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渐渐进入了仕途的瓶颈期。搞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任何进展，他唯有举起屠刀，不停的用那些无辜者的尸体，来堆垒出自己的前进之途。蒋介石对他杀戮尤为欣赏。但是国民党在大陆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sharen只能让他们失去更多的民心。
——血染红岩国人哀戚
11月，在毛人凤的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到重庆，保密局西南地区区长徐远举，为迎接蒋介石，动员了在重庆的大部分特务、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职员以及一些地痞流氓到机场迎接。此时的蒋介石心还没有安下来，一路上他一直怕他的行动被解放军发觉，在空中被拦击或遭炮击。专机降落后，机舱门刚一打开，舷梯还没有推到门口，蒋介石已经站在那里向西边张望了。一看保密局早以布置好保卫，才放下心来，恢复往日的从容，走下了飞机。
一下飞机，蒋介石顾不上休息，马上召集在重庆的主要特务头子开会。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毛人凤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厅里一片寂静，谁都知道局势紧张，蒋介石心情不好。可出乎意料的是，大家首先听到的竟是老蒋的表扬，蒋介石说：“保密局在上海撤退前的工作做得好，抓了有嫌疑的人犯3000多人，撤离时，杀了1300多人。”
下面响起一阵掌声。
蒋又问：“听说这次对杨虎城的工作干得不错，具体执行人员有哪几个。”
杨进兴等站了起来。
“好，就应该这样，”蒋介石一边表扬，一边发狠：“过去由于我们sharen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以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能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
这时候毛人凤站起来，“委座，重庆的工作怎样安排？”
“那还用问吗？在重庆也应该同在上海一样，凡是有嫌疑的人立即予以逮捕，凡是应枪毙的立即枪毙，绝不姑息。”
毛人凤又问：“关在白公馆与渣滓洞的人犯怎么办？”
“这岂不是废话。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当然是全都杀掉。”蒋介石恶狠狠地说。
布置完任务后，蒋介石就马上走了。
蒋一走，毛人凤把人员再次召集起来。“委员长已布置下任务，希望同志们一定好好完成。不要偷工减料，更不要贪生怕死，卖国投降。”毛人凤一等人员坐定就开始说。
很快，关于白公馆、渣滓洞的大屠杀就布置完毕，众特务领命而下。
白公馆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和杨家山、黄家院子、红炉场秘密囚室组成了庞大的军统集中营、中美合作所建立后，这里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禁区，出入要“特别通行证”，内部使用“代金券”，在区域内的人员一律佩戴特制的蓝底红字钢质圆型证章。歌乐山下的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岗哨林立、电网密布，阴森恐怖、与世隔绝。原来的良田村舍变成了特务住房和训练场所，自然的幽谷山泉、小桥溪涧被插上了铁丝网和建起了岗楼。
在白公馆、渣滓洞中关押的有不少意志坚定的革命志士，也有大量“嫌疑犯”，甚至在无意中路过这些地方的人，也别想再出这魔窟。1941年，李仲达、石作圣、冯鸿栅、陈河镇四名国立六中学生由璧山来渝，打算从三峡上解放区，途中误入磁器口“特区”而被逮捕，在白公馆一关就是八年，受尽折磨，最后被害。
特务们把这充满血腥的地方视为宝地，视折磨这些反抗者为赏心悦意的游戏。可这些都压不住反抗的火种，现在，当这火种发展成吞噬这些反动派的熊熊烈火时，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毁灭而变得疯狂。这一心理过程在毛人凤身上最为显著。他亲眼看到三大战役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强大，人民解放军以摧柘拉朽之势挺进。与此相对，国民党内部却分崩离析，蒋介石集团日益陷入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绝境。毛人凤深知“党国”气数将尽，可自己又不愿就这么退出中国历史大舞台，他心有不甘，他心有仇恨，这满腔的仇恨全都指向gongchandang。如果说以前，他折磨犯人，半是为了完成任务获取情报，半是为了游戏、快乐的话，现在他对这些人则充满刻骨仇恨，下定决心要报复，要让他们不得好死。在这种心情下，他签发了大屠杀的命令。
11月27日，渣滓洞的气氛跟以往并无区别，犯人们照常忍受着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自由的降临。
一大早，大特务们首先派小特务们开车去重庆，买回十桶汽油。中午吃过饭，补好体力，又令人收拾出来一间大牢房，一切准备就绪。
晚上七点，“工作”开始。
李、徐、钟三人先把楼上、楼下的牢房巡视一遍，宣布所有犯人到收拾出的7号大牢房集中，听毛局长训话。
人家都不知情，拖着满是伤痕的疲惫身躯走人大牢房。待所有人都进去了，铁门“哐啷”一声被关上了。
按预定计划，关上铁大门后，钟铸人、李磊、徐贵林端着汤姆生机枪冲过来迅速散开，一人占着一个窗口，对着房内疯狂扫射：“哒哒哒……”
