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顶戴耀眼红
一、直犯龙颜请恩泽
曾国藩用几个通宵写成的恳求朝廷委以重任的奏折，竟被恭亲王轻描淡写地就束之高阁。若不是肃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恐怕一辈子也不能得到皇帝的“御览”。不过御览了又有什么用处？咸丰也只是轻轻说了句：“父亲去世就该老老实实在家丁忧守制，三年以后再说吧……”
咸丰七年（1857）三月，战争有了一点点转机。曾国藩本打算趁石达开离开江西之机，赶快收复失地，突然他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父亲曾麟书去世了。
此时，曾国藩正在瑞州军营中，得知父亲的死讯后，他与二弟曾国华抱头痛哭。他边哭边唠叨着：
“我们的父亲今年才六十多岁，他本不该死得那么早！是我这个不孝之子令他整日提心吊胆，他才这么短寿的。”
曾国华深知大哥非常内疚，他还能再说什么呢？如今埋怨谁都晚了，父亲已去，永远不能再醒来。
曾国藩说得很对，其父的确死于过度焦虑与伤心。
自从曾麟书得知湘军被困江西一带后，老人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他都处在惊恐之中，生怕有什么灾难会降临到大儿子曾国藩的头上。再者，去年夏天曾纪泽的媳妇贺氏难产而死，老人悲痛不已，他一病不起，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
一个多月后，讣告才送到曾国藩兄弟三人的手中。闻讯后，兄弟三人悲伤不已，决定立刻回乡奔丧。可是又一想，曾国华、曾国荃均是自由之身，用不着向任何人告假。曾国藩不行，他是大清朝的臣子，必须向“顶头上司，”即向大清的皇帝请假后才能离职。
曾国藩连夜写好了一份奏折，奏报其父去世，恳请皇上准他回乡奔丧并在家守制一段时间。按大清惯例，无论几品朝臣，只要是死了父亲或母亲，一律回原籍守孝（守制），这叫“丁忧”。
此时，曾国藩父丁忧，他理当回老家湖南。
按常规，要等皇上准奏后才能离职开缺。曾国藩不能等了，他安排好军中事务便带着两个弟弟匆匆上路。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妥善安置湘军诸事务。他将湘军陆师交给王等人带领，又令彭玉麟、杨载福二人带好湘军水师。有人问他何时回来，他含糊其词。别人以为他过度悲伤，不愿多说话，所以不再多问什么。
众将士送了一程又一程，曾国藩始终一言不发。最后，还是曾国荃向大家拱手感谢：
“众兄弟都回去吧！我们走后辛苦大家了，我代表大哥向诸位表示深深地谢意。”
说罢，他又一次致礼。众人皆还礼，彭玉麟拉住曾国藩的手，真诚地说：“大人，一路平安！我们等着你回来，后会有期！”
曾国藩的嘴唇似乎蠕动了一下，但终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曾国华、曾国荃见状，连忙替他说了句：“后会有期！”
客船已消失在天尽头，彭玉麟、杨载福还站在岸边目送曾氏兄弟。杨载福对彭玉麟低声说：“彭将军，你不觉得曾大人不太对劲吗？”
“我当然能感觉得到。不过，也许他太悲伤了，不想开口说话吧！”
杨载福仰望天边的浮云，若有所悟，他自言自语道：“最难捉摸的是人心。就如这天边的浮云，你不知道它会向何处漂去，也不知道它将变成什么形状。曾大人，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世间万事万物都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时也都能变通。按惯例，曾国藩必须等皇上准奏后才可“离岗，”可是，他三天后便“擅自离岗”了；按惯例，丁忧守制时间为三年，然而，咸丰皇帝只准他休假三个月。
三天──三个月──三年，奇妙的“三”。其中，大有文章！
“三天”表示了曾国藩是个大孝子；
“三个月”表现了大清皇帝的急迫心理；
“三年”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仪与孝道。
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丁忧之中的曾国藩究竟求“孝，”还是求“忠”呢？几十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曾国藩当然既求“孝，”又求“忠”。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是，大清皇帝的“三个月后立即返回江西办理军务”之决定，他万万不能接受！朝廷发来的圣旨是胡林翼转交给他的，当他接到谕令时离返回江西的期限仅有五、六天了。
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动身的。一是：大丧未出百日，曾家沉浸在悲痛之中，此时离乡有悖人情；二是：曾国藩离开江西时，他根本就没打算这么快回去。
不谈好条件，他是不会回去的。
什么条件？当然是要政权、财权、人权了！
早在江西军营处处受掣肘的时候，他就暗暗思量过这些问题。为什么每到各地总受人排挤、遭人陷害，处处受制于人？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自己手中无权！
其实，曾国藩早就想伸手向朝廷要权了，只不过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以父丁忧为契机，向咸丰皇帝正式“摊牌，”再合适不过了。
要权，既有私心成分，更有几多公忠。私心与公忠孰轻孰重，他说得清清楚楚。
作为大清的忠臣，当国家皇权受到威胁时，他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但是，他始终是“团练大臣，”手中不掌握实权。一个人不拥有一定范围内的政权，他很难在那个范围里立足。曾国藩虽为兵部侍郎，朝中二品大员，但地方上不买他的账！
好一点的对他不冷不热，但更多的地方大员对他是百般刁难。他们总认为：管你是他妈的什么“兵部侍郎，”还是“刑部侍郎，”在我的辖区内，统统得听我的指挥。不然，就得叫你吃苦头。这是没有政权之苦！
没有财权更苦。组建湘军、带兵打仗离不开银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恰恰是这个问题难倒了并不爱财的曾国藩。
