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站稳脚跟的毛人凤赶忙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固自己的后台。他频频向国民党高官伸出了橄榄枝，用各种献媚讨好，甚至扮作小丑，来赢得高官们对他的莞尔。他深知自己要想获得更多，必须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他步入戴笠的后尘，做了一只匍匐在蒋介石脚边乞求庇护的狗。
——毛人凤手下的保密局
终于到了毛人凤做大当家的时候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停下来休息的人，而且保密局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忙，他必须牢牢把住了自己的位置，不给别人可乘之机。
保密局的内部组织，与“军统”时期大致相同。在局长副局长之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一走，毛人凤也把郑介民的心腹张继勋从局长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给踢走，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亲信。
局本部设七个处，从收集情报，到bang激aansha等特殊行动，再到电报电讯，监狱司法等等，都有专门的负责人员和机构，设置和过去的军统基本无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也由毛人凤手下的司法处管理，这才造成了日后大屠杀的悲剧。
另外一个特殊的部门，叫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专门研究有关ong的问题，成员都是一些叛徒。这个机构在“军统”时代，由张国焘主持，张离去后，由瞿梦秋任组长。毛人凤对予这些人是不放心的，只想利用他们的旧关系为保密局工作，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只在有事时，找瞿梦秋去开开会，别的成员都不让到保密局去。
“军统”原有的设计委员会，保密局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先后由张严佛、刘启瑞等当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由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十四名，其中有的是国民zhengfu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的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地区，称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为一百一十人；再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为六十人。甲种站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至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专搞学生特务工作的学运指导员，和一个专搞工人特务工作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
省站一级，大都由局本部电讯处配置一个电讯支台，各组则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保密局成立时，毛人凤因为担心对外勤人员控制不了，所以各省站的站长，用的大都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和提升起来的一些中级特务，有意不用资格老的人。但因为由“军统”时期起便有一条规定：“秘密领导公开”，而各省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又多是“军统”的老特务，他们对那些年资浅的省站站长都不买账，所以各站的工作也就推不动。等到毛人凤把郑介民挤了出去之后，一方面已经大权在握，一方面也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才决定把一些将官级的人员调出去当站长。并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把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总共三十人左右，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训练了一个月。而把原有的一些资历较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
在站长讲习班结束时，蒋介石还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这些参加讲习的站长。他对毛人凤调整省站人事的办法，极为赞许。又说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并要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又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必须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去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多多拉拢一些动摇分子参加特务工作。而最主要的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gongchandang在各地方的组织去。他又吩咐，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到公开机关去安插。还要不断吸收新人员参加。蒋介石说，各省站的负责人，除了管省站的工作外，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提出，省站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要绝对秘密。
