己的脸闷在水盆里，他要“洗一洗”脑子。
当晚，他写下这么几句：“岱云（陈源兖）的小妾太漂亮了，我在他家的时候几乎不能自持。说了一些狎亵的话语，既令岱云很不高兴，又有损于我自己的形象。逃出陈府以后，坐在车上依然心旌摇荡，总不能忘怀那女子。朋友的妻妾也敢想，我真是十足的恶棍，实在太可恶了！”
第二天上午，曾国藩把这篇日记拿给倭仁看。倭仁看罢心中大喜，他称赞曾国藩已做到了严格检身的地步，这正是一步步在向“君子”靠拢。
倭仁帮助曾国藩清除思想上的“垃圾，”将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不健康思想挖掘出来，甚至是内心的隐私、隐患，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倭仁，以求倭仁给以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达到正人君子的要求。
在唐鉴与倭仁的帮助下，曾国藩除了恪守日课十二项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他把《五箴》写在纸上，请人装裱好悬挂于书房，每日清晨读一遍，晚上睡觉以前再读一遍。
立志做一个正人君子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代价，曾国藩不但立了“五箴，”还时刻告戒自己：“不要做口头上的君子，更要从实际上严格要求自己，重点是善于反省，找出自己身上的污点，毫不留情地鞭挞它、批驳它，使得污点无藏身之处。”
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便静静地坐着，反省前一天，一旦找出瑕疵，他就在心里痛骂自己，并下决心改正缺点。到了晚上亦如此，睡觉以前也静静地坐着，反思一下白天里的一言一行，发现问题便痛恨不已，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他每天一篇日记，毫不留情地揭露自己，赞扬那些为人传诵的圣人。渐渐地，他悟出了一些道理，在日记中，他写道：
“仔细思索一下，古代圣人的功夫不外乎是以下四点：谨慎、主敬、求仁、思诚。一个人若能做到谨慎独处，则心胸宽广又泰然自若；主敬则外表整齐严肃，内心专静纯一，常常端庄恭敬便身体强壮；求仁是从本体上保养心性，对于广大民众则是爱惜备至，老百姓自然心悦诚服并爱戴他；思诚，就是一个人要做到忠诚不二，不说大话、谎话，以诚待人神灵也会钦服。”
曾国藩的思想境界真的提高了，修养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此，唐鉴与倭仁皆称赞不已。
然而，更多的朋友不理解他，陈源兖等人见状，都认为曾国藩着了魔，他们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得他神经兮兮的。几位好朋友劝他不必过于执迷，他一概置之不理。他仍然我行我素，沉醉于“倭仁式”的克己自检之中。
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
两个多月过去了，曾国藩已把自己从里到外、从小到大批驳了一遍又一遍，他几乎找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优点，只能看到古代圣人的优秀品行了。他每日如僧人坐禅一般，静静地坐在屋子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不断闭门思过。
日子久了，他竟有些神情恍惚、目光呆滞、痴情迷乱。
突然有一天，他猛烈地咳嗽了几声，然后便觉得有一团东西堵在嗓子眼儿，以为是痰，他便走到院子里想吐掉它。当他吐了痰转身欲进屋时，突然发现吐的不是痰，而是血。
曾国藩心中大惊，他害怕极了，蹲在地上观察污物。
“是血，的确是一团鲜血！我怎么了？难道得了痨病？今年才三十出头，上有老、下有小，读了二十几年的书为的是光宗耀祖，为的是报效朝廷，为的是妻儿老小都幸福。如今若得了不治之症，这一切全成了泡影，我本人以及家人怎么能受得了呀！”
这一瞬间，他痛苦万分。
曾国藩未敢迟疑，他立刻找到了老中医并自述病症。大夫不但为他认真把了脉，还仔细询问了一番。他把这两个月的饮食起居如实告诉了大夫。老中医摇头晃脑，拖着长长的腔调说：
“过也、过也！你是读书人，比我懂的多，凡事要把握一定的度，超过了限度便要‘折断’。人乃血肉之躯，饮食起居应遵循一定的规律，不然的话，身体肯定会受损。”
“如此说来，我要不要抓些药吃吃？”曾国藩很怕身体受损。
老中医再次抬起头来，他凝视着病人，慢条斯理地说：“药必须吃，只不过是几种补药罢了。更重要的是调整心态，重新安排你的生活。”
回到寓所，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倭仁静坐思过、日日写札记不会损伤身体，而自己却口吐鲜血。正在他陷入苦恼的时候，陈源兖为他进行了解释：
“这叫因人而异。他的身体状况与你不同，心境也与你不同。或者是他很适宜那种近乎疯呆的‘修练’，而你不适宜。我们早就劝过你，不要搞什么‘静坐’，也不要搞什么‘反思’，你哪里听进去一句话？如今‘修练’不成，反而闹出病来。”
曾国藩辩解道：“生病是因为我身体太弱，怎么能和静思扯到一块呢？按你的意思看来，静坐反思之克己之法有问题了？”
陈源兖表明态度：“克己至圣本无过错。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的确非常可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就必须像倭仁那样做一个‘苦行僧’。只要你从思想深处认识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遏止自己的欲望，防止不良倾向，你也一样能成为正人君子。”
人在迷惑时，如果能被别人指点一下，或许他能立刻清醒过来。
陈源兖苦口婆心、耐心劝解，曾国藩心悦诚服。
他结束了苦行僧般的静坐，而改为有节制的读书、思考、写日记、检点自己，他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读书，并按时向唐鉴和倭仁汇报思想动态及学习心得，他感到自己有了一定的进步。