若说对于金钱的渴望，曾国藩并不十分强烈。由于他从小就受到爷爷曾玉屏的影响，他一直比较清高，很少为银子而动心。北京为官十二年，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收受贿赂。可是，他几乎没收过人家一两银子，他可以拍着胸脯自豪地说：“我是清官，真真正正的两袖清风！”
组建湘军至今已有五、六年了，他一直为没有银子而苦恼。湘军不是国家经制之兵，虽然能征善战、屡建战功，但有功人员却不能像绿营弁兵那样补授实缺，死者也更得不到厚恤。尤其是坐困江西期间，兵粮都成了问题，士兵吃不饱肚子，怨言便多了起来。
毕金科率部攻打景德镇就是最惨痛的一个事例。
政权、财权皆无，当然更谈不上掌握人权。
前几年，在湖南境内招募兵勇尚不成问题，有不少将领自动投靠于曾国藩。一旦出了本省，不但招募兵勇困难重重，就连投靠湘军的将领也微乎其微了。特别坐困江西的日子里，有个别人想带兵投奔曾国藩，江西巡抚陈启迈百般阻挠，万载县的“彭寿颐事件”足以说明问题！就拿他的印章来说吧：出山办团练之初，其印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后来换为“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再后来又换为“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
换来换去，也没换出个巡抚或钦差大臣之印章。
这叫他如何不伤心！
以上种种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曾国藩不可能立刻返营！
曾国藩于痛苦中度日如年。眼见着假期已尽，不能总这么对峙着吧！
这两天，他思前想后，欲寻找一个最佳方案去解决问题。从心里讲，曾国藩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军营，但他不能那么做。他必须向大清的皇帝讨价还价，去争取自己该得到的那一部分。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主动陈折比较好，让大清的皇帝明白他的心迹。
咸丰七年六月六日深夜，曾国藩伏案疾书，他写下了长达两千多字的陈情折，准备第二天便派人送往京城。写好之后，他吹灭了油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时，初升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朝霞光芒四射。打开窗子，一股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远处山坳里传来隐隐约约的练兵声，那是三弟曾国荃新招的五百乡勇在操练。曾国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心里想：“只要皇上能体察出我的苦楚，给个巡抚或钦差大臣之职，再加上这些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湘军，近一、二年内彻底消灭粤匪没什么问题。”
手里握着折子，他不由地读出了声：
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摺
奏为沥陈微臣办事艰难竭獗，终恐贻误，吁恳在籍守制，恭摺奏祈圣鉴事。
窃臣谬厕戎行，与闻军事。仰蒙圣慈垂注，帱载恩深。凡有奏请，多蒙俞允；即有过失，常荷宥原。遭逢圣明，得行其志，较之古来疆场之臣掣肘万端者，何止霄壤之别。惟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值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
定例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拔补，给予札付。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忌，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挑补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臣未奉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当他读到“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与“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两句时，他显得有些伤感。
是呀！人人都知道“名不正则言不顺”。
不官不绅的曾国藩就是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连他的下属塔齐布都干上了提督，同僚胡林翼也成了巡抚，甚至是狗屁不通的陶恩培都有过巡抚之职，惟独曾国藩至今还是个“黑户”。这叫他怎能不生气！气归气，他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如今，他不愿再受那份窝囊气，不给点“实惠，”他就是不返营！
曾国藩接着往下读：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
……
臣帮办团练之始，仿照通例，镌刻木质关防，其文曰“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四年八月，臣剿贼出境，湖南抚臣咨送木印一颗，其文曰“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九江败后，五年正月换刻“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是年秋间补缺，又换刻“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摺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
……