那些被戴笠视若至宝的特训班学生对毛人凤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累赘。因为戴笠死前招收的最后一批学生年龄尚小，培养起来还要好几年，无论从费用、人力、时间来说，都需要大量投入，并且不知回报如何。所以毛人凤决定中止这期特训班，遣散学生。
在由军统变保密局的大裁军过程中，为了保持军统的本色不变，毛人凤上报蒋委员长批准，采取汰弱留强的办法。军统特务按参加早晚，分为三种人：一，核心分子，指抗战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二，基本人员，多为抗战期间军统各个训练班的毕业生；三，一般分子，主要包括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吸收的特务，由私人介绍加入军统的及由士兵提升转化的特务。这次裁汰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基本人员，对一般分子则根据表现予以遴选。被裁汰的人员怒气冲天，保留下来的也愤愤不平：“我们是抗日反共的有功之臣，这样做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什么？”戴笠在世时，参加军统是只准进不准出，特务们自以为加入了军统就是捧上了铁饭碗。现在铁饭碗碎了，没碎的了快变成了泥饭碗，特务们一个个都气得破口大骂，不堪入耳。
毛人凤想出了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安抚人心。
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过去的成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
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之后，毛人凤又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诚庐”，作为各特务单位首脑开会之用。一些有关对付gongchandang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来，以便各特务机关能采取协作的步骤。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务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取得更多的联系。又规定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要召开一次“公秘会报”（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报），轮流报告各单位工作，然后汇报保密局。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工作也是十分关注。一方面他对毛人凤的能力还持保留意见，另一方面是形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生更大更多的作用，就比以前更加下功夫了。因此，在“军统”改为“保密局”之后，他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也一再集体的或个别的接见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员，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拚命。而毛人凤在这时期，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也特别大卖力气。
在保密局时期，所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已不如“军统”时期那样多。而在被控制的机关中，由于权力之争的加剧，其负责人也不如“军统”时期这么听话。当时，最大的公开特务机关，要数全国警察总署，署长是唐纵。如果戴笠不死，这个警察头子的职位很可能落在“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的手上，因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建警计划”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也有戴季陶等人的极力支持；且蒋之驭下，一向爱用互相牵制的手段，也有意把警权交给李。但戴笠一死，蒋为了使“军统”的人安心，又把这一组织交给了“军统”的唐纵。唐既被郑介民和毛人凤挤了出来，为了建立个人的势力，便一心要搞出自己的一套。
唐纵首先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毕业的人不能当警官。所以对于保密局介绍去的人，非经他亲自批准，不派工作，实际上等于拒绝控制。但蒋介石虽把这个警察组织交给唐纵，但在重要人事上仍要加以控制，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得由他亲自决定。因此又造成另一种情况：郑介民和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去请蒋介石批准；而唐纵也不会为保密局去争。结果，保密局要在警察系统安插人，更加不顺手了。
