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江南战场上叱诧风云的曾大帅，如今却被小小的捻军托的焦头烂额。他不禁叹道：“谁让我破了金陵之后便遣散了湘军大部？没有子弟兵，如何打胜仗！”西太后可不管那么多，一道懿旨就把老曾由钦差大臣又给踢回了两江总督……
曾氏兄弟得到了大清朝的嘉奖，许多人都前来祝贺。
就在他兄弟二人得到殊荣时，其他人也被封赏。按理说，多年追随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应该得到一些实惠，但是，曾国藩有些不高兴。令他接受不了的是左宗棠等人竟然与他平起平坐了。
原来，在另一道上谕中，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和满族大将官文也得到了重赏。僧格林沁和官文不费吹灰之力，却与曾国藩同享胜利果实，这叫公平吗？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他算什么东西！想当初，湘军缺饷少兵时，他多次刁难过曾国藩，朝廷对那一段事情了如指掌。金陵城是曾国荃攻克的，“粤匪”是曾国藩消灭的，与官文有关系吗？
重赏官文是对曾国藩的极大伤害。
李鸿章、左宗棠二人曾是曾国藩的下属，没有曾国藩的提携，有他二人的今天吗？可是，他二人如今与曾国藩可以平起平坐。李鸿章的淮军已经发展壮大，他加封伯爵。左宗棠更风光，他由浙江巡抚超擢为闽浙总督。
曾国藩痛苦万分，他领教了西太后的厉害。那个铁腕女人生怕湘军势力太大威胁到朝廷，她竟来个“釜底抽薪，”企图桃僵李代。
厉害、厉害！这一手太厉害了。
当年，咸丰皇帝处处防备曾国藩，担心湘军尾大不掉；今日，西太后笑眯眯地“踢了”他一脚，让他喝下苦酒不敢说。一心为大清朝付出，消耗了大好时光，还搭上两个弟弟。到头来竟被人家怀疑，岂不成了“没安好心的黄鼠狼”！
曾国藩越想越窝囊。
但是，曾国藩不会发火的。他知道事实不能更改了，就是自己再恼怒也于事无补，反误了卿卿性命。何必以卵击石呢！这大半生，经历的风风雨雨数也数不清，比现在更难堪的事情都有，他也闯过来了，今天又算什么！
不需要任何人来安慰他，反而，他要去安慰他人。那人便是三弟曾国荃。
曾国荃一向热衷功名，如今只得了个太子少保衔，比起左宗棠，他更窝囊。曾国藩担心脾气暴躁的三弟捅娄子，他连忙又劝慰又威吓，绝对不能让三弟在这个时候发牢骚。
屋漏偏逢下雨天。
就在曾氏兄弟心中不快时，又一道圣旨传来。这次点了曾国荃的名，西太后发难了，直截了当地说：“（曾国荃）指挥失宜，遂使伪忠酋夹带伪幼主一千余人，从太平门缺口突出。”
本来，事情的真相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如今李秀成、洪天贵福已死，是谁那么多嘴，向朝廷告了曾氏兄弟一状？
气死曾国藩了！
一气三弟往日太骄横，以至得罪许多人；二气知道内情的人太绝情，这件事准出在湘军内部；三气大清朝翻脸不认人；四气李鸿章、左宗棠一份“敲边鼓”的折子也没有。人都是互相抬举起来的，曾国藩提携过他们，他们却不在西太后面前为曾国藩美言几句。
气归气，问题还得解决。
曾国藩上奏大清朝，他遮遮掩掩地讲述了李秀成、洪天贵福的“可耻下场，”并把上次请功折不实之词推卸给其他人，就是牺牲他自己，也不愿出卖三弟。
折子呈上去了，曾国藩于无人处狠狠地克了曾国荃一顿。曾国荃看罢上谕，他又气又怕，禁不住泪流满面。曾国藩看了，心疼起来，他对三弟说：
“你不是要回湖南老家吗？过几天就上路吧！你在营里呆不下去了，不如早点开溜。再有什么风波，大哥为你拦挡。”
在大哥面前，曾国荃可以打开心扉，他说：“我会连累大哥的。再者，如果西太后不明事理，专听奸佞小人的谗言，责难我兄弟二人，逃了和尚，逃不了庙。我走有实际意义吗？”
“你必须尽快离开事非之地。你走后，我立刻裁兵，解散湘军，让朝廷彻底放心。”曾国藩的声调非常低沉，这说明他的心在流血。
“立刻裁兵，解散湘军？大哥，你疯了吗？”曾国荃惊诧不已。
曾国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走到三弟的面前，凝视曾国荃良久，这才开口道：
“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打完了仗，还要湘军干什么！当初，先帝谕令我在籍训练团练时，我也没想到过有今天。后来，湘军渐渐地发展壮大，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你全看在了眼里。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前人的教训不可不吸取呀！”
曾国荃有些担心，他说：“‘粤匪’残部尚未完全消灭，手中没了军队，行吗？”
“国荃，大清朝不缺能人贤者。李鸿章、左宗棠，他们正如日中天，又没有‘尾大不掉’之顾虑，西太后会重用他们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我不过是大清朝的一只‘走狗’，狡猾的‘兔子’死了，还会再养‘走狗’吗？我们要放明白一点，该隐退的时候，就得隐退。激流勇退是件好事，它可以保全我们的名节，让大清朝放心，让后人永记我们的功绩。”
曾国荃不禁暗暗佩服大哥的深邃与敏锐的洞察力。
本来，曾国荃想劝曾国藩趁机起事，与大清朝分庭抗争，现在看来没那个必要了。三年前，“天庭”微倾时，曾国藩都没有动歪点子，更何况今日呢！一个人甘心情愿地为他人卖命，哪怕他受了再大的委屈，他也无怨无悔。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
