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收入，一般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名义上的收入是单位的工资、奖金加各种补助。由于电视台的收入较高，因此，节目主持人的节目自然也是较高的。加上其他收入，实际工资可能却比这高得多。可以说，她们是白领中高收入阶层。
一、节目主持人的收入知多少
说到收入，一般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名义上的收入是单位的工资、奖金加各种补助。由于电视台的收入较高，因此，节目主持人的节目自然也是较高的。加上其他收入，实际工资可能却比这高得多。可以说，她们是白领中高收入阶层。
北京豪车满地跑到底是谁这么“牛”？
据有关媒体的报道，这些名车车主，有一定的比例是节目主持人。
北京街头有不少豪华高档车，新款大奔、宝马7系、奥迪a8，甚至888万元的宾利以及各色顶级跑车……进口车税始终高居不下，而中国人的收入又似乎难以支撑如此豪华的消费，那么谁开豪车当街跑？
第一类
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单位的负责人等。
所占比例：75％以上
人群描述：据北京社科院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的户均资产达到287万元，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家庭占富裕家庭总数量的12％，然而他们的总资产却占被调查高收入家庭总资产的51.42％。
买车习惯：这些人大部分拥有几辆轿车，基本上奔驰、宝马都有了。一位1996年就拥有了宝马740的郭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喜欢汽车，经常是看到哪个朋友换了一款车，或者他最喜欢的奔驰出了什么新款车型，他就去弄一辆。现在已经有了四五辆车，干脆就让家里人开着。
在这些人中，还有人主要是为了企业形象买了豪车，主要用于公司的一些外事活动。
第二类
高级律师、高级精算师、高级会计师、股票操盘手等。
所占比例：10％左右。
人群描述：由于经济和法律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目前国内这类人的收入呈跳跃式上升。
比如律师，一个不错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每年至少能赚到100万元左右。北京的200多家律师事务所中，律师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占90％。会计师的收入也不菲。当然，并非所有的律师、会计师都能买得起豪车，有实力的只是其中的佼佼者。
买车习惯：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价格在几十万元的，比较实用、安全的轿车，比如说volvo。据volvo汽车公司代表处的有关人士称，购买他们产品的消费者就有很多是这类人等。价格一般在50万至80万元之间。
第三类
演员、体育界名人、教练员、时装模特、电视节目主持人等。
所占比例：10％左右
人群描述：部分体育项目目前已率先进入市场，成立了俱乐部和管理中心。有些球员除了每月的高薪以外，有时，一次比赛的夺冠奖金可高达100万元。此外，当红的影星模特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收入也都不少，因此也是购买豪华车的生力军。
买车习惯：这些人往往更加追求个性，因此购买轿车时与前两类人的喜好有些不同，颜色亮丽、动力强劲往往是他们的追求，比如奔驰或宝马的跑车、豪华吉普车等等。
当然，买豪华车的还有其他高收入人群。
可见，节目主持人能买得起豪华车，其收入的确不菲。
二、陈晓楠的传奇故事
陈晓楠是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外表秀丽的她却是家里的叛逆者。她说：“我之所以去凤凰就是因为我感到好奇，因为我觉得我在原来的工作中那个特别快速成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我需要出去多看看、多长点见识，而凤凰的风格、方式以及它独特的地域特点恰巧对我构成了诱惑。”
陈晓楠的故事已带有某些传奇的色彩。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不大是因为她说自己“还没有真正地做过什么事情，还须努力”；
不小是因为她的名字正如她主持的电视节目一样，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为人所耳熟能详；传奇则是因为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许多主持人所梦寐以求的“三级跳”：
由北京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又由中央电视台到凤凰卫视台。
当你看到陈晓楠秀丽的容貌时，你很难想象会有人把她和叛逆联系在一起，但陈晓楠却的确会告诉你她是家里的“叛逆”。
她自我介绍说：
“我诞生在一个很理性的家庭，父母都在中科院工作，他们希望我像他们一样走上科研工作者的道路。但所幸的是我姐姐成了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子承父业，到我这儿的时候就无暇顾及了。所以，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学文科的人。”