抗战胜利以后，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由蒋介石亲自派出，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天津给了毛文佐，南京给了黄珍吾。本来，照戴笠的暗中安排，天津要安插李汉元，但这个在天津租界为外国人当了十多年奴才的“天津通”、老“军统”，结果只好屈居毛文佐之下，当了个副局长。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一职，原本是戴笠留给任建鹏的。在南京撤退时，任建鹏担任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早已野心勃勃。到重庆后，他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由于有戴笠撑腰，以为胜利一来，首都警察厅长非他莫属。岂知人算不如天算，蒋介石把这个位子给了别人，他自己只弄到一个汉口警察局长。以后北平的陈卓走了。宪兵司令张镇又推荐他的参谋长汤永成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长祝维屏也没有推上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几个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才慢慢落到“军统”的手上，先是天津归了李汉元，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在解放前给了毛森。因此毛人凤常埋怨唐纵，说“唐先生只会向家里（指“军统”）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别是以后唐兼了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之后，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人去工作，更加深了“军统”老特务的反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的机关，是交通部全国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的人马，基本上还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王兆槐，平汉的朱若愚，津浦的吴安之，陇海的程一鸣，胶济的贺元，粤汉的张辅邦，湘桂的史铭，滇越的田动云，都是“军统”老特务。公路方面，公路总局之下的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和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老特务控制。交通警察总局的二十多个交通警察总队，也全是由原属“军统”指挥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而成的。
按照过去“军统”的传统，公开机关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这在郑介民以保密局长兼第二厅长的时期，还不成问题。后来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第二厅厅长兼职，由副厅长侯腾升任厅长后，便不愿受保密局的控制。侯还想把原来在第二厅的“军统”特务排挤出去，一手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分庭抗礼。毛人凤因为自知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第二厅，但又不肯放手，只好暗中指使留在该厅的“军统”成员，继续与保密局保持工作关系，并设法与侯腾捣鬼。一直到逃台之前，双方都勾心斗角，互相争宠。
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军统”从抗战胜利后便更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部倪超凡、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等等，都是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也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地的稽查处，在保密局时期，也一直没有放过手。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不但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可用“合法”的面目从事，得到很大的方便。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抗战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则称之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这个处的成立，是专门为了防止gongchandang在各兵工厂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工人的。国民zhengfu又把各兵工厂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各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他们对待兵工厂工人，也动辄是“军法从事”。抗战期间，这个处的处长是张师，胜利后是廖宗泽，这两人都是投入“军统”的间谍。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是“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充起来的。当时，戴笠的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会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归他自己领导，以加强“军统”的外围力量。被邀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杨虎、张啸林、范绍增等近百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马均赶去参加，曾被认为是一个“盛举”。