三天后，曾国藩又呈一奏折，以曾国荃身体欠佳为由，恳请朝廷恩准开缺三弟江苏巡抚一职，让曾国荃即刻抚回籍养病。
曾国藩料到西太后一定会准奏的，但也许会说几句客套话。他猜错了！西太后连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只赏给六两人参以示抚慰。
曾国荃气恼不已，他借酒浇愁，情绪十分低落。此时，正逢他四十一岁生日，曾国藩特作《沅甫弟四十一初度》七绝十三首诗，既表彰了曾国荃的功绩，又勉励他不要灰心丧气，他日一定有再次辉煌的时刻。
当曾国荃读到赠诗时，他感慨万分，对妻子、儿女说：
“还是大哥最了解我！你们看，他在诗中写得多好：‘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曾国荃之妻惨淡地一笑，说：“辉煌已成为昨天，你还是跟我回家共享天伦之乐吧！不当官更好，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苦，该休养休养了。”
曾国荃回湖南老家了。
同治三年八月，曾国藩上奏朝廷，要求自解兵权。几天后，朝廷“恩准”了他的请求，同意他在半年之内解散十二万大军。
的确有十二万大军，可是，鲍超带走了二、三万人马，现在已归江西巡抚沈葆桢指挥。另有近五万水师由彭玉麟统领，也已编入长江水师部队。所剩不过五万左右，以前归曾国荃指挥。这五万人马是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曾国藩向朝廷奏明情况，他保证在一个月之内解散五万嫡系部队。不过，他提出了两个小小的请求：一是湘军未用完的军饷拨出三分之一，作为遣送费，厚赠湘勇。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送给李鸿章的淮军；二是湘军留下两千人马守卫金陵城。因为，他决定将两江总督府从安庆迁移至金陵，金陵城没有守兵不行。
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朝廷一定会答应的。
接到曾国藩的奏折时，西太后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下了。她满意地对恭亲王说：“曾国藩太聪明了，自解兵权便是向朝廷表明了那颗忠心。像这样的忠臣，以后好好待他才是。”
恭亲王，人称“鬼子六，”他虽然没有斗过皇嫂西太后，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本事。他对曾国藩一直持有偏见，曾国藩的那点“小九九，”他一下子就能识破。
“太后，臣以为不可再赏曾国藩。虽然他目前手中无兵权，但他有能力调动其他人的军队，这种人不得不防。”恭亲王果真“很鬼”。
西太后又是庸俗的妇人吗？当然不是！
她笑着说：“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曾国藩把大笔军饷送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又是他的学生，日后两个人的关系会更密切。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他会把自己的淮军送给曾国藩吗？老六，你放心吧！以曾国藩的个性，他日后不会反叛朝廷的。”
“但愿这位‘中兴第一名臣’能保住晚节。”恭亲王似乎仍有点不放心。
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北方的捻军也在蓬勃发展。
捻军，又称“捻子”。咸丰初年时，它已初具规模，活动于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四省交界处。捻军与太平军有所不同，他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也缺乏明确的纲领。起初，那些受尽压迫的穷哥儿们只懂得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尚未成军。
当洪秀全在天京建立天朝以后，捻子里的不少年轻人也动了心。一个魁梧的棒小伙子高声叫道：“太平天国多威风，咱们也选个领袖，组织起来干吧！”
另一个附合道：
“对！就让张大哥挑个头，咱们也红红火火干起来！”
十几个年轻人一齐转向张乐行。有人说：
“张大哥，只有你行。人家洪秀全都做了天王，你也一定成！”
张乐行还想推辞。大伙儿不由分说，一齐把他举了起来，口呼：
“张首领、张首领！”
张乐行被感动了，他扯开洪亮的嗓门儿大叫道：
“成，我张乐行干了！带领咱们穷哥儿们拉起队伍干，建立捻军。”
这位三十来岁的北方汉子激动万分。他高高的眉棱、宽宽的下巴，没穿鞋子、打着赤背，裤子上还缀了几个大补钉。
就这样，张乐行“宣布就职”。
咸丰五年秋，皖北雉河集热闹非凡，散乱多年的捻子终于推出了盟主，捻军正式成立。几个月后，天王洪秀全封赏张乐行为征北大将、鼎天福，后又封为沃王。
到了同治年间，太平军渐渐走下坡路，而北方的捻军方兴未艾。当曾国藩的湘军对付太平军时，朝廷又派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带领蒙古骑兵打捻军。面对来势汹汹的骑兵，捻军采取了游击作战的方式，各个击破清军。
僧格林沁有勇无谋，他看到湘军节节胜利，又羡慕、又着急，什么时候才能像曾国藩那样引人注目呀？急迫之下，他率骑兵“乘胜追击，”夜行二百里，第二天早上落入了捻军的埋伏圈，他死在山东荷泽地区。