唐鉴谆谆教诲曾国藩：“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如果读书与生活不牵连起来，就是读了一辈子的书也是白读。”
曾国藩当然明白老师所指何事。回到住处，他下决心先从两件具体的事情上“克己”。如果这两件事都做不好，以后就不要谈什么“克己，”也追求不了什么完美的境界，至于成就大事业，更是不可企及的！
一是戒烟、二是戒棋。
读书的时候，嘴里叼个水烟袋是他的嗜好，他的烟瘾很大，以至于有“水烟枪”之称。早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好友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人就劝他戒烟，当时他置之不理。每当他抽几口水烟后，便感到格外精神，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近两年来不行了，随着他的烟瘾加大，每次猛抽几口后，他总感到胸口十分憋闷。一袋烟下来，他总咳嗽不止，有几次痰中带有血丝。
看来，非戒烟不可了！
曾国藩收起了水烟袋，半天还能撑下去。大半天过去了，烟瘾一犯好难受，还是硬撑着。当天夜里，他几乎彻夜未眠，几次下床欲取水烟袋，可是都没有付诸行动。第二天清晨，他打了好几个哈欠，还是想吸上两口。他举步向前欲取水烟袋，突然，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对自己说：
“曾国藩，如果你现在去取水烟袋，就永远不要说什么‘克己’，也不要再踏进唐老先生和倭仁大人的家门，更没有资格去管教你的儿子。取与不取，自己决定吧！”
可想而知，他没有去取水烟袋。
为了不让自己再有一点点“邪念，”曾国藩将烟袋杆折断。从此，他不再抽水烟。
戒棋，就不那么容易了。
曾国藩迷上围棋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当年，他与大舅哥欧阳牧云初识的时候，欧阳牧云竭力怂恿他学围棋，欧阳凝祉先生当时就把儿子欧阳牧云臭骂了一顿。这不是说下围棋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那时的曾国藩没有过多的精力投入其他事情，他必须一心只读“圣贤书”。
父亲及岳父的反对并没有减弱曾国藩对围棋的兴趣，相反，他对下围棋越来越迷恋。不久，他的棋艺便超过了欧阳牧云。欧阳牧云不服输，他们每次相见时，欧阳牧云总要挑战曾国藩，结果往往是曾国藩大获全胜。
曾国藩一路“杀”过来，凡是和他对弈过的人无不称赞他棋艺精湛。这更助长了他的骄傲自满情绪，每逢遇到对手时，他总是硬拉着人家下几局。旗开得胜时，他沾沾自喜；难分难解时，他坚韧不拔；输给对方时，他又纠缠不放，非让人家陪他再下一局。
久而久之，他落了个溺情于弈的名声。
当然，溺情于弈并非大的缺点，但是，却消耗了他的大量精力。一旦棋瘾来了，哪怕手头正写着文章，哪怕正读着一段精彩的文字，哪怕已到深夜，他可以不读不写、也可以不吃不睡，但不能不下两局。他常常半夜里去敲朋友的门，央求朋友陪他过过瘾。
对此，他自己早有过正确的认识：下棋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可以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但是，成了“棋痴，”不但个人精力受不了，朋友也有些反感，诸多负面效应逐渐暴露了出来。
看来，也非戒围棋不可了！
他暗自下决心：不戒围棋，何以为人！
像戒烟一样，他的决心很大，一连多日不沾棋盘。他舍得折断烟袋杆，却不舍得毁掉棋盘，他将心爱的棋盘锁在箱子里，再把钥匙扔掉，以表示永不再下围棋。
朋友不相信他能戒掉围棋，有几位爱开玩笑的人自带棋盘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处，他们装作没看见曾国藩在场，几个人下的下、看的看，十分开心。曾国藩拿起书来装模作样地读着，黄鹤汀与邹云旗鼓相当，他们难分胜负，坐在一旁观奕的陈源兖不住地评点，急得曾国藩心里直痒痒。
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他猛地合上书本，快步向众人走来，干脆“参战”吧！
“哈哈哈……”众人大笑。
曾国藩又下起了围棋。对此，他为自己掩饰道：“抽水烟百害而无一利，当然坚决把它戒掉。下棋则不然，它益多害少，控制对奕次数即可。”
至于他曾经说过的话“不戒围棋，何以为人，”当然没有人再去提及了。
《朱子全集》很快读完了，曾国藩自感收益不小。他依然常去唐鉴和倭仁那里，聆听他们的教诲、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
聪明的曾国藩深知专注一家必定受其限制，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全面地武装自己。历代优秀的朝臣，大多博览群书，以求全面发展。
目前，他只是个翰林院的七品进士，不过，他相信有一天能位居三品、四品，甚至是一品、二品。到那时，他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深厚的修养和敏锐的思想，一部《朱子全集》远远不够用，他尽可能做诗坛圣手、歌赋大家、训诂能者。
于是，他又结交了刘传莹、吴廷栋、何桂珍等人。
汉阳人刘传莹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在京城名气很大。以前，曾国藩受唐鉴、倭仁的影响，对考据存有偏见。自从结识了刘传莹以后，他认识到自己的狭隘性，而刘传莹也很想了解程朱理学，于是，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曾国藩向刘传莹等人学习考据、训诂学，弥补了学识上的缺陷，扩大了知识面，学术上力求更全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注意诗词歌赋上的进一步发展，倡导诗文要言之有物，反对无病呻吟之作。
博采众长，全面发展，一时间，曾国藩在翰林院名声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