“他们属于那种典型的上一代父母，生活比较辛苦，一直处于挣扎的状态，没有多少时间去享用生活，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知道他们生活中缺少什么，也知道他们生活里特别大的遗憾是什么，因而，我的生活态度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尽量抛弃遗憾。”
陈晓南初中毕业后，父母都去了美国，姐姐也在天津读书，这种远离父母照顾的情况在一般未成年人看来应该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你不得不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凄风冷雨，不得不自己应付生活中所需要应付的一切。
不过，陈晓楠却没有这么认为，她认为这是自己获得了一般未成年人所无法获得的自由“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一种突然觉得自己拥有自己的自由”，而“人获得自由的实质，首先是获得了自由思考的空间和必要。所以，那时我很快就成熟了。
陈晓楠的大学是在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系读的，至于为什么要考北广，陈晓楠说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回忆说：“那时，至于自己为什么要考广院，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理由，我觉得我好多重大的人生选择都不是特别理性的，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决定了，所以我总觉得很多事是偶然的，也是注定的。并且，那时我也没有一定要当主持人的概念。”
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陈晓楠认为最值得快乐的事是交了一大帮挚友，最值得遗憾的事是还应该读更多的书。“大学时，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已经比较成熟，因而，在大学里你可以找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这些朋友，即使你一生不与他们怎么刻意联洛，你依然会觉得你们能够互相理解，关系也不会因为距离而变的生疏。”
大学毕业以后，陈晓楠凭自己的实力挤入北京电视台作英语节目，先是《panorama》，后是《世界你好》，等到中央电视台作财富500强对话的时候，又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
不久，她又毅然舍弃中央电视台的一切优厚条件，去了凤凰卫视。
在谈到这一系列变化时，陈晓楠认为自己不断“跳槽”的最大动力就在于“好奇”。
她认为：“对于人生中许多大悲大喜的事情，当它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会显得十分理性，并能够进行深入分析，但是当它与我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时，我就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了，我不会像常人那样在纸上详细地列一个单子，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做，并且，即使列了，我也不会受它什么影响。”
“我之所以去凤凰就是因为我感到好奇，因为我觉得我在原来的工作中那个特别快速成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我需要出去多看看、多长点见识，而凤凰的风格、方式以及它独特的地域特点恰巧对我构成了诱惑。”
对于北京和香港这两所城市，陈晓楠也有一些独到的个人见解。她认为，香港是一个对于过客、特别是游客来说特别方便的地方，她生活上的便利、视觉上的丰富以及资迅的发达程度都是北京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北京的优点就在于她的人，北京人个性突出，一个人一个样，而香港人有点千人一面，共同点比较多，认识一百个北京人就是认识了一百个北京人，而认识了一百个香港人有时觉得只认识了一个。
正因为如此，陈晓楠觉得自己不会留在香港，“我觉得一个城市要能留住人，必须要有她的人。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成为香港人，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北京，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去香港？’我说，‘哎！我没去呀，我只是在那儿工作而已。’”
在国内的主持人中，陈晓楠说自己比较喜欢崔永元，因为崔永元的幽默特别真实。
“贾平凹说，女人的美应该是珠玉上的宝气和香炉上的烟，就是说这个东西必须和本体相辅相成，就好比没有珠玉就没有宝气，没有香炉就没有烟，而幽默与智慧恰应如此”。
在国外的主持人中，陈晓楠说自己比较喜欢芭芭拉。沃特斯，之所以喜欢她是喜欢她坚韧的精神和采访的宗旨：“当我采访过一个人之后，我希望没有任何一个人问我‘哎！你怎么没有问那个问题呀？’”
三、从华尔街到凤凰卫视
曾子墨，在北京人民大学附小、附中并保送到人大读了一年的国际金融后，子墨以优秀的成绩考到美国东部著名“长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严格的一轮又一轮地总共见了二三十个高层后，子墨如愿以偿打败大多数应聘者而进入摩根斯丹利。