兹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微臣讲求颇熟，不敢逾闲。今楚军断无覆败之患，省城亦无意外之虞。臣赴江西，无所容其规避，特以所陈三端艰难情行既如此，而夺情两次，得罪名教又如彼。斯则宛转萦思，不得不泣陈于圣主之前也。臣冒昧之见，如果贼势猖狂，江西危迫，臣当专摺驰奏，请赴军营，以明不敢避难之义。若犹是目下平安之状，则由将军、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契较捷。臣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多守数月，尽数月之心；多守一年，尽一年之心。
……
曾国藩读完奏折，他又有些犹豫了。他在自言自语：
“折子里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是不是太尖锐了？皇上看到这份折子，他会作何反应呢？要么，这折子不呈也罢。不，还是呈上去！这些年来，我为大清朝付出了那么多，连属下都捞到了好处，我又得到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曾国藩并不是贪权、贪财之人，但手中无权无钱实在是寸步难行。这些年，我埋头苦干，受了多少窝囊气，这姑且不论，若是轻易返营，恐怕以后的日子依然很难过。与其日后再一次后悔莫及，不如今日以守制为理由，先在家静观一段时间再说。再说，目前太平军发生了内讧，不攻自败，朝廷所受的威胁小多了。一旦国家有难，哪怕是处境再艰难，我也会挺身而出的。”
如此想来，曾国藩不仅坚定了信念，而且他的心理也轻松多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置国家危难于不顾，而是在争取应得的那一份，这是正当的要求。
就在这时，曾国荃练兵归来，正风风火火地向书房这边走来。瞧那兴奋的样子，就知道他有话要对曾国藩说。
“大哥，新招的这几百兵勇棒极了。他们每天苦练杀敌本领，个个英勇无畏，很让人高兴。你还有几天就回江西了，我们带着这批人马上路，湘军的实力将大大加强。”
曾国藩拉过一条板凳，让三弟坐下来说话。
曾国荃发现大哥的神情有些不对劲儿，便问：“怎么，我说错了什么？”
“不，你说得很对！若是把新招的这一批兵勇带到江西，一定能进一步增强湘军的战斗力。不过，几天后我不会返营的。”
“为什么？”曾国荃有些愕然。
曾国藩将那份折子递了上去，他想听一听三弟的意见。
曾国荃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然后说：
“大哥，你多年来的艰辛与委屈，我和三哥（曾国华）、小弟（曾国葆）全看在眼里。我们都非常敬佩你的为人，暗中为你叫屈。折子里所说的全是事实，手中无权、无钱寸步难行。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你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湘军打了多少胜仗、消灭了多少敌人，皇上的心里是有数的。不过，像你这样坦率、直白地要权，皇上会高兴吗？”
“如今只能走这条路了。不过，我认为皇上应该理解我的苦衷，若要让我继续为朝廷卖命，不解决实际问题，我难以回营。”
“这样好吗？”曾国荃忧心忡忡。
曾国藩注视着年轻、潇洒的三弟，他发现曾国荃有些不情愿的样子，便耐心地说：
“关于你和国华、国葆的出路，我已为你们设想好了。你三人没有资格向朝廷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你和国华三天后便启程，立刻返回江西大营。国葆暂时留下，让他再招一批兵勇，一旦训练好了，让他带着队伍去找你们。”
曾国荃小声问：“大哥，你呢？万一皇上不悦，可就苦了你了。”
曾国藩拍了拍三弟的肩膀，又叹了一口气，说：“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不过，依我的推测来看，太平军尚未被彻底消灭，湘军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皇上不会抛弃我的。”“但愿如此！”曾国荃为大哥捏了一把汗。
曾国藩所呈的折子很快到了军机处。
大清朝规定：各位朝臣、官吏所呈的奏折必须先经军机处大臣阅读，才能进一步处理。军机大臣认为重要的折子，立刻送往养心殿，让咸丰皇帝御批；次要一点的，第二天早朝时送到大殿，或当场批阅，或带回寝宫批阅。
至于那些无关紧要的请安折或军机大臣能处理的折子，就没必要再呈给圣上了。几位军机大臣能妥善处理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让伤神的天子再伤神。于是，他们也有权“枪毙”部分奏折。曾国藩的奏折就被皇上的六弟──恭亲王给“枪毙”了。他认为曾国藩言过其实，湘军早已发展、壮大，特别是前两年，曾国藩到处耀武扬威，还有谁敢给他“小鞋”穿。一定是他对手中之权不满足，找个借口向朝廷伸手，以求更大的好处。
恭亲王将曾国藩的奏折压到了一边，他打算明天上朝时提醒咸丰皇帝再发一道圣旨，谕令曾国藩尽快返回江西以消灭“太平贼子”。不管曾国藩想通，还是想不通，他都得坚决执行。违抗圣旨就要杀头，谅他也不敢再提什么要求了。
尽管当年恭亲王也欣赏过曾国藩的胆识与勇气，也在皇上面前讲过曾国藩的不少好话。可是，一旦曾国藩给朝廷找麻烦时，恭亲王会一点情面也不讲，给不省心的人以必要的回击。
这就是比冰块还冷的人情、世道！
事情往往又有巧合性，当恭亲王没把曾国藩的要求放在心上时，另一位有权有势的军机大臣——肃顺却暗中做了手脚。
此时，军机处由祁隽藻、恭亲王、肃顺、杜翰、文庆、彭蕴章等人组成。这几个人中，有“帝党”分子，如恭亲王和祁隽藻；有“肃党”分子，如肃顺和文庆；还有“无党派”人氏，如杜翰等人。
长期以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是恭亲王主张的，肃顺就反对；只要是恭亲王反对的，肃顺就支持。他们早已形成尖锐的矛盾，看来化解不了了。
也真巧，曾国藩的奏折被肃顺看到了，他如获至宝，连忙揣到了怀里。眼珠子一转，他计上心来：
“虽然曾国藩不是我的心腹之人，但我要利用他打击‘鬼子六’（恭亲王）的嚣张气焰。明日早朝，叫你‘鬼子六’难堪一下，我也解解心头之恨。”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咸丰皇帝懒洋洋地问：“有没有重要的奏折？朕昨日偶感风寒，如果没有什么大事，众爱卿简单陈述后便散朝。”