戴笠死后，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已经抓不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到派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组织之后，对于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时，会起操纵作用，对于他们的派系不利。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风头不对，这个会才在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跟戴笠比起来，毛人凤虽然也有野心，但是时代不同了，他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无止境地扩张保密局的势力。同时，他也不是一个有大魄力的人，不敢自作主张制定计划，报蒋介石审批后执行。他所习惯的就是在蒋介石划定的框框内，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被交代的任务全力完成好。
或许是他自己也了解光凭自己这样按部就队地做事，并不能保证地位的安全。万一某一天一个闪失出现了个失误，那他就再难翻身了。为了给自己增加安全系数，他开始费尽心思地巴结那些国民党的元老人物。
——相继向三大头折腰
毛人凤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军统局内部斗争刚刚结束，“外患”就接踵而至，不断有各种势力要求取消军统局。国民党内反对军统的势力主要有陈诚、何应钦、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财阀孔祥熙等人。连戴笠在世时，对这些人都忌惮几分。毛人凤在他们面前更是用一只手指就能捻死的蚂蚁。
当时上海一个知名媒体对蒋介石的接班人做出预测，认为排第一位的是何应钦，第二位是陈诚，第三位是胡宗南。
为了自保，毛人凤首先把橄榄枝投向了陈诚。这人着实不好对付，作为蒋介石最得宠的新贵，一向讨厌军统，憎恨戴笠。戴笠死后，他又把一腔怨气全发在军统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他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
但是陈诚跟戴笠之间是死地。戴笠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经捏造出一个莫须有的“逆反”的帽子扣在陈诚头上，导致陈诚被蒋介石弃用了好几年。戴笠死后，这个麻烦得由毛人凤来担。毛人凤感觉到，如果不和陈诚疏通关系，凭借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十个军统也要被他吃了。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更托杨森去和陈诚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毛人凤考虑，这还是因为陈诚对戴笠的污蔑仍然难以释怀。他想，还是应该对症下药，解开陈诚的心结。
毛人凤特意厚着脸皮，专程到陈诚府上拜访。听说是毛人凤来了，陈诚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陈诚的夫人谭祥好言安慰他：“见面三分礼。他既然来了，也是客人。你好歹出去应酬一下。”一见到陈诚，毛人凤连忙恭维说：“陈将军是党国的台柱子，是当今中国的英雄，人凤一直想来拜访，苦无机会。”
陈诚没好气地看着他说：“只要不在背后使刀子，就是好同志。他妈的！有的人就是坏，坏人没有好报应，摔死郊外，大雨冲尸三天三夜。”
毛人凤知道陈诚骂的是戴笠，可他仍旧低声下气地说：“戴先生是个火爆脾气，他在世的时候，我对于他的有些做法也不满意，但是却没有办法，例如抗战时期的第六战区军官叛变案就是一桩假案。”
陈诚没想到毛人凤会主动提这件事。他眼睛一亮，放缓口气问：“哦，你怎么这么说？”
毛人凤说：“这件事的确是戴局长办得不周到，当时我们要劝，他又不听我们的。现在我经过调查，已经查明真相，这件事和陈将军无关。我会尽快把陈将军的人放了并承报给委员长，说是一桩假案，并决定为这些将领洗刷了莫须有罪名，恢复名誉。”
听了这话，陈诚一下子露出了笑容，他抓住毛人凤的手说：“你和雨农不一样，是好同志！”
毛人凤微微一笑，接下去两个人相谈甚欢。陈诚惊讶地发现，这个毛局长和戴局长很不一样，不仅为人诚恳，圆滑，而且十分善解人意，体贴人心。他开始把他看做是可以亲近的朋友，对他态度也十分友善。
第二天，毛人凤令人从中美合作所把张振国等人提出来，在局本部设宴管待。席间，毛人凤频频向张振国敬酒，道：“张先生，真是委屈你了，以前我明明知道你们无罪，可我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替你们主持公道，这回我放了你们，并非存什么心，而是作为一个国民党zhengfu公务员凭本能的良心做事。回去以后，望你们不要有怨言，仍像从前一样一心一意为陈将军卖力，效忠党国。”
张振国等人以为这辈子再也出不来了，见毛人凤不仅放了他们，还说出一番如此动听得体的话，一肚子的委屈也都化为感动，哪里还有半句怨言？回去后，他们在陈诚面前大大地赞扬毛人凤，又给毛人凤加了许多分。
毛人凤放走张振国，又上书蒋介石，说张振国等人本意以生命捍卫领袖安全，维护领袖尊严，才准备成立一个小组织。蒋介石见了，很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我是不会看错人的，陈诚的人怎么反对zhengfu呢？”
从此，陈诚见到毛人凤总是亲昵地拍拍肩膀说：“我们是自己人，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同陈诚是“自己人”，毛人凤当然受庞苦惊，他要求陈诚支持军统，不要让军统这个机构撤了，陈诚一拍肩膀说：“毫无问题。”
胡宗南是戴笠青年时代就拜把子的铁杆兄弟。两人交往密切，经常秉烛夜谈，通宵达旦地谋划国家大事。可以说两个人是一个阵营里的盟友。戴笠死后，毛人凤自认为是戴笠的继承人，自然也就继承了他各方的人际资源。这在毛人凤看来，是比戴笠留给他十万家产还要重要。