7号囚室的难友们在罪恶的弹雨中吼叫、怒骂，一批接一批地倒下了，他们你抱着我，我护着你地倒地血泊之中。
“gongchandang万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声在弹雨中回旋，惊天动地！
这当中，有的gongchandang员为保护其他同志，主动用身子压住战火，希望自己多挨子弹，以掩护同志，使这些同志能活着出去。可反动特务根本不可能给他们以活的机会，他们动用了“绝招”。扫射完毕后，徐贵林又步入各监房进行清点，受伤未死的，当即补上一枪。清点完毕，他们把早上买来的汽油全部搬过来，刽子手们在监房和尸体上浇上汽油，划着火柴，顿时漫成一片火海。徐贵林隔着火墙一段距离，慢慢地往后退，脚步所到之处，一步一个血印。大火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至房子轰然倒塌，火势微弱、熄灭，剩下一堆瓦烁，冒着杂着肉糊味的青烟。
渣滓洞的屠杀一直进行到28日凌晨，共杀害了140多人，他们大多是ong干部、党团员、战场上被俘的解放军官兵以及方方面面的进步人士。
清理完渣滓洞，下一个目标是新世界集中营。重庆新世界的集中营，是国民党重庆卫戌区总司令部稽查处的看守所，实际上这个单位由毛人凤的保密局领导。毛人凤找来重庆警察局局长杨森说：“我和徐远举研究过，要把新世界看守所的那些犯人统统杀了！”
“里面好像只有几个是查明了的ong党员，”杨森转头向徐远举，“大多是嫌疑犯，是吧？”
“现在哪有时间去调查谁是谁不是？”毛人凤说，“早都说过，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何况里面已经有几个gongchandang了，可以说成统统是gongchandang，秘密杀掉就行了！”
“毛局长，白公馆已杀了那么多，我们再杀，若是外界民众知道了，一定会全市大youxing、抗议，那会影响我们的撤退的。”杨森说，“我来找你，是请求对新世界的囚犯处决要更秘密！”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毛人凤不耐烦：“你看，我已定好计划。”说罢递上一张纸。
杨森接过，看后不语，走了。
解放后，收缴的政治犯密件留下这样的档案：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二科科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石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shouqiang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以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6名，本区派警卫2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祥组长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间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个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6人、警卫组2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界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3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500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以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法官界、李所长磊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报总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总局核备……
文字的东西是死的，特务们是有“创造性”的，在执行时，他们充分理解并完全贯彻了毛人凤的意图。尤其毛人凤已答应按每杀一人给两块大洋的奖励，为多挣钱，他们准备好好杀一顿。
11月29日到了，本来此项任务是由稽查处行动组组长廖雄董持执行，杨进兴临时增派加入。他们事先在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挖好深坑，行动的当天上午9时，廖雄把约100名志士从新世界看守所提出，用大卡车、吉普车押至松林坡。先押30人上山。
30人下车，一看到挖好的坑，马上明白了一切。“同志们，跟刽子手拼了。”一个女声响起。
“拼了，拼了……”人们呐喊着分别冲向特务，刹时间与特务扭打起来。
站在土坑右前制高点上的督刑手杨进兴看到这个混战的局面，似乎并不着急，他握着shouqiang不语，甚至嘴角还浮起一丝冷笑。特务邓元桂气急败坏跑过来：“怎么办，我们的人跟他们扭成一团了！”
“命令我们的人撤出来，然后，用机枪扫射！杨进兴命令，“你站在这里扫！”
邓元桂忙跳上一块石头：“撤，快撤出来！”
“哒哒……”邓元桂手中的枪响了。
罪恶的子弹疯狂飞向人群，一个，两个，……人们纷纷倒下了……
接着特务们押上第二批、第三批，松林中弹声如鬼哭、如狼嚎，衬得革命者“中国gongchandang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响亮口号愈发高亢、愈发悲壮。
由毛人凤亲手布置、直接领导的大屠杀至此基本结束。毛人凤表示满意，大行发奖金行赏。但除了极少数，大多数都不愿要钱，而提出：“局长，我们不要钱，您给我们机票吧。带我们去台湾。”
