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懒懒地穿过雕龙画凤的窗牖射进御书房，龙榻上的道光皇帝也同样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曾国藩知道，自己该告退了。虽然这次面君只有短暂的一刻，但对一个春风得意的仕途新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自从道光十九年冬离开白杨坪以后，曾国藩就没回过家乡，屈指一算，他在京已生活了八、九年。这些年来，他从七品至四品，官运还可以。此外，学识上也大有长进，他既攻理学，又兼治考据、辞章，翰林院里数他名气最大。
事业上，曾国藩已有了很大的成就感，可是，生活中却烦恼不断。
那年冬天，也就是他到京后的第二年，父亲曾麟书护送曾国藩的妻儿、三弟到了京城。人口一下子增多了，原来的寓所已不够住，曾国藩决定移居绳匠胡同，那里的房子大一些。更重要的是房后有一处空地，约二、三亩，完全可以当菜园，曾国藩希望家眷闲暇的时候从事些体力劳动，既可以补贴生活，又不会养成家人懒惰的习性。
父亲只住了几天就回去了，三弟曾国荃留了下来。国荃生于道光四年八月，如今已十五六岁，他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大孩子，原来也在家塾随父亲读书，比起国潢、国华来要刻苦一些，比起大哥曾国藩当年，他逊色多了。
国荃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这么久，虽然大哥十分疼爱他，大嫂欧阳氏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他还是有些想家。再者，他初来乍到，北京城连个朋友都没有，除了哥嫂，便是侄儿，他最大的乐趣便是引逗小纪泽玩耍。
曾纪泽才一岁大，可是，小儿身体健康、性格活泼，很招人喜爱。国荃十分疼爱可爱的小侄子，一有空闲就逗他玩耍。对此，曾国藩有些不满，不是因为他不爱儿子，而是觉得三弟不懂得珍惜大好时光，耽误了学习。
十天后，曾国藩向穆彰阿开了口，他想让穆彰阿出面讲个情，让三弟曾国荃入国子监读书。在翰林院，只要穆彰阿想办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很快，曾国荃和八旗贵族子弟一样，入了国子监读书。国子监坐落在城东安定门附近，曾国荃早出晚归，学习很有规律。曾国藩这才放宽了心。
在四个弟弟中，数国荃最聪明，也最俊逸，所以，曾国藩多多少少有些偏爱他。曾国荃从小就十分招人喜爱，在白杨坪一带被称为“奇童”。
道光十二年，曾家来了一位客人，父亲曾麟书热情款待客人。酒饭之间，主客互命诗题，以诗助兴，客人以“君子保身”命对，希望曾麟书巧对下句。曾麟书读了一辈子的书，四十多岁时考上秀才，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过任何功名，由此可见，他资智平平。
又喝了几杯酒，才思更迟钝，曾麟书想了半天才憋出四个字“小人有母”。
站在父亲身后的曾国荃脱口而出“帝乙归妹”。
客人惊呆了，他向曾麟书询问：“这个孩子几岁了？他才思敏捷，对答巧妙，是你的第几个儿子？”曾麟书如实相告：“这是我的三儿子，今年整八岁，随我在家塾读书。他们兄弟四人中，就数他与老大读书最用功，人也聪明一些。”
客人赞叹不已：“‘君子保身’对‘帝乙归妹’，奇句也！这小儿乃奇童也！”
佳话很快传到了曾国藩的耳里，他为三弟而高兴。如今三弟来到了京城，又入国子监学习，曾国藩心中十分高兴。他相信只要国荃肯下苦功夫读书，不久的将来，曾家将出第二个才子。可是，人世间往往遗憾大于满足。
两个月下来，曾国荃不但没有任何长进，反而一天天滑了下来。本来，他的文章写得不错，那一手颜体小楷也令人惊叹。入京以来，他没精打采，整日萎靡不振，一副懒散的样子。白天里，他装模作样去上学，晚上回来从不见他温书、习字。
曾国藩掏出三弟的书本一看，他不由地火冒三丈，他将三弟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拉出来，厉声责问：“为什么一章书也没圈点、一篇文章也没写？”