“啊、啊、啊……”咸丰皇帝连连打了几个哈欠，不知昨夜他又宠幸哪位妃子了。他没精打采的样子，让人看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有这种厌倦朝政的天子，大清国能强盛吗？
丹墀下的几位军机大臣有的皱眉头，有的置若罔闻，有的暗自高兴。恭亲王上前一步，陈述道：
“皇上，胡林翼奏：太平贼子内讧已被制止，石达开带兵两万离开了金陵，他们正向江浙一带窜进。此股乱贼势力不小，胡林翼率领的军队恐怕难以彻底消灭他们。看来，曾国藩的湘军得助他一臂之力。”
咸丰皇帝紧皱眉头，说：
“众爱卿不是早已分析过：太平内讧势必削弱逆贼的势力，我朝将很快结束长达七年之久的剿匪战争。怎么今日又言胡林翼率领的军队难以消灭他们？如果真的需要湘军助他一臂之力，朕谕令曾国藩快快回营好了。”
和道光皇帝一样，咸丰皇帝也不喜欢听忧。
不管皇上爱不爱听，恭亲王都要讲下去：
“曾国藩陈折，他向朝廷提出了条件，不然的话，他不愿返回江西大营。对此，臣认为有些不妥。其一，曾国藩的湘军虽打过胜仗，但也有过惨败，此时答应了他的要求，其他人会不服。其二，逆贼尚未彻底消灭，他向朝廷提要求为时过早，不可骄纵这种人。其三，若答应他的要求，将影响胡林翼的情绪，不利于战争。所以，臣认为应该让曾国藩立刻回营，其他事情以后再议。”
“准奏！还有其他事情吗？”咸丰皇帝欠起了身子，他准备退朝。
“皇上，臣有话！”肃顺连忙喊道。
“肃爱卿，有重要的事情吗？”咸丰皇帝耐着性子寻问。对于肃顺，咸丰皇帝总有些偏爱。若是换了其他人，咸丰皇帝才懒得坐下哩。
“皇上，臣有些没弄明白。刚才，恭亲王说曾国藩向朝廷提条件，不知曾国藩是怎么说的。能不能把折子拿出来看一看？”
“老六，肃爱卿讲得对！把折子呈上来，让众人议一议。”
恭亲王脸色陡然一变，他瞠目结舌，语无伦次：“这个、这个，折子、折子不在了。”
肃顺的脸上掠过一丝奸笑。
“折子呢？”咸丰皇帝龙颜不悦。
恭亲王的声音比刚才低多了，他怯懦地说：“折子找不到了。昨天，臣看完以后便放到了桌上，我从官房（厕所）回来时，它不翼而飞了。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以后会慢慢查清楚的。”
咸丰皇帝很不高兴的样子，他责备了六弟几句，然后问：“回去继续找一找吧！老六，曾国藩的折子究竟讲了些什么？”
恭亲王狠狠地瞪了肃顺一眼，心里想：
“肃老儿，昨天，当我从外面进来时，只有你一人在军机处，这分明是你捣得鬼！你不是想让我难堪吗？你忘了：我的记忆力惊人，能轻而易举地把它背出来。你很失望的！下一次，你小心点，别让我当场抓获，本王爷会兴师问罪的！”
虽然恭亲王不能做到一字不差地背诵，但是，他的记忆力的确很惊人，这不能不令在场的人感慨不已。听完以后，咸丰皇帝发话了：
“曾国藩所言也有道理，他手中无权无钱，处处受制于人，日子的确很难过。”
肃顺与郭嵩焘关系不错，曾国藩也是他比较欣赏的人，既然皇上都表态了，他还不趁机说上几句吗？于是，他开口道：
“皇上圣明！皇上如此体恤曾国藩，臣等感慨万分。曾国藩的湘军英勇善战，他不计个人得失，不惜牺牲读书机会，为大清朝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朝廷应该善待于他。若是皇上给赐赏于他，给他以鼓励，他会更加努力为国杀敌的。”
突然间恭亲王大叫道：“皇上，臣不那么认为！臣认为曾国藩在要挟朝廷，像这样的人，不用也罢，省得日后贪心不足便造反。反正眼下太平逆子的力量已大大削弱，不用曾国藩，一样能保住大清的江山！”
“皇上，曾国藩不可不用！此人可堪大用，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啊！”肃顺大叫。
“皇上，曾国藩不可用，此人太狂妄！他居然说什么‘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还说什么‘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如此荒唐之语纯属狂言，若皇上体恤这种人，以后别人伸手来要封赏，皇上该如何是好？”
恭亲王与肃顺针锋相对。
咸丰皇帝一向最讨厌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斗来斗去。他眉头一皱，说：
“你们别争了，让朕好好想一想。”
第二天，咸丰皇帝做出了决定：恩准曾国藩在籍守制三年。
在恭亲王与肃顺的斗争中，恭亲王又一次取胜。肃顺自言自语道：
“不识时务的曾国藩，你在不应该提条件的时候，向皇上提出了并不太过分的要求。我本想借你打击一下‘鬼子六’，不曾想我自己弄了一身臊。曾国藩，你慢慢地在家思过吧！”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有人心里都明白：真正使曾国藩“丁忧守制三年，”使其愿望得不到实现的不是恭亲王，而是咸丰皇帝本人。
大殿之上，恭亲王与肃顺争来争去无非是他们二人矛盾的外露，没有一个人从大清朝的利益出发，真正为大清的天子想一想。虽然咸丰皇帝早已厌倦了朝政，但是，大清是他的大清、皇宫是他的家，维护“家庭”的利益是每一个男人的本性。哪怕这个男人再软弱无能，当别人触动他的利益时，他也会尽最大努力打击敌人。
咸丰皇帝就是这一类男人。
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时，他憎恨洪秀全、杨秀清，恨不能一口吃了他们。曾国藩挺身而出，咸丰皇帝求之不得，他谕令不计个人得失、不图报酬的“曾爱卿”出山，对付强大的太平军。曾国藩的确让他满意而放心，他一高兴，恩赐曾国藩为湖北巡抚。
可是，朝中不少大臣都认为湘军日益壮大不是件好事，那些人不理解曾国藩为何那么卖命，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得通：曾国藩想趁机大捞一把，借着“剿匪”之名壮大湘军，日后图谋不轨。咸丰皇帝害怕了。
几天后，堂堂的一国之君居然以“朕料汝必辞”为借口，收回了成命，把湖北巡抚一职交给了别人。从此以后，咸丰皇帝处处防备曾国藩，使得曾国藩抑郁不得志。虽然如此，死心塌地效忠朝廷的曾国藩并没有改变初衷，他把怨恨深埋心底，将一杯苦酒独自咽下。
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咸丰皇帝有些感动了，他差一点又动了心。他准备再考察一段时间，如果曾国藩真的没有野心的话，应该给这位忠臣一点“甜头”尝尝。