毛人凤手一挥：“你们要就要，不要拉倒。台湾是不能带你们去的，党国还需要你们在大陆埋伏，等我们打回来时，你们一接应就成了国家的功臣，那岂不更好？”
特务们都知道，反攻机会微乎其微，但机票又弄不到，只能在恐惧中想法逃跑。这些人手上沾满鲜血，常常在夜里梦到被杀的犯人站起来，向自己走过来……每天萦绕在他们脑海的都是：“我们这样sharen，gongchandang会饶恕我们吗？”
——混乱的真假保密局
蒋介石此时已经觉得难以在大陆继续自己的统治。开始寻找一个另外的巢穴。他记起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一次到峨眉游历，在庙里遇到一算命和尚，随即抽签卜卦，那和尚在解释卦辞时，跟蒋介石说了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
当时的蒋介石只是一笑置之。于是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急于还都南京，结果不到两年时间，局势急剧恶化，到1948年居然兵败如山倒。现在看来那个和尚的话不信不行。于是他立即经营台湾，预做退路。
蒋介石从1947下半年开始，就开始重点经营台湾，以作为大溃败之后的藏身之所。他之所以看中台湾，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廷割给了日本长达50余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圣断”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亚洲散尽硝烟，同祖国分离多日的台湾亦回归祖国。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着手安排台湾接收事宜。
台湾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作为军事据点，海军优势可以发挥，且台湾地处东亚交通要道，可以很方便地从日本、南洋、美国得到外援。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它成为蒋介石在失败之后的必然选择。
人是政治活动的关键。既然把台湾当成是自己最后的退身之地，便不能将其由外人治理。蒋介石最亲近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儿子，但蒋经国资历还不能承担治理台湾的大任，况且局势艰难，非儿子在身边不可收拾。人事决定一切。蒋介石着手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他在1948年底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
而在军事上，蒋介石同样做了部署，使靠近台湾的几省驻扎重兵，企图迟缓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从1949年1月19日到21日，连续发布五道命令，任命其亲信方天、朱绍良、薛岳、余汉谋为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省主要长官，任命汤恩伯为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屏障台湾的各省掌握在其亲信手中。
经济上，蒋介石在大陆强制推行金圆券，但对台湾却网开一面，禁止金圆券和台币挂钩，一方面可以缓解台湾人对中央的疑惧和痛恨，另外一方面也可保证台湾经济稳定，况且金圆券搜刮来的钱还是要送到台湾的。台湾社会稳定，民心安顿，也给蒋介石日后兵败退台准备了经济基础。
军事上，蒋介石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台湾本身的安全问题，他决心依靠占优势的海空军“保卫”台湾，苦撑待变，依赖国际形势变化。二是为了有充分时间退守台湾，尽量延长在大陆时间，特别是对台湾相邻各省，更是以亲信把守，防止成为进攻台湾的跳板。
蒋介石确定：立足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使之成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10月和11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和登步岛相继失利。解放军暂时停止了对台湾的攻击。蒋介石至此已基本上从政治、军事、政治上做好了“中央zhengfu搬迁台湾”的准备。
而毛人凤的保密局，也已经将全部财物、机要、档案、人事及指挥机构等，均移往台北。但是为了应付李宗仁代总统，毛人凤还特意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由徐志道继任，专门负责跟李、白新桂系的“中央”打交道，这个“徐记保密局”编制为92人，机构只有业务、总务两个处。
毛人凤从公开转入地下后，率保密局的大批人马前往上海，他住进毛森公馆，另外在南京路145号设立了上海办事处，由郭旭当主任，继续指挥保密局各公开单位。尤其是监视着假保密局的工作。
作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地方势力，桂系一直是蒋介石所要打击和排挤的对象。这就注定了军统、中统在历史上与桂系仇隙颇深。在国民党内历次斗争中，桂系也一贯把蒋的特务系统当作攻击的对象。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毛人凤出任局长，为改变戴笠时期树敌过多的路线。