他的死让朝廷震惊不已。虽然西太后对僧格林沁早有偏见，但毕竟他是大清朝一武臣，一旦失去这个人，清廷就像失去了一只手。西太后决定厚葬“英烈，”以鼓舞后来人。
死了僧格林沁，谁去“接班”呢？
思前想后，西太后认为曾国藩是最好的人选。其一，曾国藩老谋深算，他不像僧格林沁那么不长脑子；其二，曾国藩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比派其他大臣更稳操胜券；其三，曾国藩对大清朝忠心耿耿，他一定会豁出命来打捻的。
同治四年春，一道圣旨传到了金陵总督府，朝廷谕令曾国藩立刻赴山东“督剿”。
对于“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西太后并没有掌握其思想动态，也忽视了他的情绪变化。曾国藩对大清朝忠心耿耿不假，但他再也不愿意豁出命来为大清了。
这十几年来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曾国藩已没有热情与精力去效忠朝廷。再者，湘军解散一年多了，总不能做无兵之帅吧！虽然朝廷已许愿把李鸿章的淮军交给他统领，但他一百个不乐意。客军难驭，他不愿自找难堪。而且，十几年的战争生涯，他早已厌倦。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丝安宁，他要好好地为自己活几年。
曾国藩呈上奏折，恳请朝廷另行物色人材。
西太后震怒了，她不允许任何人反驳她。又一道圣谕传到金陵，他不敢再违抗圣命，只好仓促出征。
僧格林沁的失败给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他意识到打捻军与对付太平军有所不同。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速、行踪不定，如果跟在其后穷追不舍，一定会像僧格林沁一样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
最佳的战略方针是：以静制动。等待对手上门，然后“关门”攻击他。曾国藩还根据捻军的特点，上奏朝廷以打为主，收买、瓦解为辅。因为，捻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若能收买、瓦解一部分人，切断捻军的粮草供应，取胜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此时，西太后正忙着打击恭亲王，她无暇顾及打捻之事。她相信曾国藩既然能镇压几十万大军太平天国，对付小小的捻军更不成问题。她放手让曾国藩大胆地干，自己则腾出更多的精力去玩弄权术。
朝廷十分相信曾国藩的能力，他自己却整日忧心忡忡。
也可能是缺乏自信的缘故吧，对打捻是否能取胜，他在心里总要划上一个大问号。手中没有得心应手的军队，又不熟悉新的作战环境，曾国藩上阵之初便打了退堂鼓。
这时，好友郭嵩焘来信劝说他，才使他回心转意。
在给朋友的回信中，他说：“我今年都五十六岁了，看来没有机会回翰林院读书了。自从十四年前投笔从戎以来，我的后半生便与枪炮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绳索’已把脖子紧紧套住，退不出来了。”
就在曾国藩重新鼓足勇气，准备再写一曲凯旋之歌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捻子未打，清军内部发生了火并。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曾国藩从金陵动身到了徐州，来的时候，他带了仅存的湘军两千人。这两千士兵很不听话，一路逃跑了几十个，将领刘松山出于无奈，开枪打死了四个逃兵，这才压住阵。对此，曾国藩感慨万分，他想起了衡阳大战、田家镇大捷，也想起了围困安庆、攻陷金陵。如今，物是人非事事休，湘军那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气势已不复存在，两千湘军充当不了“王牌”。
到了徐州以后，另外两支军队更令他头疼。一支是陈国瑞率领的僧格林沁旧部，一支是刘铭传带来的淮军。加上他自己率领的湘军，三支部队组成了“杂牌军”。硬捏在一起的豆腐渣，最终还是会散的。
先是陈国瑞与刘铭传干了起来。这个陈国瑞本是太平将领，后向清兵投降，认总兵黄开榜为义父。由于他作战勇猛、胆大心细，很快被僧格林沁所赏识。先后升为都司、游击、总兵，成为僧格林沁麾下一员猛将。
僧格林沁不但十分欣赏他，还很骄纵他，他养成了目中无人的坏脾气。平日里，除了僧格林沁的话还听，其他人根本治不住他。僧格林沁战死时，捻军如黑云压顶，清兵纷纷投降。陈国瑞跳上一匹战马，冲进敌阵，抢回了僧格林沁的尸体。
僧军兵败山东，朝廷处置了一大批官员，连山东巡抚阎敬铭、布政使丁宝桢也被革了职。惟独败将陈国瑞免于处分，他带着残兵败将驻扎在山东济宁。曾国藩“督战”后，朝廷将他拨给了曾国藩。他心中念念不忘僧格林沁，看曾国藩一百个不顺眼。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出生在安徽淮北地区。他的身上体现了北方汉子的彪悍与坚强，打起仗来也是不要命的。李鸿章很宠他，给他的一万淮兵全配置了洋枪，他的军队被称为“洋枪队”。
陈国瑞瞧不起刘铭传，刘铭传更不把败将陈国瑞放在眼里。他们带兵同住济宁城，磕磕绊绊总难免。士兵之间的小磨擦，刘铭传从不放在心里，陈国瑞误以为“铭”军是好惹的。
平日练兵的时候，陈国瑞这里杀声震天，刘铭传那边硝烟弥漫。僧军很羡慕铭军有洋枪、洋炮，他们便打了歪主意。一天夜里，趁刘铭传赴徐州之际，陈国瑞亲自带兵闯了铭营。淮兵奋起抗争，损伤十人，三百多条洋枪被抢走。