不久，子墨与凤凰的一位高层通电话时聊及自己的人生经历，“突然想起”自己是否可以加盟凤凰做她一直心仪的媒体工作。三个月后，子墨已经作为凤凰资讯台的财经主播把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完美幸运地结合在一起。
她说：“我觉得幸运是成功的一大要素，可能更甚实力和性格。”
“北京的早晨，快乐、好奇、憧憬”，“达特茅斯的早晨，艰辛、孤独、坚定”，“纽约的早晨，绚烂、疯狂、激情”，“香港的早晨，变幻、沉着、自信”，“凤凰的早晨，憧憬、坚定、激情、自信”……这是曾子墨的体验与感受。
对于一个年青美丽的女孩子来说，能有这么多对各地的体验和感受似乎是十分浪漫且富于戏剧性的，尤其是曾子墨对纽约的形容——“疯狂、激情”，好像更是当下新一代觉得很cool很时髦的字眼。但别忘了，这里的主语是“早晨”——正气、光明、希望、努力，而非酒吧迪斯高里的crazynight。
是的，那个走在华尔街迈着轻快、自信、坚定的脚步，一手拿着活页夹一手握着刚在路边咖啡店买的热咖啡，身穿世界名牌giorgioamani名贵套装和高跟鞋，将乌黑头发挽成一个髻的女强人look的中国女孩子，的确引人注目。
因为她不是一般美国人传统印象中的chinadoll——留着短发剪着整齐浓密刘海，温柔、听话、懂得讨男人喜欢的美丽中国娃娃，而是一个在世界第一金融中心的纽约华尔街职场奔波的财经界骄女。
那时候，曾子墨在全世界两大投资银行之一的摩根斯丹利做公司兼并的工作。
她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很疯狂。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她几乎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白天累极了，就趴在办公桌上小睡10分钟，然后又开始打计算机、小组会议、客户见面……眼睛严重发炎，肿得像个红灯笼，好吧，那就包起那只眼睛，让另一只眼独自承担观察财经风云瞬息万变的任务。
她比其他同事更努力地工作，经常是同一时间手上有四五个项目在同时进行，陷入一种“做得好就做得多，做得多就做得好”的循环圈里，于是就不停地被分派项目以及作为优秀员工可以自己挑选好项目。
于是，曾子墨也越来越累，但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也就越来越累了……
有些时候，她也会plaint（埋怨），但听到上司和同事以及客户的一致赞扬，她就什么苦都忘了，特别是她作为analystclass（分析师职别）里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被所有美国人都接受和喜欢，并且她那个部门竟把她作为榜样又陆续雇佣了很多中国人进来，让子墨觉得无比的骄傲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他们也一定会像子墨这样棒！”是的，就是要他们竖起大拇指，中国人可以做到最好，中国人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国有无尽的精英人才。她与另外几个美国同事做了一整年的bp（英国石油）和美国aco（阿莫科）石油公司的合并项目，也让她倍觉满足和具有成就感。要知道，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五个合并项目之一。
在“身心疲惫但是激动人心”的魅力城市纽约拼了两年后，子墨决定到摩根斯丹利的香港分公司继续工作。
走前一个月，她的午、晚餐表排得满满的，因为有太多的公司高层、同事、客户和朋友请她吃饭送行。
欢送会上，大家更是恋恋不舍。“如果可以多克隆几个子墨这样的女孩就好了！”
也许在别人看起来，子墨只是傻傻地为公司卖了两年苦力，但在子墨的心里却觉得十分值得甚至感动。她在全世界一流公司挣到了难得的实践经验，接触了各类大企业财团的优秀ceo，最好地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美国是给任何聪明努力人机会的，不管你有什么背景。
“当秋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大都会博物馆高高的台阶上，中央公园里的所有树叶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了颜色。当银杏和枫树用她们金黄和火红的身躯紧紧地拥抱着那座我迷恋的城市，就好像纽约在用她的灿烂与华丽拥抱我拥抱我的未来。”
纽约确实让年青的子墨如鱼得水。虽然辛苦，但她仍然懂得忙里偷闲。每逢礼拜日，她定会挤出时间约友人吃餐饭、喝个太阳伞下浪漫的下午茶、穿着晚装看看百老汇，以及买买贵重东西来慰劳自己，务求身心的平衡和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轻松。
她最欣赏的美国人是美国硅谷电脑公司orale（甲骨文）的总裁larryelison。他在事业上发誓要赶上微软，但他又是一个十分懂得享受的人。他家里日本花园的一草一木一块砖都是他花巨资专程从日本运来的；他拥有一架米格战斗机；他率领的公司帆船队去澳大利亚比赛，他也可以亲自和队员一起抵御风浪、坚持到底，最后赢得了冠军。
和elison一样，子墨的座右铭也是工作和生活都要最好。可这一切的得来并不容易。她刚去美国的时候原本是不喜欢那里，并且过得不开心。
在北京人民大学附小、附中并保送到人大读了一年的国际金融后，子墨以优秀的成绩考到美国东部著名“长春藤”盟校之一的dartuthcollege（达特茅斯大学）经济系。这所与哈佛、耶鲁齐名的、建于1769年的大学并没有如子墨想像中那么多姿多彩和富有诗意，取而代之的是“总是那么冷”的早晨、“重重的白雾”、“厚重的积雪”、“无人的森林”，以及“潮湿阴冷的空气里传来的阵阵教堂钟声”。