他曾一度有意与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弦等缓和关系，但桂系并不领情，所以保密局与桂系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桂系掌握大权后，毛人凤忧心保密局的日子以后不会好过。而使他更为担心的是，由保密局不久前策划ansha李宗仁的阴谋万一曝了光，恐怕就连他的性命也难以保住。
这次毛人凤让同桂系交好的副局长徐志道去同李宗仁、白崇禧打交道，却又害怕徐志道拾级而上，越过他，倚靠桂系的势力有所发展，这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在正式宣布辞职之前，毛人凤首先通过亲信对保密局各地方组织发布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保密局人员只能服从他的命令。接着，他召来了副局长徐志道和福建站站长林超，向他们通告自己准备辞职的消息，并决定由他们分别接任正副局长。他交给徐志道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说明是保密局应李宗仁提出的局本部南迁广州的要求赴广州之人员名册。
徐志道突遭升迁，正在琢磨其中的内涵，看了这份名单后便恍然大悟。原来，那份名单上所列的92个人，全是局内的一般文职人员，并无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是用来装点门面糊弄李宗仁的。不仅如此，即使对这个假保密局，毛人凤也还保留了一手。为牵制徐、林二人，他委任自己的亲信涂寿眉担任新的局本部主任秘书，下面只设业务、总务两个处。总务处长由徐志道的亲戚钮殿臣担任，业务处则由毛人凤的旧将黄逸公出掌。一切仍在毛的控制之中。
设置好假保密局的伪装，毛人凤又着手于处理真保密局的善后工作。他首先命令亲信、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将重要档案和文件封存好，派专人送往台湾。同时，着手将保密局本部大部人员及机构分批由南京撤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以此名义继续指挥各地保密局外勤组织的活动。上海办事处实际上成为真正的保密局指挥中枢。等到上海办事处布置完成，毛人凤才正式向李宗仁辞职，并由徐志道接任局长。
为防止李宗仁追查保密局档案资料的下落，毛人凤又一手策划了焚烧南京洪公祠1号局本部大楼的计划，这座抗战胜利后新建的保密局大楼便在一场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保密局所有的档案就此“失踪”。李代总统得到的只是新局长徐志道交来的他所辖下的保密局名册。
毛人凤辞职后便赶赴上海，为了避人耳目，他把手下原来的八大处机构全部降格为组。
蒋介石又向他发来指示：如李宗仁以势相追，强令解散上海办事处，则可酌情缩小编制，并更名为“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使之成为一个短小精悍的团体，继续进行活动。
毛氏保密局和徐氏保密局，一真一假，本来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手腕，孰料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真假保密局大战。
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后，立即发出了第一号令：即日起着手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广播播出，李代总统声称，为了响应国共两党和谈的诚意，他将派专机前往张、杨二人的囚禁地，迎接二人共商国是。
这个消息让蒋介石大为恼火，他命令毛人凤提高警惕，不许让李宗仁代他去做这个好人，更不能让李宗仁和gongchandang有更加亲密的接触。
毛人凤在上海接到从台北转发过来的徐远举的电报，做出指示：“适当释放少许ong在押人员，以缓各方舆情。杨虎城没有总裁指示，不得释放，可由周养浩移送贵州暂避风声……”
接下来，便有各报记者登门采访重庆市长杨森，问他何时放人？杨森声称自己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放人。于是，舆论大哗，声称代总统的命令，犹如一纸空文。李宗仁要维护权威，打电报责问杨森。杨森回电说，关人的事，归保密局管，该找保密局要人。李宗仁立即把徐志道召去。徐志道装傻说：“我也不清楚，毛局长当初只把局本部交给他，没把监狱移交给我。”
李宗仁问：“那么毛人凤现在哪里？”
徐志道更干脆地说：“不知道。可能在台湾吧。”
李宗仁没辙了，气得直骂“荒唐”。而杨虎城和张学良也已经在毛人凤的秘密押送下，被送往贵州等地。
李宗仁找不到毛人凤。毛人凤却以“总裁办公室”要员、“毛记保密局”首脑的双重身份跑到重庆，一是为蒋委员长退守西南的反攻战略作准备，二是针对待工组织突然出现的混乱状况，亲自站出来明确立场，统一思想，排除干扰，协调一致。
保密局站组负责人会议计划于3月17日召开，参加的有云、贵、川、康、陕、甘、宁、青、新（疆）、粤、桂、湘、鄂等十多个省区。毛人凤为了准备得充分些，提前半个多月来到重庆，着重对西南特区的工作进行调查，却发现“徐记保密局”近来的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整个外勤站组的“正常”工作。
徐志道也非安于听令之人。当他得到局长的名衔后，认为既是名正言顺，又有桂系依靠，不妨与毛人凤斗一斗，或可真正取而代之。张学良虽然被押到了贵州，但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压力仍然很大，徐志道又态度积极，怂恿鼓励大家跟李代总统走。许多站组头头纷纷向毛人凤“诉苦”，让他在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