刘铭传能咽下这口气吗？
第三天夜里，他带兵一千闯了僧营，杀死僧兵五百多人，抢回了自己的洋枪。
事情一下子闹大了。陈国瑞跑到曾国藩面前，扬言要以刘铭传的人头祭奠死难者；刘铭传更是怒不可遏，非要砍了陈国瑞的人头不可！
两边都不是曾国藩的嫡系，说谁，谁也不听。出于无奈，曾国藩来个“各打五十大板”。他希望尽快息事宁人，前线还等着他们去打仗哩！
陈国瑞挑起了事端，背理在先；刘铭传被迫还击，但“防卫过当”。
曾国藩让陈国瑞向刘铭传赔礼道歉，刘铭传则向陈国瑞赔偿“经济损失”。
“一审判决”刚刚下达，僧军残部就哗然起来了。陈国瑞有了支持者，他更加不买曾国藩的账！赔礼道歉成了一句空话。曾国藩也不想得罪他，便将僧军派往清江，以缓和他与淮军的矛盾。
孰料陈国瑞不依不饶，非要刘铭传赔他一百两白银不可。否则的话，军队不能开拔。
曾国藩火了。他拍桌子、打板凳，怒斥道：“败将陈国瑞，你不顾主帅的安危，送了僧格林沁的命。如今又寻衅滋事，本官非参奏一本不可！我制不了你，让朝廷来制你。”
当天晚上，曾国藩就写好了奏折，准备把陈国瑞的恶劣行径上奏朝廷。陈国瑞闻讯后，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害怕。他“扑通”一声跪在曾国藩的面前，声泪俱下。
曾国藩总算平息了不该发生的恶性械斗。可是，他得罪了淮军。刘铭传等人认为他偏袒僧军，以至曾国藩指挥不动淮军。李鸿章在上海听说了这边的事情，他也很恼火。但碍于情面，他表面上站在曾国藩一边，暗中却怂恿刘铭传等人继续和曾国藩对着干。
这样的人际关系，能精诚团结打胜仗吗？
打捻之初，曾国藩处处不顺。他冷静地思考过这些问题，最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是手中没有真正掌握兵权，二是战略出了问题。下面，他要着手解决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否则，打捻很难取胜。
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同治五年（1866）初，曾国藩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三弟曾国荃重新被启用，他当上了湖北巡抚。既然如此，赶快让三弟在湖北、湖南一带招兵买马，增募新勇，以助打捻。
曾国荃在家乡早就呆不下去了，他接到上谕的当天就准备动身赴武昌。人尚未离开家，曾国藩的求救信便到了。
上阵父子兵，最浓兄弟情。
曾国藩打捻遇难，曾国荃能坐视不管吗？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招旧将、募新勇，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新湘军”便有了一万五千人马。
至此，归曾国藩节制的军队有八万多人。它包括曾国荃的一万多人、陈国瑞八千人、李昭庆一万多人、鲍超的二万骑兵和刘秉章的二万骑兵。兵不可谓不多，饷不可谓不足。再斗不过捻军，曾国藩问心有愧。
手中有了兵权，下一步就是战争策略问题了。
曾国藩已深刻地认识到打捻与剿杀太平军有很大的不同。当年的“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能战胜太平军，今天用来打捻就行不通了。捻军的流动作战拖死了僧格林沁，也拖得曾国藩喘不过气来。看来，非改变战略、战术不可！
淮军大将刘铭传虽然骄横了一些，但他对钦差大臣曾国藩十分恭敬。他不忍心看着曾国藩在捻军面前束手无策，更不忍心看他遭受朝廷的斥责。于是，刘铭传献上一计。
“曾大人，我以为捻军多是骑兵之师，他们以流动作战为主，所以我们应制定相应的对策。皖北、山东、河南、苏北一带多平原，没有大山作屏障，只能以大河为阻隔。建立河防以对付捻军，如何？”
一听这话，曾国藩来了精神，他催促道：“说得具体一些，我们不妨议一议。”
刘铭传边说边比划：“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沿河岸构筑长墙、壁垒，阻截敌人进入山东半岛和湖北一带。把敌人的整师切割开来，分段防堵，各个击破敌人。”
“好呀！此计妙也！”曾国藩兴奋地大叫了起来。看他那手舞足蹈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五六十岁的老者。
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刘铭传的建议，他补充道：
“敌人打败僧军，靠的是游击作战。若是我们把敌人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敌人便失去了骑师的有利条件。笼中有了困兽，我们还难捉住它吗？”
曾国藩对“河防大计”非常赞赏，他上奏朝廷说：“不出一年，捻军定被困于黄淮一带，捻军死期不远矣。”
可是，事情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河防大计”实施几个月了，不但没有消灭捻军，反而推进了捻军向北的进程。眼见着捻军要渡黄河，京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大清朝震惊不已，掌握朝政大权的西太后十分气恼，她大骂曾国藩是个笨东西。
随之而来的是朝中众人发难，不少人纷纷弹劾曾国藩。曾国藩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上奏朝廷，乞求革去他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等职。但他也表明自己的心愿：不愿离开前线，以散官的身份留营效力。