就在这时，曾国藩的奏折到了。恭亲王与肃顺各持己见都没切中要害，最让咸丰皇帝惶恐不安的是“曾国藩伸手要权了”。
湘军一天天壮大，曾国藩的实力一天天加强，这意味着什么？
厌倦朝政、沉湎于女色的咸丰皇帝并不糊涂，他冷静地分析，最后得出了结论：
“此时的曾国藩，其势力太强大了，此人不可不防。他伸手要权不是件好事，一旦他拥有巡抚或总督之职，加上强大的湘军，他有可能趁乱起事，这太危险了！不能、不能，朕万万不能答应他的要求。再者，太平逆子已是强弩之末，即使没有曾国藩带兵，胡林翼等人也能彻底消灭逆贼。既然曾国藩借口‘守制三年’，不如顺水推舟恩准了他，既表现了朕是宽宏大度之人，又不使曾国藩太难堪。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大清的皇帝“恩准”曾国藩在籍守制三年，犹如一声霹雳打在了曾家的屋顶，曾家一下子惊呆了。曾国藩本人更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痛苦不堪。
本来，他只是想借机向朝廷倾诉心中的苦闷，希望咸丰皇帝能理解他的苦衷并给以关爱。如今，他被大清的天子“抛弃”了，满腹委屈向谁诉说？
曾国藩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几乎不能自拔。刚接到谕旨的那几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肯出来，不管谁去敲门，他一律不应声。整整三天三夜，他滴水未进。
夫人欧阳氏急了，站在门外央求道：“好歹你吃几口，人饿不起呀！我把碗放在门口石台上，把这碗饭端进去吃了它，求你了！”
屋内毫无动静。
“老爷、老爷，你说句话呀！你想把我急死吗？”欧阳氏哭了。
曾国藩猛地一吼，把外面的人吓了一大跳：“‘老爷、老爷’，叫得烦死人了！告诉你多少次：不要称我‘老爷’，叫‘涤生’好了。”
“呜——”女人放声大哭。
曾国藩心里更烦，他猛地拉开门闩冲了出来。只见门口围站着几个人，他们是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和曾纪泽。欧阳氏连忙擦干眼泪，止住了哭泣。大家凝视着满脸怒气的曾国藩，皆沉默不语。
“怎么了？都站在门前干什么？国华、国荃，你们还不上路，还等着我拿棍子赶你们上路吗？”曾国藩的脸上一丝温和神态也没有。
曾国荃胆子大一些，他顶撞了一句：“大哥，你这种状态，我们能放心地走吗？”
“哪种状态？我怎么了？说呀，你们大家说呀，我怎么了？”曾国藩态度很强硬。
曾国潢说道：“大哥，国华、国荃本打算今日带兵赴江西。看来，今天他们走不成了。自从三天前接到圣旨，你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吃不喝不见人，我们担心你呀！”
“担心什么，少见多怪。我不饿，不想吃东西，你们全陪着我挨饿吗？”四十七岁的曾国藩，耍起脾气来活像个小孩子，简直与他的年龄不相称。
“老爷，他们哥儿几人真的在陪你挨饿，为了大家，你就吃几口吧！呜——”欧阳氏又哭了。“哭、哭、哭，我还没死呢，你就嚎丧！”曾国藩出口伤人。
四弟曾国葆一向敬重长嫂，他站了出来为欧阳氏打抱不平：“大哥，你也太过分了吧！大嫂忍辱负重支撑着这个家，你不但不体恤她，还对她大呼小叫，你像个男人吗？”
二弟曾国华也在一旁帮大嫂说话：
“大哥，你心里的苦，我们全明白。大家都为你叫屈，诅咒这冰冷的世道。可是，谁又能改变残酷的现实呢？请你不要把善良的大嫂当作出气筒，不然的话，我们全站在大嫂的一边，为她鸣不平。”
“岂有此理！我们两口子的事情，还要你们来评理。”曾国藩转身欲进屋。
曾纪泽“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他大声喊：“父亲，儿子求您了！别拿您自己和我娘当作泄愤的工具，好不好？您这般折磨自己，儿子看了心疼！”
十九岁的儿子长跪不起，曾国藩焉能不动心！
他不忍心看着纪泽流泪，只好暂不进屋。曾国藩明白儿子的心：不久前，纪泽痛失爱妻和未落地的孩子，现在又看到父亲痛苦不堪、母亲在流泪。此时，他的心一定在流泪。
“你们全回屋吧！这饭，我一定吃下。”曾国藩不忍心让全家人为他担忧，最终，他妥协了。虽然曾国藩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但是，他心灵的伤痛没有得到修复，他依然十分苦闷。为了不影响弟弟们的前程，他催促国华、国荃尽快带兵赴江西参战。他给胡林翼写了一封长信，拜托胡林翼对国华、国荃多加关照，希望这两个弟弟迅速成长起来。
国华、国荃带领新招募的五、六百兵勇走了，留在家里的曾国葆继续招募兵勇，准备两个月后投奔两个哥哥。曾国潢继承祖业，在白杨坪安心务农，他不打算从戎。
兄弟几人各得其所，惟有曾国藩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他苦闷至极。
活了四十七年，十岁以前除外，剩下的三十七年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回想走过的道路，他感到无比欣慰，一个山村里的寒门书生不到三十岁就点了翰林，三十七岁时官至二品，这应该说是辉煌的成绩。四十二岁那年，他组办湘军，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一介书生竟成了著名的将领，指挥军队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成功。投笔从戎五年来，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有耀武扬威的骄傲，也有寄人篱下的悲哀。人生就像“五味瓶，”打开它，酸甜苦辣全都有。
曾国藩品尝了各种滋味，他想借此机会整理一下头绪纷乱的往事，然后再考虑一下今后的出路。本来，他的情绪已经得到初步控制，尚能做到安心守制。想不到，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又扰乱了他的生活，使他再一次陷入焦虑和烦躁之中，他——一位饱读诗书、曾经对修身养性近乎痴迷的二品朝臣，居然泼口骂人，而且他骂的对象竟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看似不可思议，仔细想一想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曾国藩在家守制时，有几件事情都让他不开心。其一，咸丰皇帝“恩准”他守制三年，他有被遗弃的感觉；其二，国华、国荃、国葆上了前线，他们的家眷全得照顾到，曾国藩不善于操持家事，往往处理不好家庭关系；其三，去年夏天，大儿媳妇贺氏死于难产，儿子曾纪泽悲伤不已，他发誓不再娶。