但是毛人凤心里也明白，自己跟戴笠比，毕竟矮了一头，不可能在胡宗南那里得到平起平坐的尊重。他应该要像戴笠过去那样对待胡宗南，时时将南京方面的政治动向，悄悄与之通报，让胡宗南觉得，戴笠虽死，耳目犹在。
毛人凤的存心示好让胡宗南感受到了他的诚意，两个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不久，毛人凤就抓住机会帮了胡宗南一个大忙，这让胡宗南感激了他一辈子。
1947年初，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定于3月10日进攻延安。等到占领延安之后，才发现延安竟然是一座空城，他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见桌子上压着纸条，拿起来一看，上面写道：“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隐约觉得自己内部出现问题，所以让毛人凤和唐纵两位特工专家前来分析局势。
毛人凤和唐纵到陕西不忙查案子，却开始寻欢作乐。局本部的人发现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是ong潜伏的特务之后，立刻发去情报，却无人接收。叶翔之连忙安排飞机，亲自前往西安和毛人凤汇合。刚好毛人凤一行也从延安返回西安，叶翔之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报告毛局长，您又有立功的机会了！经过昨天我们彻夜审查，终于发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gongchandang！”
毛人凤一听，脸色立刻刷白。叶翔之缺乏察言观色的能力，还在接着说：“局座，这可是一个大案，您赶快通知胡将军，把熊向晖拘留起来吧。”
毛人凤一下就顺手把杯子砸过去，厉声说：“拘留什么？昨晚他就失踪了！”
叶翔之愣愣地看着他。毛人凤气呼呼地说：“我们昨天白天还在一起喝酒，可是到晚上，胡将军几次找他，都不见踪影，还以为他是喝醉了，休息去了。我估计，他应该是得到情报，早就溜走了。”
叶翔之惊讶地张开嘴，毛人凤心情极其烦躁。一想到gongchandang能够深入到国民党最核心的地方，而国民党的特务历次渗透、潜伏都遭到失败，这让他不由得十分憎恨，恨自己的无能和愚蠢。
“局座，还是报告委员长吧。”叶翔之急欲请功。
毛人凤气得破口大骂：“你就知道在蒋委员长面前邀功，你不会动动脑子想想，我们没有抓到熊向晖，肯定要被委员长责备办事不力。这个责任是你担还是我担？”
叶翔之连忙说：“那不是便宜了熊向晖？”
毛人凤说：“就算如此，我们也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替胡宗南隐瞒这件事，就等于让他欠了我们天大的一个人情。以后他这个西北王自然也会对保密局鼎力相助。”
说干就干。毛人凤很快就找到胡宗南，把实情告诉给他。
毛人凤话还没说完，胡宗南已惊成花皮老虎，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好不自在。他低声说：“难怪前一段我一败于青化砭，二败于羊马河，三败于蟠龙镇，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一败涂地。那时我就怀疑有内奸，但怎么也没怀疑到熊向晖头上。现在看来，战局的逆转，全因为泄密之过啊。这件事能不能先别告诉蒋委员长？如果委员长知道我胡宗南眼皮底下有个gongchandang，十多年没有发觉，那么一定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毛人凤假装为难地说：“蒋委员长现在盯我们保密局盯得很紧，我不敢保证能瞒得过去。”
胡宗南叹口气，低声下气地求道：“人凤兄，希望你高抬贵手，这件事情我们内部解决，以后保密局在西北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尽管说。”
毛人凤思考一会儿说：“胡长官，你和戴笠亲如兄弟，看在戴笠的份上，我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委员长的。如果蒋委员长问起，我就替你担着，这个你放心。”
胡宗南叹口气说：“多谢毛老弟了。”
胡宗南果然说到做到。从此之后，他在蒋委员长面前说毛人凤的好话，不足筐挑，也够箩装。毛人凤又搞定了保密局发展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护航人物。
毛人凤替陈诚平反了冤假错案，使他对保密局从厌恶变成赞赏；又利用胡宗南的内奸案，让他欠了自己的人情。此外，该如何对付何应钦，就成了让他有些无从下手的难题了。何应钦位居国防部长，自从戴笠死后，也是一个叫嚷取消保密局最凶的人。
拉拢何应钦，毛人凤感到没有冤假错案可以利用，只好以色、财、物予以拉拢。
戴笠死后，给军统局留下四辆小轿车，毛人凤去视察时，一眼就挑中了最好的一辆“别克”牌小轿车。潘其武在一旁吹捧说：“这轿车和局长身份正相配。”
毛人凤一瞪眼睛说：“这轿车跟三国时的‘的卢’马一样，是会给人惹祸的。”
潘其武大惑不解。毛人凤说：“戴先生留下的车我不开，怕晦气。这车是专门给何部长准备的。”
第二天，毛人凤坐上“别克”到了何应钦的府上。何应钦立即对这辆车赞不绝口：“好车、好车，不愧是世界名牌。”
毛人凤微笑着从车中出来，作揖到：“毛人凤拜见何部长。”
何应钦一愣，不禁有些酸溜溜地说：“毛先生真是好福气，坐这么高级的轿车。”
毛人凤说：“我哪有资格坐这样的好车，这是戴先生留下来的，我想何部长为党国元老，整天为国事操心，又经常参加会议，只有这样级别的车和你的地位相符。请你收下这辆车，它表现了我们军统全体人员对你的恭敬和推崇，请你一定要给面子。”
何应钦想到平时对军统没有好脸色，就不好意思要，可是这车对他的吸引力又太大了，真是舍不得。看透他的这个心思，毛人凤把车钥匙往何应钦手上一放，一溜烟似地跑了。
俗话说，拿人家的手软，何应钦自从坐上这个汽车，对军统的气也顺了。见了毛人凤也开始会露出笑容。这让毛人凤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些。
可就在这时，军统又得罪了何应钦。