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西太后对她几位军机大臣说：
“这个曾国藩，没有本事打捻，他的嘴还真硬。他不服输，恳请以散官的身份留营效力。这可能吗？哀家想过了：曾国藩消灭了‘粤匪’，他对朝廷立下过大功，现在虽有错，但总不能一脚踢开他吧！不如让李鸿章去接任他，令他回金陵做他的两江总督。”
恭亲王不敢反对西太后的决议，他恭维道：“太后考虑得十分周到，臣以为此乃妙计也！让李鸿章去接任他，令他回金陵继续做两江总督，既能让李鸿章有力地打捻，又不太损伤曾国藩的自尊心，一举两得也。再者，江南被‘粤匪’占据十多年，早已满目创痍，也该休养生息了。曾国藩打捻不行，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总应该行吧！”
“老六，你总是个明白人。”
西太后一语双关，恭亲王苦笑了一下。
曾国藩被大清朝踢了一脚，又安抚了一下。
他回到了金陵，苦闷至极。夜深人静之时，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样的政治经验没有。他早就意识到单纯的打捻失利不会令他遭此下场，李鸿章本是他的学生，如今接替了他的位置，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曾国藩猜对了。他被撸去钦差大臣一职，的确是宫廷斗争的结果。今天不尴不尬之处境，由曾国荃引起、湖广总督官文添加了“催化剂”、西太后最后定夺。可以说，曾国藩难逃命运之安排。
事出有因，原来还有一段“前奏曲”。
当曾国荃接到朝廷谕旨和大哥曾国藩的求救信后，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一来自己回乡“养病”一年有余，在家早就坐不住了；二来大哥有难，他急着帮助大哥。
曾国荃火速赶到了湖北武昌，任湖北巡抚。在那里，他招来旧部下，共商组建新湘军之事。
此时，湖广总督仍是满族人官文。这个官文与曾氏兄弟的关系一直疙疙瘩瘩，加之他看不起性情卤莽的曾国荃，两人的关系更僵了。
官文犹如朝廷安插在湖广的一根钉子，他密切注视着曾氏兄弟的动静，一旦曾氏兄弟稍有风吹草动，他便上奏朝廷。对此，曾氏兄弟不是不知。但是，曾国藩在官场里混了那么久，他会落把柄给人家吗？
曾国藩对官文恨之入骨，但表面上客客气气。曾国荃就没有曾国藩那么能沉住气了，他一心想搞倒官文。
针锋相对势必导致你死我活。曾国荃到了武昌以后，他发现了官文的不少劣迹。官文利用湖广总督之权威欺罔徇私、宠任亲信、贪污公款、贻误战机、结党营私……据查证，官文还逼死良民、霸占人妻。
曾国荃决定弹劾官文。
一份弹劾奏折在皇宫掀起了风波。一些人认为曾国荃不畏强权，勇于斗争，其精神可嘉，朝廷应派人速去查实，若曾国荃所奏属实，官文必受惩处。也有不少人认为曾国荃诬陷朝廷重臣，指责军机处，存心不良，应治曾国荃诬陷之罪。
大家议论纷纷，但谁说得也不算数。最后还得让“纱帘后的女皇”——西太后来定夺。西太后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把湖广一带交给满人治理，太放心了。所以，她不愿意惩处官文；同时，曾氏兄弟对大清忠心耿耿，打完“粤匪”后，曾国藩把经营十几年的湘军都裁了，那是他的“爱子”呀！裁军时他一定十分心疼。如今，曾国藩又去打捻，足以说明曾氏兄弟忠贞不二。像曾国藩这样的忠臣，大清国找不到几个了！
鉴于以上考虑，西太后也不想严责曾国荃。
弹劾官文，不了了之。但是，官文与曾氏兄弟成了死对头。他绞尽脑汁，非反咬曾氏兄弟一口不可。官文为满族名门之后，在京城有许多亲戚、朋友，朝廷上更有他的得力人。
曾国藩以“河防大计”打捻成绩不佳，官文暗自高兴。他暗中串联朝中刑、吏、兵等各部满族显贵，共同弹劾曾国藩。说曾国藩打捻不利，反殃及京城，恳请两宫太后明察秋毫，以渎职罪严惩于他。
于是，便有了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之结局。
同治五年十一月，曾国藩回到了金陵城，继续当他的两江总督。
他打捻无功而退，朝廷撤去了他钦差大臣一职，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曾国藩领兵打仗十余年，他早已感到心憔力瘁，也厌倦了征战生涯。既然朝廷让他回任两江总督，他就安心治理地方吧！
太平天国覆灭以后，金陵一带不再硝烟弥漫，正是发展生产的大好时机。经历了十多年的战火摧残，长江中下游一带千里萧条、民不聊生。
他发现老百姓个个面黄肌瘦，田地无人耕种、商业无人经营，好一副战后凄凉之景象。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商业繁荣、拨乱反正、安顿民生乃当务之急。不过，安顿好自己的家人，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也刻不容缓。
十几年来，曾国藩对妻子、儿女所尽的义务太少了。这一点，他深深地自责过。如今把家眷接到金陵城，他感到安慰了许多。有时在外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回到家里也有了倾诉的对象。
人的理想很容易树立，而朝着理想去努力就不那么容易了。
曾国藩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明吏，为大清的子民谋福利，但在他付出实际行动后，他深深地感到“绊脚石”太多，以至自己寸步难行。