曾国荃自知有错，他耷拉着脑袋，一吭也不吭。曾国藩更恼火，他大吼道：“你说话呀！你怎么读的书？书本上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没有，分明是没认真读嘛！”
说罢，曾国藩将书本一掷，掷到了地上，他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欧阳氏正哄着小纪泽入眠，她听见了丈夫对三弟发火，便问道：“怎么了？你为何这般生气？”
曾国藩将三弟之事告诉妻子，欧阳氏温和地劝慰丈夫：“三弟年纪还小，不太懂事，你应该耐心说服、教育才是，那么大声斥责会吓坏他的。对了，有一件事情，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前两天，三弟没去国子监读书。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支支唔唔不愿说，后来，他帮我在菜园里浇水。还说，在家劳动愉快极了。”
听了这话，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国子监乃大清国最高学府，达官贵人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内读书，有多少人可望不可及。三弟明白这个理呀！他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呢？其中一定有问题！
曾国藩又回到了三弟的房间，曾国荃看见大哥站在床前，他吓得面色发白。曾国藩不忍心见此状，他温和地说：“国荃，你没有认真读书，这是事实。但是，你必须告诉大哥其中的原因。”
曾国荃仍低头不语。曾国藩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发火。好一会儿，曾国荃才低声道：“我们家离城东安定门那么远，我不想去读书了。”
“你一直都是早出晚归，年轻人走上一个时辰的路不算什么呀！怎么突然提出国子监离家太远了呢？”曾国藩追问。
无论曾国藩怎么追问原因，曾国荃来个一言不发。看国荃脸上的表情，内心一定十分痛苦。
十五六岁的大男孩，他不愿意说出的事情，你永远也问不出来。
本来，曾国藩打算让三弟在国子监先读一、两年，然后送他到北京著名的另一学馆深造。那个学馆是唐鉴的一位学生开的，馆长曾在英吉利国生活过，颇通洋文，所以他的学馆开设的课程比国子监的多一门洋文。曾国藩认为三弟可以学学洋文，或许今后能用得上它。
如今曾国荃的表现很令长兄失望，中国文化都没有学好，何谈学习什么西文？曾国藩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认为三弟如今的厌学是心情浮躁造成的，在湖南老家时，国荃渴望到京城看一看。一旦到了天子的脚下，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他又想着回家了。
这种心情浮躁之人在哪儿都学不好，如果他闹着回家，就让他回家去吧！
曾国荃在京城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依然如故。一天到晚，不是抱着小纪泽玩耍，就是在菜园子里抢着浇水，嫂子欧阳氏多次规劝他，他仍无心学习。这时，有一位湖南老乡送家眷回去，曾国荃向长兄提出与之结伴同行回湖南。
欧阳氏真情挽留，曾国藩打断了妻子的话，他的语调很生硬：“年轻人不懂得珍惜前程，我们过问得了吗？随他去，回去以后别后悔就行！”
这话好难听！
曾国荃低下了头，他的泪水已充满了眼眶。毕竟是一母同胞兄弟，曾国藩见状，心又软了下来。他递给三弟四十两银子和一封信，并叮嘱道：
“路上多小心！四十两银子若花不完，回去以后交给母亲。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好友罗泽南的，你带上它去拜访罗先生，争取留在他的学堂里读书。罗泽南知识渊博、为人忠厚，若能从师于他，你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曾国荃点头答应并将那封信收好，银子却不肯全收下。他说：“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一粒粮食也没带来，如今怎好再收大哥的银子。你们过得并不宽裕，若不是大嫂种些菜、养几只鸡，光靠大哥那微薄的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曾国藩的脸一沉，生气地说：“小孩子操这么多心干什么！我让你大嫂种些菜、养几只鸡是为了保持劳动之本色，并不是缺少银两而为之。”