大约在1948年前后，军统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处处长周养浩见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搞起了“第三产业”，就连军统内部许多站的站长都利用地位之便，做起了生意。周养浩顿时艳羡不已，经过一番冥思苦想。这位自恃胸中有了几滴墨水的大特务，突发奇想，居然煞有介事地在贵阳办起了一张报纸。可是，他的报纸办了不过两月，就引火上身。原来，这张报纸公开刊登了一篇文章，有理有据地分析开来，指出安顺籍的国民党大员何应钦是贵州省第一大财主。何应钦经侄儿何绍周得知情况后，气愤至极。家底都被军统翻出来了，他还怎么做人？
何应钦知道消息，气恼的找毛人凤兴师问罪。毛人凤了解情况后，随即宣布，由于周养浩目无长官，对何部长无端攻击，从今天起，立即撤消其贵州省站站长和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职务，报纸查封。
周养浩垂头丧气，一些大特务也颇不平。毛人凤则说：“现在哪一个当权的不贪污，连委员长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军统何必要做得罪人的事情。”
但是毛人凤还是多了个心眼，他特意把从严处罚周养浩的消息传播出去，很快到处都知道了毛人凤因为下属得罪了何应钦，撤了下属的职务。
消息传来，何应钦也十分吃惊，连忙对毛人凤说：“处理太重了，处理太重了，一定要给周养浩复职，不然我的良心不安啊！”
周养浩本来就是毛人凤的亲信，既然何应钦这样说了，毛人凤巴不得来一个就坡下驴，给周养浩官位恢复了。但从此特务们多了一个心眼，再也不敢对权贵们进行攻击了。
何应钦自此之后，同毛人凤结成了好朋友，也开始为军统的保留呼吁起来。他甚至专程找蒋介石，声称：“gongchandang反对的，我们就应该赞成，gongchandang最恨军统，我们应该最爱军统，否则便是上了大当。”这让毛人凤知道后，心花怒放。
在权贵们的提携下，毛人凤的地位日渐巩固起来。蒋介石对他也越来越刮目相看。
——成为蒋介石膝下奴才
原先蒋介石不喜欢毛人凤，是因为觉得他木讷呆板，不通人意。但是随着越来越长时间的接触，渐渐他感觉到毛人凤的善解人意不在戴笠之下。而且毛人凤为人更加本分，对于保密局之外的事情没有什么野心。对于蒋介石的要求更是言听计从。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的时候，毛人凤经常和军统的老特务们在闲谈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完全能了解。所以毛人凤很希望借助外勤负责的大特务的帮助，吸取更多的经验。特别是对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凤总是问得很详细。
一个大特务很好奇地问：“毛先生，你是准备给戴先生写什么传记一类东西来纪念他吗？”
毛人凤总是笑眯眯地不置可否，只是合上手上那本已经被记得满满的记录本，拿到办公室的保险柜中锁起来。大家才渐渐感觉到这个看起来可以无话不说的和蔼的长官其实满腹都是秘密。
毛人凤是秘书出身，所以擅长自己写东西。他不像戴笠那样，还需要另外专门的文书人员来写东西。遇到重要的情报，毛人凤总是亲自动笔，按照蒋介石所习惯的格式和用语写成报告。而且他的警惕性很高，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而没有人会料到他这么费尽心思的掩饰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往上爬作借鉴。
最后，让蒋介石充分发现毛人凤的优点的一件事，是毛人凤在对待特工人员从事社会工作兼职的问题上，和蒋介石站在同一战线。
在唐纵代理军统局局长一职时，有一次召开处级以上的大特务开会，明确地说：“大家知道戴局长在世的时候，蒋委员长很不满意他身兼太多职位，认为这样不利于专心开展情报工作。特别是后来美国方面公开表示支持他搞海军，更让蒋委员长感到不满。我想问问看，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其他人突然听到唐纵说这话，都很惊讶。因为谁都以为唐纵和戴笠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唐纵遇事都会帮着戴笠说话。但没想到唐纵在背后却向着蒋介石，没有提醒戴笠。
突然毛人凤站起来说：“我认为蒋委员长的意见很正确，我们搞秘密工作的的确应当以不兼或少兼公职为最妥。我同意除去我的一切社会职务。”
这话一说出来，其他的人都没有作声，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多兼些公职，多增加些额外的收入。谁愿意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利益受损呢？
唐纵也没有表示什么，会议就那样结束了。那时候沈醉还在局本部工作。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他送一份急于要毛人凤批示的公文去他办公室。上午送过去的文件一直到下午还没有批下来，沈醉心里着急，便去找他。当他走进毛人凤的办公室时，恰好毛人凤刚离开。沈醉见桌上有一个卷宗摆着，便不等他进来先去翻一下。不料一看之下，沈醉大吃一惊，原来是他用上等宣纸笺，标准的毛笔小楷，恭恭敬敬地在向蒋介石写报告。由于蒋介石视力有些不佳，所以毛人凤的字一向写得很大。沈醉为好奇心驱使，匆匆地看了一页。但出乎意外的是，他的字里行间都在对戴笠过去的作法加以攻击。
沈醉慌张地放下卷宗，走出门外看了看，确定没有人之后，再匆忙回来，翻开了毛人凤写的报告。只见里头措词婉转地指出今后军统的工作应当“专业化”。毛人凤按照唐纵那次会议提出的意见，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作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
毫无疑问，毛人凤这些话都是为了顺着蒋介石的意思说的，这让沈醉意识到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慈善，而且为了自己的前途，拿老上级戴笠开枪，也是和毛人凤一贯装出来的敬重戴笠的样子相去甚远。
