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第二天，节目组暂停了我的工作。
合作机构负责人打来电话：
“今天之内必须解释。”
“否则合作暂停。”
办公室门口被人贴上“拆散家庭”的纸。
节目电话从早响到晚。
“让她出来道歉！”
“地址不敢说，还主持什么寻亲节目？”
同事接了几通，只能拔掉电话线。
同事替我接了几通，最后只能拔掉电话线。
可林晓月不同意公开自己的经历。
我答应过她，在她准备好以前，不会让任何人再次找到她。
网上却已经有人根据节目组车辆出现的位置，将范围缩小到邻市。
几名周家亲属开车赶往当地，沿街询问早餐店。
他们对着镜头保证，只想接林晓月去见孩子一面。
评论区不断替他们提供路线。
“我在东街见过一个像她的。”
“先去汽车站附近找。”
“找到后直接开直播，别再让主持人藏人。”
我联系警方后，只能继续等待。
这时，去年接受过节目帮助的人也发布视频。
他的父亲失踪时，我带着志愿者找了五天。
老人被找到后，他曾握着我的手，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恩情。
如今，他对着镜头指责我：
“以前帮人，原来只是为了立人设。”
“人都找到了，却不让亲人见。”
“你不配做寻亲节目。”
四年积攒的信任，抵不过一次拒绝。
我没有怪那个男人。
他只看见一个残疾父亲和一个哭着找妈妈的孩子。
正因为这个故事太容易让人相信，我才更不能随便说出地址。
下午，我正在整理警方需要的材料，妹妹忽然打来电话。
她刚放学便被几个人堵在校门口。
对方拿着手机直播，逼她说出我的电脑密码和寻人记录。
妹妹想离开时被人拽住书包，摔下台阶，手腕肿得无法活动。
保安将她带回值班室时，那些人仍举着手机追问：
“你姐姐是不是收了那个女人的钱？”
“她把人藏在哪里？”
电话里，她没有哭。
只问我：
“姐，你是不是做错事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你在拆散别人家？”
我无法向她解释。
挂断电话后，我收到林晓月的消息。
她已经从原来的住处转移。
早餐店老板也因拒绝提供线索，被人堵在店门口辱骂。
林晓月发来一段录音。
“你说吧。”
“不能再让他们替周家找我了。”
妹妹在医院拍片时给我发来消息：
“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但我相信你。”
那几个字让我盯着屏幕很久。
四天里，这是第一次有人没有要求我立刻证明自己。
我打开已经被停用的个人直播账号。
开播预告只有一句话：
“今晚八点，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地址不能说。”
十分钟后，预约人数超过百万。
有人等我解释。
也有人等着看我还能编出什么理由。
而我看着桌上的证据，终于决定不再替任何人保留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