“前几天，炭场伙计来催炭钱，大嫂东挪西借才打发走伙计，我全看在了眼里。我恨自己在这里白吃闲住，所以决定回湖南。这四十两银子，我怎么好收下？”曾国荃是个细心人，大哥家并不富裕，他早看到了。
曾国藩拉过三弟的手，语调变得温和多了：“沅弟，大哥的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总不至于拿不出一点银子。四十两并不多，带上它吧！回去以后要学着懂事一些，珍惜时光、刻苦学习，为曾家争得光彩，大哥也就满足了。”
第二天，曾国藩亲自将曾国荃送至芦沟桥，分手的时候，他将昨夜写的一首诗送给三弟。曾国荃正欲打开看一看，曾国藩制止了他，说：“回去以后，慢慢品味吧！”
曾国荃看得清清楚楚，大哥的眼里噙着泪水，他不禁心头一颤，觉得很对不起大哥。当曾国藩的身影渐渐模糊时，曾国荃展开纸条一看，诗句映入了眼帘。有一句特别让他心动，那便是“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
曾国荃明白大哥的意思，兄弟几人之中，大哥对自己总有些偏爱。
曾国潢生于庚辰年，“辰君”当然指他了；曾国华生于壬午岁，“午君”便是他。曾国荃字沅浦，曾国藩称之为“沅弟或老沅”。至于“白眉，”还有个典故。三国时期，蜀汉的马良才学出众，人品端正，因为他眉毛之间有白毛，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白眉”。
屈指老沅真白眉！
这寄托了大哥对自己的多少希望，曾国荃惭愧地低下了头。
他真的如曾国藩所言，那样有出息吗？
送走了三弟国荃，曾国藩迎来了大女儿曾纪静；第二年，二女儿曾纪耀出生；第三年，三女儿曾纪琛出生；又两年，四女儿曾纪纯出生。
家里不断添丁增口，他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决定辞退所有仆人，家务由欧阳氏一人承包。此时的欧阳氏，已不是十年前那位亭亭玉立、温文尔雅的读书女子了，她生过六个孩子以后，身体逐渐发胖，人也苍老了许多。
她一手带大几个孩子，亲自种菜、种瓜，晚上还要纺线、织布，其繁重的家务可想而知。看到夫人如此辛苦，他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位勤劳、善良的女人。有时候，欧阳氏累得直不起腰来，曾国藩心疼万分，他和夫人商量是不是买个小丫环来帮帮她。
欧阳氏总喜欢说那句话：“别人家的女人不都是这么干过来的，我和她们有什么不同吗？虽然你做了官，享受朝廷的俸禄，但是一年才二百多两银子，家里吃穿用度开zhina么大，到了年底，有时连取暖柴火钱都要拖欠。我们还能用丫环吗？”
家里的开支一天天增大，曾国藩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日子当然要过得清苦些。对此，欧阳氏毫无怨言，她知道丈夫是个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他不像别人那么贪，所以除了朝廷俸禄，没有其他进项。
有一次，曾国藩协助大学士穆彰阿批阅会试试卷，几天来，曾府门庭若市。凡是来向曾大人求情的，没有一人空手而来，有的送银子，有的带来上好的高丽参，也有的送来一份地契，更有的送来美姬。曾国藩一律拒绝之，他不是不爱钱，也不是不爱美女。
在夫人面前，他十分坦率，他真诚地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的生活再拮据，也不能收下人家的钱财。凡是送礼者大多成绩不佳，若是收下了他们的钱财，我在阅卷时就不能秉公办事，势必埋没许多人材，而将那些庸才提交给朝廷，岂不是误了国家、坑害了有识之士！对于美姬，我更不愿收下。男人有几个不爱女色的，我当然也爱，但是，我爱的是自己的老婆。那些妖艳的女人，像个花瓶摆在家里，男人必须小心翼翼地照顾之，稍有不慎，“花瓶”打碎了，将会闹个天翻地覆，家无宁日，怎么过日子呀！”