果然，这份报告一下子就抓住了蒋介石的心。兼职过多的确是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挑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收到报告后，蒋介石特意找毛人凤来见了一面。毛人凤兴致冲冲地去了，兴高采烈地回来，马上召集了大特务们开会。沈醉也在座。他是唯一一个在毛人凤开口之前就知道他想要说什么的人。果然，毛人凤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天蒋委员长跟我谈话，他觉得我们内部被戴笠带起了一股不正之风。大家都搞兼职，这样怎么能将本职工作做好？今后我们军统开展工作应该讲究‘专业化’。特别是诸位都是本局的核心成员，你们不应该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保证我们活动的安全。”
一听到这话，大家都吃了一惊。公开职务已经有了很多年的传统，这突然停掉，无异于在家里停米断炊，这让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特务们怎么还能适应？
毛人凤得意洋洋，越说越起劲：“还有，委员长也下令，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人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循情，所有人都应该一心一意为蒋委员长尽忠。”
底下立刻起了一片窸窸窣窣的声音，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痛骂毛人凤，却没有人敢公然站出来反驳。大家都还在纳闷，为什么突然毛人凤就有了这个主意呢？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不让他们继续做买卖等于是砸了他们的饭碗，那谁还会甘心呢？
只有沈醉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zhengfu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同时，向影心事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很多事情她自己就能出面解决，当然用不着毛人凤来背黑锅了。因此毛人凤乐得顺着蒋介石的意，只顾自己太平，哪管别人利益受损？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特务们的经济情况也都受到监督。
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连毛人凤自己都觉得这些规定实施起来有些困难。
把老特务免职后，他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雳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已经在军统干了许多年，并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老特务们，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哪里肯把屁股从坐热的位置上挪下来，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各地都陆陆续续闹起了“反叛”。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而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在雷厉风行地闹了一阵之后，谁也不再提起了。毛人凤为了找人做个表率，特意命令身边的大特务停下手上经营的商业活动。还准了他们的假期，让他们去交接私务。但是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那些人得了假期，跑回家就去扩大事业，回来之后谎报军情，让毛人凤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也只是要求手下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让人向蒋介石那里去检举，也就不再过问了。
毛人凤把整顿的情况重新编排了一下，为自己添油加醋地戴了许多朵小红花。这让蒋介石看到之后，信以为真，还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特意找毛人凤来听他当面汇报。
毛人凤兴冲冲地就去了，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在打鼓。因为他知道其实大特务们都还是换汤不换药，兼职的兼职，做生意的做生意，和从前并无两样。万一有谁向蒋介石告状，那他之前所编织的一切谎言就破碎了。
蒋介石见毛人凤来了，爱答不理地让他坐下，吃小点心，一面拿着报告说：“你说保密局都已经整顿了，为什么我还收到消息，说你手下的沈醉还在长沙做生意？”
毛人凤一听蒋介石那冷冰冰的态度，马上放心了不少。因为他知道，蒋介石面子上越冷，说明心里就越热。反而如果面上都是笑容，很可能内里暗藏杀机。
毛人凤按照准备好的答案，不慌不忙的说：“的确是有一些特务依然在社会上有一些来往，不过那都已经是经过军统局备案的。因为搞秘密工作的，需要有一些社会关系来做掩护，要不然在外面说话行动都很不方便。但是他们虽然有社会兼职，但仍然统一受本部领导，因此不会做出一些损害党国形象的事情，请委员长放心。”
蒋介石哼了一声，说：“这样最好。要是出事了，我拿你是问。”
毛人凤立刻起身敬了个军礼，响亮地回答一声：“是。”
这是蒋介石第二次请毛人凤吃小点心。第一次的时候，是毛人凤和戴笠一起去见蒋介石，那时的毛人凤笨手笨脚，惹得蒋介石很不开心。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了。蒋介石对他态度随便，就像过去对待戴笠那样。毛人凤也多长了心眼，少说，少做，避免多错。从这次接见之后，毛人凤终于察觉到蒋介石把他放在和过去戴笠平等的位置上了。这是让他最感到荣耀的地方。有了权贵们的层层庇护，毛人凤终于可以深吸一口气，在保密局局长的位置上好好放松一下了。
但同时，他也有更大的野心，要做出让其他人难以比肩的成就，爬得比戴笠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