要发展生产、繁荣商业，必须进行社会整顿。要整顿社会又必须打击贪官污吏，开一代清明之风气。可是，破破烂烂的金陵城缺少银子、缺少粮食、缺少青壮年劳力、缺少社会教育，就是不缺贪婪、奸诈的黑官。
查来查去，金陵城几乎没有一个清官。
难道说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查问、革职吗？当然不能！一则他们与朝廷缠缠绕绕，瓜葛太多，二来他们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势力。
匹夫撼树谈何易！
不久，曾国藩便心灰意冷了。他时刻告诫自己：“别人贪，你不贪；别人恶，你不恶；别人鱼肉百姓，你爱民如子。切记、切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为了让自己当一个好官，他每晚都向妻子欧阳氏“汇报工作”。包括他的思想动态、行为规范、工作作风和处事态度。久而久之，总督府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曾大人”不是金陵城的最高长官，金陵城的最高长官是曾夫人。
曾国藩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能扭转社会风气。大清朝就像一只坏苹果，它是从里面的核心部分往外烂的，你若只剜去表皮部分，还不如不剜。
这只变坏、发霉的大“苹果，”曾国藩没有信心剜它了。但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也不去加速它的坏烂过程，什么时候它自己彻底烂掉，我什么时候为它悲泣、哀哭。
平静的日子比战争年代好过多了，曾国藩渐渐发胖，他已年近六旬。
八个儿女，除了早殇的曾纪第，其余七个皆已长大成人。就连最小的曾纪芬，今年也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曾国藩夫妇视七个儿女为七块宝，个个是他们的心头肉。
儿女之中，有的让他很放心，也有的令他操碎了心。曾国藩常常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能不为儿女们操心？也许那一天永远等不到吧！”
大儿子曾纪泽十分努力，除了熟读古文以外，他对西欧的算学、物理、天文等方面也十分感兴趣。他著有《几何原本》、《〈西学中西〉序》、《〈文法举隅〉序》等书，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学者。只是他续娶刘蓉之女以后，虽然夫妻感情很好，但始终未能生下一男半女，实在令曾家有些遗憾。但是，曾家对儿媳刘氏并不歧视。
二儿子曾纪鸿比曾纪泽还聪明。他自幼不喜欢读古文，父亲也不强求他。他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长大，颇有进步思想。同治四年春，曾纪鸿就当了新郎，新娘子叫郭筠，是个才女。可喜的是，曾纪鸿夫妇婚后仅一年就给曾家添了一个男丁，取名“曾广钧”。
一家人和和美美，令曾国藩十分宽慰。但是，生活也有不顺心的时候。这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总要面临着许多艰难困苦，风风雨雨，再所难免。
两个儿子事业有成，儿媳刘氏、郭氏知书达礼、贤淑大方。他们的婚姻都很美满，让曾国藩很放心。可是，四个出嫁的女儿，个个让他放心不下。
大女儿曾纪静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年轻妇人了，她嫁给了袁榆生，袁家是湖南湘潭的名门望族。纪静初嫁时，夫婿袁榆生很爱她，而她也恪守妇道，相夫教子，夫妻感情很好。但他们生下两个孩子后，袁榆生嫌弃妻子，背着曾纪静在外面沾花惹草，后来还买了个烟花女子为小妾。一气之下，曾纪静跑到安庆向父亲告状。那时，曾国藩正忙于围困金陵，哪有时间处理家务事。几个女儿中，曾纪静最能体谅父母，她从小帮助母亲带大了弟弟、妹妹，很得曾国藩的喜爱。看到女儿哭哭啼啼，一副委屈的样子，他十分心疼。他把女儿、外孙留在自己的身边，一有空闲便带大外孙玩耍。
女婿袁榆生不怕妻子怕岳父。他深知岳父德高望众，更知道曾纪静是曾国藩的掌上明珠，他没有抛妻弃儿的胆量。于是，袁榆生从湖南老家硬着头皮来到了安庆总督府，向岳父及妻子赔理道歉。面对痛哭流涕的女婿，作为岳父大人，曾国藩还能多说什么呢？
他好言相劝袁榆生，同时也希望女儿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小夫妻和好如初。曾纪静明白父亲的苦心，她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
曾国藩把袁榆生留在了身边，一来严加管教，二来让女婿学习带兵打仗，将来也谋个一官半职。袁榆生表示一定改过自新，他也曾努力过、付出过，但在军营中总抬不起头来，他被别人嘲笑为“驸马营官”。
袁榆生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安庆，他回老家搂着小妾共入温柔梦乡去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过。曾国藩暗自感叹女儿的命不好，带着小儿守活寡。每当曾纪静以泪洗面时，曾国藩总是劝慰女儿想开点，过于抑郁会损伤身体。