原来。虽然徐志道的保密局只是个空架子，不执行任何秘密任务，但由于它属正宗，同国民党国防部的日常交道和领取经费等工作，都由其负责，故有财权和方便的活动余地。在开始阶段，徐志道不得不听命于毛人凤，将所领到的经费基本汇到上海办事处，供毛使用。可当徐氏保密局随国防部南下广州后。他便凭借手中掌握的保密肩印信，领取经费后不再交给毛人凤，而是自己截留下来，用于成立自己的外勤组织，同毛记保密局相抗衡。
徐志道计划首先派人潜往广西十万大山一带，收编那里的地方土匪武装，作为自己的外勤人员，然后分派到各地。同时，又以广州为中心，向其他地方派出人员，组建自己的情报小组，作为情报搜集来源。徐志道假戏真做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了。
毛人凤预料，徐志道等人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看来是得到了李宗仁的撑腰。
的确，自从释放张学良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
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他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
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
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
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徐志道干吧，怕将来被毛人凤整；不跟着他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我他们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
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凤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就是他给徐志道出的主意。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为了维持上海办事处的运作，毛人凤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筹措经费。他指示手下干将邓葆光、刘文雄一起组织套汇zousi机关，从事黑市交易赚钱自用。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派人去徐志道处说项，试图说服徐志道回头。
1949年3月，毛人凤的亲信、重庆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赶到广州。廖宗泽同徐志道颇有私交。此行是奉毛人凤之命前来做说客。徐志道对此产生了犹豫。考虑到不可能一下子达成目的，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但他又不想向毛人凤全面让步，故最后勉强同意，将他所领经费交给毛人凤小半部分，自己截留大半。
毛人凤同徐志道的这场争斗，最终以徐志道的妥协而告结束。
不久，国防部被迫由广州迁重庆，徐志道带着他那个假保密局亦随同去了重庆，而那些初建和正在组建的外勤组织就只好丢弃不管了。
这期间，国防部一再裁减人员。徐志道无力招架。到1949年11月。当徐的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徐志道、黄逸公等几个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黄逸公又重新向毛人凤示好，企图随保密局本部一同撤往台湾。毛人凤痛恨黄逸公背叛自己，命令其继续留在大陆工作，而这无异于送死。后来，黄逸公被迫逃往西昌。
在成都解放前夕，徐志道当完了最后几天光杆局长，即逃往台湾。两周后转任“国防部参议”，不久被令退出现役。而此时，毛记保密局早已在台湾“复业”了。
内政部调查局的崩溃和毛人凤保密局在台湾“复业”，标志着国民党特务组织全面退出大陆。在中国现代史和国民党历史上的“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就此结束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历史。
——卢汉被逼上梁山
1945年，中国大陆爆发了解放战争，一开始，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gongchandang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但被解放军挫败。国民zhengfu的8个月的全面进攻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解放军主力依然存在。这样国民zhengfu便做出新的战略方案：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gongchandang根据地。但是，gongchandang采用游击战与gongchandang展开周旋，一方面耗住国民党大量兵力，一方面不断补充兵力和重火器，基本具备了同国民革命军决战的实力。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直接威胁国民zhengfu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蒋介石看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只有云南偏远一隅，尚可做反共复国的基地。但是这个基地却很不牢靠。