欧阳氏“扑哧”一声笑了，她瞅见儿女不在面前，便点着曾国藩的额头，略带醋意地说：“原来你也是个伪君子呀！不纳小妾，是因为怕打碎了‘花瓶’。如此说来，是我妨碍了你享受人生。干脆把我们娘儿几人送回湖南，家里摆个‘花瓶’就不会打碎了。”
曾国藩偷偷地勾住夫人的手，哄劝着：“好了、好了，瞧你这醋劲儿，酸死人了。我拒绝收下美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养不起呀！”
“这才说对了！五个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若是再来一个小艳妇，非把你累死不可。”欧阳氏开心又放心。
一提起家庭开支，曾国藩就头疼，眼下生活已不宽裕，湖南老家也让人烦心，到处都要花银子。前几天，曾国藩接到了父亲的来信，有一件事情尤其让他放心不下，那就是二妹国芝的身体很弱，目前生活已不能自理。
曾国芝嫁到梓门桥朱家以后，她勤快又善良，深得公婆的欢心。朱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无不夸奖国芝是个知情达礼、朴实本份的好媳妇。
嫁到朱家十一个月，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遇难产，几乎丧命。幸好朱家请了个有经验的接生婆，三天三夜的生死挣扎，她总算逃出了“鬼门关”。孩子刚满一百天，她又怀孕了。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国芝到河边洗衣服，受了些风寒，三天后流产了。
她向家人隐瞒了这件事，依然早起晚睡，辛勤备至。奶着孩子又小产，她怎么受得了呀！一下子，她病倒了。这时，朱家婆母才大呼小叫，责备国芝的丈夫朱咏春。朱咏春也觉得自己有些失职，没有照顾好妻子，所以，他日夜守在病榻前照顾病人。
年轻的夫妻相守在一起，怎么可能养好病！
国芝又怀孕了。
父亲曾麟书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暗暗骂着朱咏春，他为女儿的身体担心。实在不放心，他不顾什么礼节，赶到了梓门桥去看望女儿。
此时，国芝正处于妊娠反应之中，面目消瘦不堪，脸上连一丝血色也没有。她躺在床上，婆婆亲自端吃端喝、倒屎倒尿，曾麟书又为女儿感到羞愧。他回到白杨坪后，立刻给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希望儿子能寄些钱回来，给国芝买些补品送去。
国芝身体虚弱，做大哥的当然不能漠然置之，曾国藩决定先寄去二十两银子，稍后手头宽裕时再资助一些。此外，他还给国潢写了一封信，希望国潢能常去看望一下国芝。在信中，曾国藩这么写道：
“国芝的身体本来就不十分强壮，两年中，又是难产，又是小产，如今再怀孕，其体质会更加瘦弱。听说现在全仰仗朱家阿婆辛勤照料，我总觉得这很不好。婆婆服侍媳妇，这是反常之事，会折福的。天下没有不孝顺的媳妇最终能有好结果的。我不在家，家中一切事务全拜托你了，你要常常去朱家看望国芝，代我向她问好，并教育她要奉养公婆，不能让婆婆再伺候她了。”
曾国藩万万也想不到，他寄去的银子和那封信尚未到达时，曾国芝因早产又难产，永远地合上了眼睛。她才二十五岁，一朵鲜花凋谢了。
在京做官的曾国藩闻讯后，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堂堂的七尺男儿竟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兄弟姐妹九人，已有两个妹妹先他而去，他心痛万分。
后来，他为妹妹国芝写了墓志。湖南梓门桥朱家将墓志镌刻在墓碑上。
适朱氏墓志
适朱氏妹，吾父之第三女子也。幼而病痼，父母恐不宾于婿，特慎许人。年廿有二矣，友人某告余曰：“闻若为女弟择所归。有朱子咏春，愿而敦，讷而慈爱。必得佳婿，莫良此子。”
国藩卜之，吉。请于父母而嫁与之。道光十九年十月也，是岁国藩以初厕词臣，乞假家居。
而朱氏之诸昆，亦适有举于乡者。两家父母、大父母各无恙。里人颇称门祚之盛。亲迎之夕，姻娅族党会者数百人。越三日，内无长幼，皆以为贤；外无戚疏，皆以为祥。