二女儿曾纪耀比她姐姐仅小一岁，如今也已出嫁，丈夫叫“陈远济”。陈远济是曾国藩的同年（同年进士）好友陈源兖的儿子，他们的婚姻十分美满。当年，曾国藩在京为官之时与陈源兖关系十分密切，陈妻怀孕时戏言“约为婚姻”。后来，陈源兖死在军营中，曾国藩收留了孤儿陈远济并把他抚养成人。
实际上，陈远济是曾家的上门女婿。他与曾纪耀从小就能和睦相处，夫妻很有共同语言。只是陈远济为人太老实，他不适宜随岳父在军营中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怜惜他，便托朋友在湖南老家给他谋个职，他盐茶局里当差。
陈远济夫妇不求官，不贪财，只是想生一个孩子。老天爷偏偏爱捉弄人，就是不让这对恩爱夫妇抱上娃娃。
曾国藩曾经动员大女儿送给他们一个孩子，曾纪静说什么也不同意。至今，二女儿膝下无子。这也是曾国藩的一大遗憾。
三女儿曾纪琛嫁给了罗泽南的儿子罗兆升。曾国藩与罗泽南情同手足，罗泽南身亡后，由曾国藩一人做主，曾、罗两家联姻。同治元年，曾国藩亲自为女儿、女婿主持了婚礼。并安排女婿随湘军南北征战，所以，三女儿常常陪伴在父亲的身边。
令曾国藩大为恼火的是三女婿性情暴烈，一点也不像罗泽南。罗兆升常常酒后失态，他动辄大打出手，妻子曾纪琛是他的“出气筒”。
有一次，罗兆升酒后归来，他又开始折磨妻子。曾纪琛已怀有身孕，被丈夫拳打脚踢了一通，流产了。曾国藩一向不愿意干涉儿女的生活，这一次，他按捺不住冲天大火了。他伸手给了三女婿一巴掌，打得罗兆升眼冒金花，也打醒了女婿。
罗兆升跪在岳父面前承认错误，曾国藩一甩袖子，扬长而去。
从此以后，罗兆升开始善待曾纪琛，一年后，他们生了个儿子。本来一切都纳入了正轨，曾家皆大欢喜。
谁知晴朗的天空里却打了一个响雷：当罗兆升随曾国藩北上打捻时，曾纪琛怀抱小儿前去送亲人。由于鼓炮齐鸣，把小儿吓坏了，他趴在母亲的怀里“哇哇”大哭起来。罗兆升乐得合不上嘴，他直喊：
“我儿子在为我们呐喊、助威呢！”
话还没落音，曾纪琛便大哭了起来：“不好了、不好了！他怎么不哭了？”
当众人围拢上来时，两个多月的小儿已被吓昏了。三天后，他们失去了宝贝儿子。小儿的死讯传到徐州时，曾纪琛已经变得神经兮兮了。
三女儿时而头脑清醒、时而疯疯癫癫，曾国藩的心好痛。
儿女是他的珍宝，个个牵挂在心头。前些年忙于战争，他给儿女的关爱太少、太少了。如今有了闲暇，曾国藩考虑他们的事情也多了起来。一有空闲，他就在夫人欧阳氏面前唠唠叨叨，引得夫人直发笑。
一天，夫人眉开眼笑，她对曾国藩说：
“你那亲家来信了，你想知道什么事情吗？”
曾国藩一共有六位亲家，不过，和他一直保持书信往来的只有一位，那便是郭嵩焘。四女儿曾纪纯嫁给了郭嵩焘之子郭依永，他与好友——广东巡抚郭嵩焘又多了一层亲家关系。
听说郭嵩焘来信了，他笑眯眯地说：“不用问，他一定是给我们报个喜。我们那四女儿给郭家添了个大胖小子，他不乐坏才怪哩！”
曾夫人笑着问：“你怎么敢肯定纪纯一定生男娃，万一生个女孩呢？”
“女孩也不错呀！纪纯性情温柔、长相俊美，若真的生个女孩，长大以后一定像母亲，有什么不好。”
“可是，郭家会不高兴的。”曾夫人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愁容。
曾国藩是个心细之人，他意识到了什么，连忙问：“纪纯真的生个女娃吗？快，快把郭嵩焘的信给我看看。他胆敢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意，我要找他算账！”
“你真霸道！”曾夫人的嗔怒中含有自豪的成份，有这样的父亲撑腰，女儿还会受气吗？
曾国藩走近夫人，笑着说：“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应该知道的。我能真的找人家算账吗？纪琛受了罗家的多少窝囊气，我不是一直在劝她‘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女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我能挑拨女儿与夫家的关系吗？我又不是个糊涂虫！”
有他这话，曾夫人就放心了。
曾国藩的四女儿曾纪纯出嫁一年后，为郭家带来一位千金。郭嵩焘乐得合不上嘴，他当天便给曾国藩写信报喜。
曾夫人拿出了亲家的来信，曾国藩读罢，心中大喜。他瞅着四处无人，偷偷地给了夫人一个吻，笑眯眯地说：
“你也学会欺骗我了！明明郭嵩焘举家庆贺弄玉之喜，你的脸上却掠过一丝愁云。以后，我还能再相信你吗？”
曾夫人抹了抹腮边的吻痕，假装气恼，她问：“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你冤枉好人！”
曾国藩拉过夫人的手，那对三角小眼一瞪，半真半假地说：“一年前，纪纯出嫁的时候，你和三弟、纪泽、纪静等人串通一气，瞒着我给了多少陪嫁？那不叫欺骗我吗？”
揭了夫人的短，曾国藩沾沾自喜。
被他这一点拨，曾夫人的脸微微一红，承认道：“自从嫁进曾家，我敢发誓：就骗过你这一次！”
“好了、好了！我也没追究什么呀！纪纯出嫁的时候，我做得的确让你们不满意。纪静、纪耀、纪琛出嫁之时，每人陪嫁二百两银子，纪纯与她们是有些不同。国葆病逝后，她就过继到国葆门下了，除了我们的二百两银子，她四婶（曾国葆之妻）愿意给多少陪嫁，我们无权干涉。但是，我硬是拦着不让给，弄得大家很不开心。不过，你们瞒着我干的事情，纪芬（五女儿）全告诉我了。”
曾夫人笑着说：“那个小叛徒，我就知道她和父亲最要好。”
同治六年，曾国藩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可是不久，一场惊吓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他差一点又一次陷入痛苦的深渊。