早在1927年，卢汉就跟随龙云，发动了推翻唐继尧zhengfu的“二六政变”。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正式接任了第38军军长兼代云南省zhengfu主席，重新改组了云南省zhengfu。从此开始了龙云统治云南18年的历程。在随后的两年中，卢汉支持龙云，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等部，统一了云南。卢汉为龙云立了大功，龙云在云南统治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把手。
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在云南人民中威望很高。此外，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六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见徐州会战）。所部扩编为第三十军团，任军团长。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可谓是战功赫赫。
但蒋介石对滇军一直以来就有诸多防备。因为龙云和卢汉对ong地下组织在滇军中的活动，心知肚明，却没有执行蒋介石“坚决清共”的方针。他们甚至还掩护了许多ong地下党员，如ong南方局派来的朱家璧等人。在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曾命令龙云“追剿”红军。然而，在ong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龙云听而不闻，要求滇军对红军尽可能多追少堵，尽可能让红军走出云南，这就在事实上帮了北上红军的忙。卢汉亦曾率兵“追击”红军，然而在龙云的影响下，也只是演戏而已。
因此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卢汉率部去越南受降，把他调离云南，趁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蒋介石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他戴一顶“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空头帽子。
蒋介石原本想让自己的人马到云南担任省zhengfu的核心职务，但是看到李宗黄和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minzhu玉ndong，已引起云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只好挽留卢汉。但是他又担心卢汉得了兵力，起来造反，于是把他的滇军调往东北内战前线。卢汉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回到云南当个光杆司令。
同年12月，卢汉接替龙云任省zhengfu主席。但是蒋介石还对他不放心。因此，决定亲自到昆明监督卢汉，并给他打一针强心剂。
身为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提前几天就来到了云南。现在在这里主持具体工作的，是被毛人凤“发配”而来的沈醉。毛人凤布置好了9月20日的具体的接待工作，就等待蒋介石的到来。
9月22日上午大约在9时30分，沈醉前来报告说，机场雷达上出现了飞机的讯号，毛人凤兴奋起来说：“赶快做好接机准备。”说着抓起电话通知卢汉。
卢汉惊得满脸通红地问：“你……不是说，总裁……总裁不来了吗？”
毛人凤安静地说：“现在的局势是一日千变，委座有可能是有紧急事情，临时做的决定吧。”
“那么，让我打电话派兵到机场警戒。”卢汉突然表现出一副一焦急的样子，忙不迭地说。
“用不着了，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除你我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个消息。”
机场上，毛人凤、徐远举、沈醉成品字形站在水泥地上，周遭有不少左手拿报纸的便衣特工，一看就知道训练有素，随时可以腾出右手操家伙。卢汉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小蒋来昆明的意图。
显然，蒋介石已对自己产生了不信任感，那么这次……想到这里，卢汉心内忐忑，隐隐地不安起来。
10点钟，蒋介石的专机准时降落。蒋介石走出舱门，看见不远处的特务们手拿报纸来回溜达。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他走向卢汉说：“卢主席，今天作不速之客，你有没有准备好午餐？”
卢汉看看蒋介石谈笑自如的样子，也渐渐宽下心来，他堆着满脸的笑意说：“委座这次到云南，是云南人的光荣，只是云南局处一隅，招待恐怕有失周到。”
“好，好！我们一同到你家去吃午饭吧！”蒋介石满面笑容。
饭后，蒋介石和卢汉一阵密谋，直到毛人凤进来报告，说是机场方面通知，天气状况可能要恶化，请总裁即到启程。蒋介石站起身来对卢汉说：“全国局势系于西南，西南局势系于昆明。昆明的安危只能靠卢主席了。只要能坚持三个月，美国一定会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天下还是我们的。”
卢汉连连点头，将蒋介石送往机场。
在飞机场上，蒋介石和小蒋召集毛人凤耳提面命：
