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资格证后的第二年，我打出第一个大案子。
一桩建筑工程质量纠纷，被告是本市排名前三的开发商。
原告是一对老夫妻，攒了半辈子钱买的房子墙体开裂、地基下沉。
开发商咬定是自然沉降拒不赔偿。
我做陈述时声音不大，但字字珠玑。
把地质勘测报告、施工日志、混凝土批次检测数据一条一条摆出来，
每一份证据的编号和来源都说得清楚。
法官问被告方对证据的意见。
对面那个老牌律师翻着材料支吾了两句，满是漏洞。
我抓住对方逻辑缺口连问三个问题，一句比一句压迫，
到最后，对方律师额头开始冒汗，支支吾吾地说：“我方需要补充核查。”
庭审结束后，张姐给我发了消息：
“你在里面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人。”
我笑了，我知道她说的是谁，可我们都默契地没有再提那个名字。
那个案子不出意料地赢了，开发商赔了全额房款加违约金。
老夫妻在法庭上抹眼泪，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说谢谢。
后来案子越接越多，类型也越来越杂。
工程纠纷、劳动仲裁、家事继承，
我来者不拒，每一件都从头跟到尾。
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离开的时候保安室的灯都关了。
妈妈在第三年春天开始催我相亲。
“茵茵，你和他分开这么久，也该往前看了。”
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
“隔壁王阿姨介绍了一个，在银行上班，比你大三岁。见一面，不好就算了。”
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一边翻卷宗一边敷衍着。
相亲约在周六下午，一家咖啡馆。
男方姓陈，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戴着眼镜。
聊了二十分钟，话题从工作到爱好到家里养不养宠物。
陈先生人不错，说话客气，问的问题也规规矩矩。
临走时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他说要送我回去。
我亮了亮手上的车钥匙，婉拒了。
出了咖啡馆，走向停车场时。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那个暴雨天被陆泽舟从车上赶下来，淋得浑身湿透的自己，
果然，还是自己最靠得住。
刚坐进车，手机震动，母亲发来的消息：
“怎么样怎么样？”
“还行。”
母亲秒回一串大拇指，紧跟着一个“慢慢来”。
我笑了笑，将手机随手扔在副驾驶。
路边的梧桐树抽了新芽，嫩绿。
阳光从车窗涌进来，铺了我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