四处征战时，曾国藩渴望得到家庭的温暖，如今身处其中，他又思念军旅生涯了。他深深地认识到搞好一个家庭比带千军万马还难，那些女人、孩子们个个难对付。
国华、国荃、国葆三家共有十七口人，加上他自己家的十一口，一共是二十八“大员”。编排一下，还不到一个哨，指挥过二、三万人马的曾国藩应该管理好一个大家庭。可是，他被弄得心烦意乱。
孩子们大多不爱读书不说，三个弟妹有些不和也不说，单就吃饭问题就让他颇费心思。虽然，夫人欧阳氏才四十出头，但由于她终日操劳，身体状况很差；二弟妹（国华妻）有严重的哮喘病，身体也不好；三弟妹（国荃妻）又临产了，本来她就爱挑剔，很难缠；四弟妹（国葆妻）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几个孩子全仗几个嫂子帮她带大。
算来算去，偌大的家庭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
十六岁的曾纪静是位好姑娘，她从小就帮母亲做家务，做饭、纺线、上山种田样样能干，而且她性情温和、善解人意，深得父亲曾国藩的喜爱。
此时，纪静姑娘承担了这个大家庭的全部家务，全家老少二十多口皆夸奖她。惟有曾国藩夫妇从不赞誉，他们心疼女儿，甚至是怨恨女儿为何这般无私地奉献。
国华曾经过继给叔父曾骥云，其家眷能得到年迈的曾骥云一定的照顾。虽然，国华之妻身体欠佳，但她不愿多劳累别人，凡是她能做的事情，总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所以，国华家人省心一些。
国荃之妻是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她动辄发火，很难对付。国荃走的时候，她已怀孕三个多月，她扯着丈夫的衣襟哭叫不止，不愿放丈夫走。国荃哄劝了大半夜才把她说服了，不过，女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她生产时，国荃必须回来。
出于无奈，曾国荃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一晃就是五个多月过去了，国荃妻已临产，她找到了大哥曾国藩，气呼呼地问：
“国荃何时回来？”
曾国藩正在看书，突然间被人打断了思绪，加上平日里很讨厌这位弟妹，他能耐心地解释吗？他依然拿着书本，头也不抬，冷冷地回答：
“我怎么知道他何时回来，他的信中没提起这事儿。”
“信？国荃来信了吗？他问起我和孩子们了吧！”女人有些兴奋。
曾国藩把信递了过去，说：“你自己看吧！”
女人拿过信件，急切地阅读着。读着、读着她的脸色有些难看，然后，气恼地把信放回到桌上，嘟嘟囔囔地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篇的胡言乱语，打仗、打仗、打仗，令人头疼的打仗！”
曾国藩郑重地告诉弟妹：“你嫁到曾家之初，国荃可能就申明过：曾氏兄弟渴望建功立业，女人不能扯后腿。”
“大哥，他的确说过这种话。不过，建功立业的人又不止他一个，也没见谁不要家庭呀？”女人反唇相讥。
曾国藩一副忍耐的样子，他不愿与弟妹发生争执。女人一转身看见书桌上摊开一副楹联，上面写道：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她嘴一撇，尖刻地说：“大哥，这又是您的杰作吧！”
曾国藩很不高兴，他反问道：“我这个做大哥的，写副楹联寄给国荃，教育他如何做人、如何打仗，不算太过分吧？”
“当然不过分！不过，国荃不见得全听您的。您以往的教训，他一定会吸取的。”女人开口伤人，她在提醒曾国藩：如今你是个失败者，还有资格教训别人吗？
曾国藩焉能听不出来弟妹话中带刺，这棉中藏针的一句话足以让他黯然神伤。弟妹挺着大肚子一扭一扭地走了，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他自言自语道：“俗不可耐的人，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他对三弟妹更反感了。
三天后，夫人欧阳氏告诉他一件事情：“三弟妹请来神汉，准备明日在黄金屋跳大神。”
“为什么突然搞起了这一套？我们家一向反对迷信活动，不准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曾国藩的态度十分明朗。即使不是三弟妹，其他人在家里搞迷信活动，他也会坚决反对的。
欧阳氏有些顾虑，她耐心地对丈夫说：
“这件事，我们最好不要出面干涉。三弟妹一向蛮不讲理，把她惹恼了，她会闹个天翻地覆。”
“她究竟为何请神汉？你还没说清楚呢？”曾国藩问道。
欧阳氏小声回答：“还不是为那件事吗？”
“哪件事呀？你们女人口罗口罗嗦嗦的，就是讲不清问题。”曾国藩有些不耐烦了。
“去年纪泽媳妇死于难产，有人说，我们的儿媳变成了恶魔，她会来纠缠其他产妇的。三弟妹信以为真，她非要请神汉来驱除邪魔，我再三劝她不要轻信那些谣言，她根本不听我的。她就要生产了，天天担心被死鬼缠住，所以她有点神经兮兮的。”
曾国藩很忌讳别人提及儿媳贺氏死于难产，他总觉得自己有愧于早逝的贺长龄。所以，当夫人陈述了三弟妹的理由时，他火冒三丈，大声说：
“三弟妹也太过分了，自己家的儿媳那么善良，竟来诋毁她。三弟妹只要敢那么做，我饶不了她！纪泽媳妇死于难产根本不是什么恶魔缠身，分明是那孩子身体状况不好，加上你们没有及时请来大夫，她才丧生的。三弟妹若想以此为理由，在家里搞迷信活动，她会挨骂的。”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好像被人揭了短似的，他又恼怒又愤恨。
欧阳氏深知丈夫和三弟妹的脾气，她担心一个也劝不了。第二天，果然如她所料，一个请来了神汉要驱魔，一个拦在大门外口出恶言。
曾国荃之妻哭闹不止，她向邻居们哭诉道：
“国荃不在家，大哥、大嫂根本不关心我的生死。我们家的那个死鬼（贺氏）缠上了我，她非要我到阴间去陪她不可！我倒无所谓，只是不忍心带着这腹中的小生命一起走，他是曾家的骨肉呀！还没来到人世间走一遭，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欧阳氏好言相劝并耐心疏导三弟妹。国荃之妻一向不怕这位温和、慈祥的大嫂，她冲着欧阳氏大吼大叫道：“你们是想把我推向火坑吗？如果我难产而死，你们如何向国荃交代？”