“人凤，卢汉目前投共的可能性不大，但反动军阀从来就是首鼠两端，我看卢汉的心思还在观望，保密局要早作准备。”蒋介石说。
“是！”
“对于卢汉，应该尽早让他把那几百个gongchandang砍了，绝了他的后路。”
毛人凤迟疑地说：“委座，卢汉非常狡猾，九九整肃抓到的gongchandang，他一个也不肯杀。”
“没有问题了，卢汉当面答应我要给予这部分人制裁，你抓紧时间，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蒋介石道。
卢汉考虑到如果此时起义，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但是暗中，他却暗示gongchandang人迅速转移。9月9日，在昆明实行大逮捕，由特务头子、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数十人执行任务，共逮捕数百人之多。经过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100多人，其余大多判处3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
军统特务、保密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sharen，嫁祸卢汉，乃将处理人员的名单报送卢汉要他立即批准。他连夜驱车驶向卢公馆，向卢汉说：“卢主席，九九整肃的四百多名gongchandang不能再留了，卢主席应该趁热打铁才对。”
“毛局长的意思？”
毛人凤用右手作了砍脖子的姿势。卢汉道：“毛局长，这恐怕做不到，人命关天啊！”
毛人凤道：“你不是答应委员长要制裁吗？”
“哈哈哈……”卢汉大笑几声说：“毛局长，我答应对他们进行制裁，并不是要杀他们啊，而且这批人关在监狱中，失去人身自由，这本身也是一种制裁嘛。”
毛人凤在心里骂了一声“他妈的”，表面上却十分镇静：“卢主席是云南省的父母官，生杀大权的事情，当然是卢主席决定。但是委员长的命令也是……”
卢汉叫道：“这我当然有主意，毛局长，你看时间不早了，我内人要休息了。”
毛人凤双目炯炯地盯着卢汉，心中已经起了杀机。
徐远举听说毛人凤要杀卢汉，立即说道：“毛局长，这卢汉可是云南王啊！”
毛人凤怪笑道：“卢汉是云南王，但沈站长的枪法也是很准的！卢汉和沈醉都不是好东西，让他俩火拼好了，我们把这边安排好，抽身去台湾。”
徐远举连称“局长高明”，可是沈醉毕竟是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弟兄，这样过河拆桥，让人看起来确实有些心寒。
毛人凤好像看出徐远举内心似的：“远举兄，你可不能有妇人之仁，沈醉自从到了云南就老是心怀不满，如果放他一马，他肯定会投奔gongchandang的！”
徐远举点点头。
毛人凤厉声地说：“召集余程万、李弥在沈醉家里开会。”
此时的昆明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夜黑漆漆的，看不见任何东西。徐远举和毛人凤驾着车向沈醉家驶去。
沈醉从被窝里被拽出来，他不耐烦地对徐远举说：“远举兄，你安排会议也应该用电话通知嘛！是不是毛局长对我也不信任了？对我也突然袭击。”
牢骚归牢骚，沈醉穿好衣服，从卧室到客厅，看见毛人凤正坐在屋内，望着他一阵阵怪笑。
不一会儿，国民党退守云南的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副军长彭佐熙等人齐集沈醉家。
毛人凤首先说：“今天我们在沈站长家开个临时会议，有几件事情要通报一下。”
看到众人沉默不语，毛人凤提高了声音：“委员长手令！”
众人立即挺直了身子，只听毛人凤念道：“……经呈报委座核准，将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改为专员公署；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改称为总司令部。晋升沈醉为中将，晋职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兼游击总司令。若实在无力据守，昆明可放弃。必须确保的是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通道……”
“沈兄，祝贺你晋升到中将总司令。”徐远举不无醋意地说。
沈醉明知这是毛人凤下的套，可是这毕竟满足了他升官发财的愿望，但内心的厌恶依然无法压制，遂说：“远举兄如果不去台湾，这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令，我让一个给你。”
毛人凤立即说：“徐远举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沈醉同志，这是委员长对你的信任，你要积极工作才对。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卢汉的事。”
一直没有发言的李弥是云南人，他早已瞅着云南省主席的位置很久，按照他的想法，只要卢汉这个蒋介石的眼中钉被拔掉，云南省主席的位置就是他的了。想到这，李弥说道：“卢汉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果不能尽快搞掉他，我们就会自受其害。”
余程万却说道：“我看卢汉不会立即叛变党国，我们要用人不疑才对。”
余程万不同意李弥的看法出乎毛人凤的意外，也令他感到头疼，因为余毕竟掌握云南的主力部队，只得说道：“余军长这样肯定的口气，想毕是有万分的把握。”
余程万站起来踱了两步说：“第一，卢在云南的总兵力和我们第八军、笫二十六军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要投共没有实力是不行的；第二，目前云南尚没有大股共军活动的迹象，虽然有小股的共军游击队，但无法接济卢汉。以卢汉的聪明，他会三思而后行的。”