……
国藩窃禄京朝，发一家书而两遭期功之丧，又何痛也！于是泣识甚略，使咏春追埋诸幽，具叙其内外家之系而声以铭诗，以宣吾悲。铭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鞠兹惠质艰厥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国芝的死讯让曾国藩悲痛了好一阵子，他刚刚愈合了心灵的伤痛，大妹之婿王率五便来到了京城。对于这位不太争气的妹婿，曾国藩不太欢迎。
三年前，父亲曾麟书进京时说了一些不利于王率五的话，说他虽是书香门第出身，也读过书，但不务正业，身体又不好，而且心地狭窄，又有嫖娼之嫌。
曾家人能喜欢他吗？
曾国藩进京做官以前，王率五常常去岳父家借银子。那时，曾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每次仅以三、五两银子打发他走。自从曾国藩来到了京城，便很少听到大妹国蕙及妹婿王率五的消息了。
此时，曾国藩已是兵部侍郎。他手中有了一点权力，俸禄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日子慢慢地好过了起来。妹婿来到了面前，他冷若冰霜，不是因为来了亲戚，多了几张嘴，而是王率五那副落魄的样子让他生气。无论曾国藩如何冷淡于他，他都默不做声，使得大舅哥曾国藩无法再数落下去。
原来，王率五到京是负荆请罪的。
本来，王率五还算本份之人，自从曾国蕙进门以后，夫妻二人总想把日子过好。可是，他堂兄，也就是曾国兰的丈夫王国九常常欺负他，不是多占他几分宅基地，就是破坏了他的水渠。而且，国兰与国蕙亲姐妹变成妯娌后也常常恶语相对，堂兄弟之间闹得很不愉快。他们的“官司”经常打到白杨坪，岳父曾麟书也指责大女儿、女婿，说他们不该仗势欺人。并建议王率五在别处买地盖房，少与王国九往来。王率五听从了岳父的劝告，另建一处住房。
两家矛盾得到了缓解，王率五的日子应该一天天兴旺了。其实不然，先是国蕙小产受寒，大病了一场。后来王率五又得了肝病，家中状况一天不比一天。
曾麟书岂能眼见女儿揭不开锅，他资助了不少银子。对于这件事情，曾国兰始终耿耿于怀，曾麟书总是劝导大女儿要心胸宽广一些，不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曾国兰振振有词：“如果国蕙家果真吃不起饭，别说当爹娘的要伸出援助之手，就是我这个做大姐的也要掏几个钱出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你们资助他的银子，他拿出去偷偷逛窑子、找妓女，我能不生气吗？”
看那口气，国兰不像在说谎。
曾麟书心里“咯噔”了一下，过去也风闻过此事，不过他不相信。王率五家境贫困，身体瘦弱，他能去干那种事情吗？如今国兰忿忿而谈，不可不信也。曾麟书让二儿子曾国潢暗中盯梢王率五，果然传闻不假，曾麟书怒不可遏，他一气之下跑到国蕙家，大骂王率五。
从此以后，王率五不敢再踏进岳父家的大门，曾家当然也不会再资助他了。
国蕙和丈夫大哭大闹了几场，她拖着病身子仍住在夫家，不过，夫妻感情破裂了。她与丈夫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骂，几乎是家无宁日，日子过得很痛苦。父亲曾麟书心疼女儿，但女儿是王家的人，他又不便过多干涉女儿的生活，只有忍气吞声，暗骂王率五。
上次，曾麟书到京的时候，在大儿子曾国藩面前讲述了这些烦心的家务事，以至曾国藩对王率五也变得反感起来。
曾国蕙与丈夫的关系一天天恶化，为此，她寻死觅活。王率五已在妻子面前承认过错，希望国蕙能原谅他，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国蕙不依不饶，认定丈夫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常常口出恶语伤害王率五。有一天，王率五被激怒了，他打了国蕙几个耳光。
国蕙哭着跑向白杨坪去搬“救兵，”王率五深知国潢、国华的脾气，妻子刚走，他也走了。他到堂弟王仕四家里讲述了夫妻争吵之后，王仕四认为曾家会“讨伐”于王率五，所以劝王率五快快躲几日。