“他婶，根本就没那个说法，哪有什么死鬼缠你？生孩子，你又不是头一回，难产的机会并不多，只要你心平气和地养好身体，再请个好产婆，你不会有事的。再说，我们的儿媳那么善良，她怎么会变成恶魔？”
“你胡说八道！尽为自己的儿媳开脱罪名。纪泽媳妇明明是个恶鬼，你们还要袒护她。”
曾国藩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大吼道：
“老九（曾氏家族里，曾国荃排行老九）媳妇，你信口雌黄！不怕雷公劈你吗？”
“雷公才劈你呢！你sharen不眨眼，早就有了‘曾屠户’、‘曾妖头’的雅号，日后阎王老爷能轻饶你吗？”国荃媳妇越说越不像话。
曾国藩被激怒了，他泼口大骂道：“卑劣、庸俗的女人，你该杀千刀！像你这种人，阎王老爷就该派个恶魔来缠住你，让你死于非命！”
他气呼呼地奔向书房，夺门而入。
从书房那边传来曾国藩的大叫声：“谁敢诋毁我那善良、苦命的儿媳，我就跟她拼到底！”
本来，这是小事一桩，却弄得大家很不愉快。
欧阳氏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若不是皇上“恩准”丈夫在籍守制三年，他心中太抑郁，也不会动辄发火，甚至是泼口骂人。丈夫本不是粗俗之人，进京以前，他是个清苦、高雅的书生；在京十二年，他是位修养极高、兴趣广泛的文职官员；组建湘军以后，他是一位坚强、硬朗的将军。
曾国藩的人生已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化，这第三次变化，不应该变成粗暴、野蛮的村夫吧！不管丈夫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欧阳氏的心目中，曾国藩总是最高大的。她相信丈夫不会变得面目全非。也许，他太苦闷了，和家里人闹闹别扭能发泄发泄心中的不快吧！
孩子们已渐渐地长大，欧阳氏能够抽出一点时间陪陪丈夫，她希望自己能帮助丈夫尽快从失意中解脱出来。曾国藩那痛苦、失意的神情让人看了很难受。过去，他的脸上总荡漾着自信与自负的微笑，如今他的脸上挂上了一层“苦霜，”这不是他应该有的神情。
一有机会，欧阳氏便劝导丈夫想开一点，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曾国藩还能听进去；心情恶劣时，他便开口骂人。无人处，凡是令他不开心的人，他都骂。
他大骂咸丰皇帝是个软弱、无能的昏君；骂骆秉章、徐有壬、陶恩培处处刁难他；骂陈启迈、文俊把他踩到脚底下；骂湘军中的周凤山等人是一批饭桶，丢了他的面子；骂左宗棠在长沙攻击他……
该骂的人，他一个也不留情。骂完以后，他的心里并没有得到舒解，反而，他更痛苦了。欧阳氏看在眼中，急在心头。她真怕丈夫太苦恼了，若是一时想不开，他遁入空门怎么办？
因为，曾国藩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道：
“万事皆空我亦空，遁入空门无忧烦。”
难道他以浓厚的儒家思想入世救世，最终落个远离红尘入空门？
欧阳氏一想到那可怕的后果，她就落泪。儿子曾纪泽安慰母亲，欧阳氏哭得更伤心了。她对儿子说：
“我们不能看着你父亲一天天消沉下去，得想个法子让他猛醒。”
曾纪泽告诉母亲：“人在迷惘的时候，必须有人暗中相助，使他尽快苏醒过来。我反复想过，惟有一人可以把父亲从迷惘中拯救出来，那人便是刘世叔（刘蓉）。父亲一共有三位好朋友，他们是罗世伯（罗泽南）、刘世叔和郭世叔（郭嵩焘）。罗世伯已逝，郭世叔远在京城，剩下的只有刘世叔了。”
“纪泽，你说得对极了！你父亲最信赖的三个人是刘蓉、罗泽南和郭嵩焘，他们与你父亲几乎无话不谈，若想解开他心中的结，非请刘蓉不可了。好在刘蓉在家养病，他家并不远，你马上去请刘世叔。”
第二天，刘蓉来到了白杨坪。
有朋自远方来，当然很高兴，曾国藩露出了久违的笑脸，他热情地招待了老朋友。
可是，那笑容总有些勉强，老朋友焉能看不出来！
酒入愁肠愁更愁，酒过几杯，曾国藩开始哭诉了。他像个女人唠唠叨叨，一会儿说这个对不起他，一会儿骂那人不是个好东西，凡是刁难、打击、排挤、冷落过他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曾国藩已是醉眼目蒙目龙。他想从刘蓉手中夺过酒壶，刘蓉不给，他气恼地说：
“好你个刘蓉，你也趁机坑我，连酒都不给我喝，我们还是朋友吗？”
“你和我永远是朋友！不过，酒不能再喝了，心中的苦，尽管在老朋友面前倾吐。”
“苦？我有什么苦？我本山间一清苦书生，能考上秀才，中了举人，点上翰林，官至二品，平生足矣！”曾国藩边说边流泪。
刘蓉走过来，拍了拍曾国藩的肩膀，轻声说：
“涤生，你没醉。你心中很苦，想借酒后发泄发泄，只要你倾吐出来感到快活一些，你就全倾诉出来吧！人在最苦恼的时候，不能太压抑自己，别把自己逼疯了。”
曾国藩泪流满面，他打开了情感的闸门，让一肚子不愉快“流淌”出来：
“我以孔孟入世救世，点了翰林以后本可以随波逐流、升官发财，力争坦荡的仕途。但是，我没那么做。我信奉唐鉴、倭仁二位的修身养性之道，对自己几乎是苛求了。十二年京官生涯，我没捞过一两银子，没干过一件缺德事。咸丰初年，我大胆进言，力陈时弊，差一点丢了官禄。二年（咸丰二年）后，我母丁忧守制未满便出山组办湘军，这是一般人难以付出的代价。”曾国藩似乎清醒了许多，他不再流泪，而是转入低沉的述说：
“从二年到如今，我几乎没睡过一夜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安稳饭。妻子生产，我没回；儿子大婚，我没回；老父病危，我还没回来。这一切，为的是什么？我一贯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家、留心民情，自己却落个两袖清风、一身伤痛。值得吗？”
突然，曾国藩不语了。
刘蓉知道他心中十分难过。让曾国藩伤心的不是对家人照顾不周，也不是两袖清风、一身伤痛，而是被大清的皇帝抛弃了。
人说“卸磨杀驴吃，”如今，“驴”还在“磨上”就被宰割了，说得过去吗？