三月十四日清晨，曾纪鸿突然感到浑身不适，他来到院子里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刚出房门，他就直打哆嗦，已是阳春三月天，不该这么冷呀！他退至房中。
不行，还是冷得很厉害。
其他人只穿了一件夹衣，曾纪鸿却又是棉袄、又是棉帽，他依然浑身直打抖。其妻子郭氏见状，连忙上前问长问短。她一摸丈夫的前额，吃惊不小：“你病了？”
曾纪鸿的声音十分微弱，郭氏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听清楚：“我的确病了。”
郭氏把他扶到床上，帮他解开棉袄的纽扣，就在这一瞬间，她突然发现丈夫的两耳及脖子后面全是红疹，她低声惊叫道：
“纪鸿，你昨晚和朋友在一起喝酒了吗？”
曾纪鸿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郭氏猛然想起婆婆讲过的三十年前曾家失去的那个孩子，她的心一阵阵紧缩，但她不敢妄下断语。她侍候丈夫躺了下来，自己躲到一边胡思乱想。
听老人说起过“天花，”但郭氏没亲眼见到过什么是“天花”。她知道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一旦病魔缠身，死亡的可能性很大，就是侥幸留下性命，也会落下一脸的麻子。
越想越害怕，她忍不住跑到公婆面前去说一说。
曾国藩夫妇简直就不能听“天花”二字，他们一前一后来到了二儿子面前。三十年前，他们的长子曾纪第和最小的妹妹满妹就死于天花，至今，曾国藩记忆犹新。
那是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噩梦，悲剧不能重演！
曾国藩照顾过天花病人，他有些经验。当他仔细打量过病人耳后及脖后的红疹后，他走到外面小声说：
“依我判断，八九不离十。快去请两位大夫来，让他们为鸿儿会诊。”
两位大夫，一个姓刘、一个姓张，皆是金陵城的名医，他们一口肯定曾纪鸿染上了天花。大夫开了两剂药方，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们便走了。
大夫一走，曾夫人再也忍不住了，她躲在房里不住地抽泣，嘴里还念念叨叨：
“老天爷，我只有两个儿子。请您保佑我儿纪鸿快快出齐花，让他平平安安闯过这一关！老天爷，求你了！我只有两个儿子，请您保佑我儿纪鸿快快出齐花，让他平平安安闯过这一关！老天爷，请您保佑我儿纪鸿快快出齐花，让他平平安安闯过这一关……”
她不厌其烦地祈祷、哀求。看起来，她都有些神经兮兮了，所有人见了都忍不住安慰她几句。可是，谁也不敢保证曾纪鸿能闯过这一关。
整整三天过去了，到了三月十八日，病情仍不见好转。
曾国藩坐卧不宁。
虽然他不像女人那么口罗里口罗嗦，绝不等于说他的心里会轻松一些。甚至可以说，他比曾夫人的心理压力更大。他曾亲眼看着两个亲人咽气，天花的杀伤力，他比夫人清楚多了。
女人的泪挂在腮边，男人的泪流在心里。
曾国藩的心如刀剜一样的痛，他默默地承受着煎熬。他感到精神都快要崩溃了，再撑下去非让他发疯不可。
病情继续加重，病人已不能言语、不能动弹、不能进食、不能饮水……
“他能挺过来吗？他能挺过来吗？他能挺过来吗？……”曾国藩反复问自己。
到了第四天早上，曾国藩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向众人宣布：“从今日起，曾府斋戒三日。而且，人人都要沐浴、更衣，明日随我去痘神庙上香，祈求痘神娘娘大发慈悲，从今往后不再降临人间。”
儿媳郭氏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深知公公一向反对迷信，他不信巫术、不求神明。如今为了纪鸿能闯过“鬼门关，”他破例要去庙里上香。
金陵城多发痘疫，人们为了祈求平安，建了个痘神庙，把痘神娘娘供奉起来，免得她下界滋扰生灵。所以，谁家有人出天花，都要到痘神庙去上香，祈求痘神娘娘快快离开。
同治六年三月十八日，曾国藩在总督府斋戒沐浴、焚香礼拜、祈求保佑。
三天后，曾纪鸿开始好转。
十天后，曾纪鸿痊愈。
曾国藩大喜，对家人说：“纪鸿痊愈，全仗神灵保佑。我已许愿：纪鸿病愈后即重建痘神庙！下个月，我要亲往痘神庙，以实现诺言。”
家人无不惊叹：他真的变了！
以前，家人偶尔上香、求神，他都严加责之。如今，他自己要到庙里去上香还愿。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四月初八日，金陵城热闹非凡。大家都来凑热闹，人们想目睹一下总督大人的风采，所以，一大早便把痘神庙挤得水泄不通。
上午九时许，两江总督曾国藩身着官服，一步一步走向痘神庙。他神情十分严肃、态度非常虔诚。一位幕僚高声朗读祭文，然后是行大礼。根据金陵城的风俗，他们扎了纸状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纸伞、纸旗无数。最后是放鞭炮以送痘神娘娘。
曾国藩高声大叫：“痘神娘娘归去矣！痘神娘娘归去矣！”
众人齐呼：“痘神娘娘归去矣！痘神娘娘归去矣！”
那情景就像紫禁城里文武百官庆贺皇帝登极时一样，也是那么齐声欢呼、也是那么激动人心、也是那么严肃而又可笑。
曾国藩再次扯开那洪亮的大嗓门，高声叫：
“痘神娘娘已去矣！从今以后，金陵城内男女永无痘灾！”
男女老幼全跪下了，大家重复着总督大人的话。不知谁在祈祷词后加了一句“阿门，”引逗得大伙儿笑出了声。
曾国藩回头望了望那个男人，他不禁皱起了眉头。幕僚赵烈文小声说：“大人，这里有人信洋教，以后不许他进中国庙就是了！”
“令人恶心的洋教徒。”曾国藩小声骂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