躲！上哪儿躲呀？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早晚都要面对曾家人，不如自己主动请罪。
王率五认为大舅哥曾国藩更开通一些，不如立刻动身去北京。再说，如果大舅哥肯帮忙的话，进京以后还可以谋个职，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王仕四也想去北京投靠曾国藩，于是，他们只带了十千串钱，从湘潭到长沙，又从长沙乘船到了汉口。到汉口时，两人已不名分文，只好步行进京。一路上，他们以乞讨为生，饱一餐、饿一顿，几个月下来衣衫褴褛、肮脏不堪。
当两个人一路打听，站在曾府门前时，欧阳氏还以为他们是乞丐，正想用两个馒头打发他们走，王率五大叫：“大嫂，我是率五呀！”
欧阳氏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她猛然认出了妹婿。二话没说，她让客人进了家，先是两大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后又烧了一锅开水让他们洗个澡，再换上国荃留下的衣服，王率五、王仕四才恢复了常人的模样。欧阳夫人不是爱搬弄是非之人，但是，她忍不住说了一句：
“前几日，你大哥（曾国藩）收到国潢的来信，说你离家出走一事很令他们生气。等一会儿，你大哥回来时，你应多加小心才是。”
王率五点头答应。
妹婿站在面前，曾国藩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欧阳氏已悄悄讲述了二王一路上的辛苦，并为王率五求了个情，希望曾国藩不要过于严厉责备他。曾国藩又气他，又有些心疼他，同时也觉得这个王率五很可怜，所以，曾国藩骂了几句算了，并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王率五感激涕零，表示永远不敢再欺负国蕙。他见大舅哥有些怜惜他的样子，便壮着胆子央求大舅哥，帮他和王仕四在京城谋个职。他似乎也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过错，并有痛改前非之表示。他向曾国藩保证，一旦得到某职，一定将妻子儿女接进京城，并好好地照顾他们。曾国藩没有立刻答应他。
不是因为曾国藩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他不想让妹妹、外甥过上好日子。是因为他不想以权谋私，而且，他从王率五的实际情况分析，认为妹婿不适宜留在京城。
虽然王率五以前有种种不是，毕竟他还是亲戚，又远道而来，所以曾国藩让妻子热情招待妹婿。王率五和王仕四在曾府住了三个多月，曾国藩迟迟不作答复，王率五急了，他问大舅哥何时才能为他谋个一官半职。
曾国藩耐心劝导他：“率五，我反复考虑了很久，觉得你不宜留在京城。大清朝向来以仕取人，没有真正才学的人很难在这里立足。也许我出面能为你谋个职务，但你十年、八年都不可能有出头之日。自古以来，宦海风云难测，尤其是那种官位卑微的小吏，他们的前途更是渺茫。我在京生活了几年，就没看到有几个官位卑微的小吏下场很好。他们不是当了人家的‘替罪羊’，就是上了年纪被一脚踢开。再者，当个小吏，俸禄少的可怜，维持二、三口人生活还可以，你若把国蕙娘儿几个接来，那点俸禄怎么够生活。”
曾国藩希望王率五能明白这个道理。
起初，王率五很不高兴，他认为大舅哥不肯帮他的忙，所以，脸子拉得好长。曾国藩继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说得王率五心服口服，直至妹婿点头为止。不过，王率五有个顾虑，他担心到京谋职不成，回去以后落人笑柄；更怕国蕙、国潢、国华等人瞧不起他。
对此，曾国藩早已料到。他将五十两银子和一封信交给妹婿，并安慰他：“信中已讲明，回去以后，你立志安居乡间，本本份份地做人、踏踏实实地生活，我希望他们能平等待你。信中还乞求父母能原谅你的过失，你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只管大大方方地去白杨坪看望岳父母，我的父母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会善待于你的。”