沈醉立即说道：“我赞成余军长的分析，如果现在对卢下手，万一失败，反而会逼其跳墙，反而不利党国事业。”
毛人凤看到五人之中已有四人反对制裁卢汉，心中十分不高兴，可以他的习惯，他不会立即表明主张，他转过身来看看徐远举。
徐远举会意地站起来说：“余军长的话虽在理，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建议现在应紧急布置刺杀方案。一旦卢汉叛变，或者委座命令杀卢，再布置就来不及了。”
毛人凤接过徐远举的话说：“卢汉不是一个好东西，余军长分析了利害，但不等于卢汉内心不想投共。今天，我拿给他一百多个gongchandang人的命单，卢汉一个都不批准，他不公开杀gongchandang，就是不想得罪gongchandang，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的想法。”
李弥道：“毛局长所言极是，卢汉的历史很不光彩，军阀土匪出身，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毫无用处的。”
见毛人凤和李弥极力主张制裁，余程万也不好再说什么。毛人凤对沈醉将军道：“制裁卢汉是蒋总裁的命令，沈站长上次在刺杀杨杰的过程中表现欠佳，我已经在委座面前给你开脱了。这次如果再执行不力，我就没办法向委座交待了！团体纪律你是知道的！”
沈醉明白，如果刺杀卢再像刺杀杨杰一样，毛人凤这个“笑面虎”绝对会向自己张开血盆大口的，现在局势不稳，毛人凤说不定会杀几个高级干部来捍卫团体纪律。他每想到这，就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
“局座，”沈醉开口道：“对于刺杀卢汉我已经安排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动手了。”
沈醉的方案是，在卢汉住宅附近的翠湖支路8号租下一幢房子，楼上架一挺机枪，随时可以向卢汉的寝室、会客室、餐厅等处扫射。与此同时，把靠近卢家的河口督办王晓峰的住宅作为特务守伏的地点。卢汉的汽车出入拐弯，都要经过这里，特务们可以从容下手。对这个方案，毛人凤基本满意。
布置完任务，东方已经发白，毛人凤打了个呵欠，众人立即起来告辞。毛人凤告知沈醉，一旦卢汉有起义的风吹草动，立刻报告，执行ansha计划。
两个月后，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去香港，卢汉向李宗仁报告，要求从宽处理这批人员，李宗仁为拉拢卢汉，慨然应允。卢汉立即下令，奉李代总统面谕，整肃时所有被捕人员，罪证不足，准予一律释放。这场风波，乃告结束。为避免生发事端，卢汉命杨文清代理省主席职务，自己称病在家，暗中策划和指挥起义。
当时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到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与此同时，边纵在云南相当活跃，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农村，云南各地要求起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卢汉一面停止征兵征粮，制止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zhengfu的国防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并与边纵加强了联系；另一面又派人到香港、广州与叶剑英联系，请示起义方略。
卢汉利用解放军已迫近云南的形势，将余建勋的74军和龙泽汇的93军（云南保安团队扩编的两个军）调来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在卢汉紧急开展准备工作的同时，蒋介石对于云南作为反共基地的需要也是越来越强烈。12月，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来昆明，和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汇合后一起去重庆，听蒋介石面授机宜。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等离昆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12月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将张群单独软禁，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9日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区参谋长童鹤岑、空军第5军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等。人到齐后，卢汉的警卫营长李青龙率领十多名警卫，扣押了与会全部人员。晚10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zhengfu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原计划开始行动！”同时向全国发动云南起义通电，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上冉冉升起。
而毛人凤安排在卢汉身边的杀手，沈醉，此时也已经成为起义军中的一份子了。他不仅没有把屠刀伸向卢汉，而且更曾经考虑掉转刀头，对向自己的主子，毛人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