“涤生，凡事想开一点，不能总钻牛角尖。皇帝也看得很清楚，如今太平逆贼大势已去，又有胡林翼等人前线抗敌，没有你，他一样能稳坐江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再重用你吗？再说，湘军已经发展壮大起来，朝廷惟恐尾大不掉，限制你还来不及呢！你上折‘恳求终制’，皇帝也就顺水推舟。事已至此，干脆你来个安心‘守制’，别再折磨自己了。你若沉沦下去，正中某些人的下怀，他们更会嘲笑你的。”
曾国藩感激地望着老朋友，他打开心扉对朋友说：
“我也安慰过自己，只是没有你说得这么见效。刘蓉，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近几个月来，我是雪上加霜——冷得很。自从皇上‘恩准终制’以来，长沙不少人骂我逃避战争，于国家危难之中而不顾，是个假道学。别人的冷嘲热讽，我还受得了，只是左宗棠不该骂我。谁料他骂得最凶，对我的伤害也最大。我们几人同出一师门，早年又有过很深的交往，他不该跟着瞎起哄呀！”
“涤生，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你不得不接受。对于世态炎凉，你应该比我体会得更深刻呀！”刘蓉惨淡一笑，他不再说什么。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刘蓉在白杨坪住了三天。
他不仅劝慰了极度苦恼中的曾国藩，还完成了另一件大事：他将大女儿许配给曾纪泽做续弦，曾、刘两家成了儿女亲家。
曾国藩很满意这门亲事，他立刻拿出一对玉镯子、一个金簪、两枚金戒指作为聘礼，并约定一年后为年轻人完婚。刘蓉欣然离去，曾国藩又看到了新的曙光。
刘蓉走了以后，曾国藩根据老朋友的提议，他再一次打开《论语》、《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籍，认真地阅读了起来。同时他兼收并蓄，还读了韩非子、荀子、老子、庄子等人的著作，尤其是《道德经》、《南华经》对他的影响最大。
以前，曾国藩也曾浏览过这些文章，那不过是泛泛而读，没仔细研究过其中深奥的道理。如今不同了，当一个人需要某种东西，他到书本里寻求答案时，他会逐字逐句地悉心研究、认真领会，以达到彻底领悟的程度。此时，曾国藩就做到了这一步。
对于孔孟儒家思想，他早已融会贯通，并能熟练地运用到实际活动中。由于孔孟主张直率而坦诚，所以，曾国藩入世以后便以直率而坦诚作为人生准则，不管对待什么人、什么事情，他都讲一个“真”字，求一个“诚”字。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情，他认为以“礼”治军、以“礼”为人、以“礼”处世便可以畅通无阻。
事实证明，“礼”不能治天下，也不是为人处世的灵丹妙药。当年在京为官之时，他大胆上书陈言，结果差一点丢了官俸；后来长沙办案时，他落个“曾剃头”的骂名；坐困江西之时，如果他能变通一点，日子会好过多了。
看来，以儒家思想为人处事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后来，曾国藩吸取了法家思想。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主张“法治，”即硬对硬、强碰强，以强硬压倒对方。在以往的实际斗争中，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一律采取强硬的态度，以极端的手段对付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必说，就是对付徐有壬、陶恩培、陈启迈、文俊之流也用了法家之道。
儒家与法家高度融合统一，其结果又怎样呢？
无人理睬、到处碰壁便是最好的明证！
今日读了老庄著作，他茅塞顿开：孔孟的“礼，”韩非的“法”都不足以治国、平天下！若能把老庄思想贯穿于中，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则表面柔弱的实际上是强者，他最终是胜利者；表面强悍的实际上是弱者，他最终是失败者。
高也、妙也、绝也！
曾国藩顿感什么叫“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来，他痛苦至极，似乎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没想到读了《道德经》又找到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大方无偶、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是呀！老庄讲得太好了！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的“棱角尖儿”全部暴露在外呢？
如果一个人削尖脑袋往某种境界里钻，那么他钻的时候势必刺到某些人的痛处。被刺的人一定会还击的，钻的人当然是硬碰硬，一来二去，针尖碰上枣针子，顶来顶去非顶出“鲜血”不可。以往的失败不正是这样造成的吗？
该吸取教训了。
“好汉打掉牙和血吞”是曾国藩的一句名言，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和血吞”。不管是谁阻碍了他的发展，他都针锋相对，或大吵大闹一场，或向朝廷告状，或暂时忍气吞声，日后伺机反扑。几年下来，他几乎没了朋友。树敌过多也加大了心理负担，人生当然觉得很苦。
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吧！
一个人不能太自负，他应该善于听从别人的劝导，善于接纳不同意见，善于团结自己的对手，善于看到他人的长处。只有那样，他才可能凡事多想想别人的优点，多检点自己的不是，求得别人的谅解，也学会去谅解别人。
改弦易辙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毅力；不仅需要耐性，还需要恒心。
曾国藩决心做到这一切！此时，他深刻地意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若想在逆境中奋起，必须拿出大勇气、付出大气力。就像蚕儿蜕皮一样，没有痛苦的挣扎，哪有全新的变体！
自我否定、自我超脱是走向新天地的第一步。
回顾往事，进京做官、修身养性是第一变；墨出山、组建湘军是第二变；在籍守制、崇尚老庄为第三变。一生三变，每一变都那么痛苦，又那么自豪。
这才是真实可信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