王率五也是个好面子的人，此次来京，曾国藩没有严加责备，他已是感激不已。如今又得了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他决定明天就启程回湖南，回去以后脚踏实地干一番，也为自己争口气。
妹婿刚走，曾国藩便接到了三叔曾骥云的来信，看完信，曾国藩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欧阳氏看到丈夫的脸色有些不对劲儿，便轻轻地走近丈夫，为丈夫送上一杯茶水。曾国藩放下手中的书本，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突然间，他发现妻子苍老了许多，与十几年前的那位窈窕淑女简直判若两人。他的心头不禁一颤，觉得有些对不住妻子。
他放下手中的毛笔，轻声说：“孩子们都睡下了吗？你也去歇息吧！以后这种端茶、送水的小事情由我自己来做。家里七、八口人，吃饭、穿衣够你忙的，别累坏了身体。”
曾国藩十分心疼妻子，欧阳氏更体谅丈夫。她拢了拢额角那一缕散乱的头发，温和地一笑，说：“伺候丈夫、孩子是我的本份。你在外面挣钱也很不容易，夜间常常能听到你的低声呻吟，我无力替你分担什么忧愁，惟一的贡献便是生活上照顾好你。”
曾国藩诡秘地一笑，他瞅着妻子的脸，低声说：
“不！你还有其他最可贵的贡献。若没有你，我的五个可爱孩子从何而得呀！你给了我最大的欢乐，让我尽享天伦之乐，你还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女人。”
“你不正经！看你平日里斯斯文文的，此时比任何人都耍滑。枉你读了二十几年的书，近两年又搞什么静坐、反思，你怎么不反思反思自己思想深处的‘垃圾’。我认为你应该洗一洗脑子了，别让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染坏了你。”
夫妻二人打情骂俏，更引逗得曾国藩不能自已，他干脆撂下书本来纠缠妻子。欧阳氏任凭丈夫摆弄，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老天爷，我求求你了！让我的丈夫对我永远充满热情，不要让别的女人占据他的心。我为丈夫甘愿付出一切，只要他一心一意对待我们娘儿几人，为他当一辈子奴仆也是幸福的。”
她的眼泪悄悄地流到了枕头上，曾国藩吃惊地问：“你怎么了？哭什么？”
“我没哭，只是心里太高兴了。涤生，你对我们娘儿几人这么好，我将如何报答你呢？”
曾国藩抚摸着妻子那日渐粗糙的脸颊，轻声说：“保护妻子、儿女是每一个丈夫的责任，夫妻之间说什么报答呢！还有，今天晚上你称我为‘涤生’，我高兴极了。自从我考上进士，你口口声声叫我‘老爷’，我心里有多么别扭。”
在丈夫的怀抱里，欧阳氏感到了安全与幸福，她抹干了泪水向丈夫又撒起娇来。很久、很久了，曾国藩感受不到心爱女人的娇憨，是现实生活削平了她的灵智与娇媚。今晚，他又找回了十年前的感觉，岂能错过这美好时光！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曾国藩不见了枕边人，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勤劳的女人，你不想睡懒觉吗？比起你来，我自觉惭愧。我搞了一阵子的静坐、反思，只在处人为事上反思了自己有没有过失，从来没有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对得起妻子。你整日操劳、养育儿女，我竟没有想到帮你一把，你却十分满足，你对我的要求真是太低了。”
从欧阳氏的身上，曾国藩看到了什么是温顺善良、什么是无私付出、什么是宽宏大度。他似乎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劳动妇女的美德。
这美德闪耀在她们身上，是吸引男性的磁力。
曾国藩无法再躺下去，他倏地一下跳出了温暖的被窝，洗脸、漱口、拿起书本，这才是君子应为的事情。读着、读着，一首小诗粘住了他的目光。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好也！曾国藩拍案而起。他苦苦思索了两天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