还有，除了上课、做作业，就是在学校剧院里的半日工作——在腰上绑一条粗粗的腰带爬上楼梯去装灯。其实，学校是很有白人文化传统也很热闹的，可孤独、稚气的眼睛看到的是她并不觉热闹反而很抗拒和不可思议的学校传统：属于96届的男生们脱光衣服在学校大草坪上围着篝火裸跑96圈，吓得子墨赶快捂住眼睛。
去过一次后，子墨从此远离这些“主流”活动，女生的“姐妹会”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从小生长在传统正常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子墨觉得孤独、迷茫、挣扎。第一个生日，她盼到了父母写来的信。
坐在学校的餐厅里，看着爸爸亲切的笔迹，子墨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爸爸说，在北京机场送行的时候非常难过，但为了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有远大的前程，也只有强忍眼泪。
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也总是把爱哭的小子墨推开然后自己去教书，在子墨的眼里，爸爸是典型的感情不外露的中国男人。但是，离开中国的第一个生日，看到爸爸对女儿表达的思念之情，子墨非常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我为什么要这样远离家人千辛万苦跑来美国？难道人人羡慕的美国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就算捱完4年大学后又该何去何从？
在大学读了二三年后，当时能够进华尔街投资银行是最时髦最cool薪水最高的工作，当然也是所有念经济系的同学们的共同向往。像以前选择北京人大国际金融系一样，子墨为了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证明”，就算那时候不喜欢留在美国但也打算向华尔街勇往直前，让自己试着在美国呆一段时间。在严格的一轮又一轮地总共见了二三十个高层后，子墨如愿以偿打败大多数应聘者而进入摩根斯丹利。
与纽约的生活相比，达特茅斯的四年真是有些荒废之感。“如果是现在，我会努力enjoy（享受）当时当地的生活，了解别人和别人的文化。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和理解。”就像达特茅斯一样，它原本是一个纯粹的白人男校，而且也是“长春藤”盟校中最晚一个改成男女合校的，所以它有十分独特的男人和白人文化。比如最初的传统就是“男生脱光衣服从桥上跳下河里以示真正男子汉。”
来到香港分公司的子墨觉得“香港的早晨在记忆里是模糊的”，两年里更清晰的印象是“好像永远在路上”、“飞机上昏暗的机舱”里和“酒店陌生的房间”里。
在此之前，凤凰卫视准备在香港上市，摩根斯丹利与其他很多大的投资公司都在与凤凰接触，想争取到这个项目。作为工作小组一员的子墨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凤凰有了一个比观众更为全面和高层次的了解。她“惊异地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潜力的公司……最让人惊叹的是它在很短的经营时间里就扭亏为盈了，作为一家媒体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另外，作为有更开放的新闻自由度和各种人才的中国境外媒体，又以普通话对大中华地区播音的有中国特色的电视传媒，它的定位无疑是准确而明智的。子墨深深地感受到一股活力和巨大潜能。
可就在那时候，子墨却打算离开摩根斯丹利去旅行，算是“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作为这几年来职场奔波的一次大休整。”
她的旅程的其中一站便是西藏。西藏的自然风景和人文习俗等等让她激动不已，就算是与喇嘛们聊聊天也倍感轻松和具有异域feel，以致于她从西藏回来后逢人便极力推荐去西藏旅行。
在休假期间的某一天，子墨与凤凰的一位高层通电话时聊及自己的人生经历，“突然想起”自己是否可以加盟凤凰做她一直心仪的媒体工作。三个月后，子墨已经作为凤凰资讯台的财经主播把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完美幸运地结合在一起。
又是一项新的挑战。作为一个从未真正接触过电视的半途出家的女孩，她的其他主播同事们全是颇为资深的主播，有些甚至在传媒界滚打了十年，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尤其是临场应变和发挥能力。
聪明的子墨并不愿去与他们相比，比较的只是昨天的自己、今天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是否有进步。采访她的那几天，正逢财富全球论坛在香港隆重举行。
子墨在三天内总共采访了八位大企业和财团领袖。摄氏32度的天气以及被访者酒店对媒体的严格控制，让穿著整齐西装的子墨一直站在太阳底下20分钟等待通知上楼采访，汗水慢慢溶化掉妆容，浸湿了衬衫……原来看似浪漫的采访工作也可以这样辛苦！
身体上的苦咬咬牙就行了，但一些在studio直播室的现场实战经验却不是咬牙可以过关的。记得年初时刚刚成立的资讯台还处在设备调试期内，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子墨坐在直播室与现场记者作联机时，往往是一只耳朵听编辑报读瞬息万变的财经数据，一只耳朵听导演的指示，还得跟记者和观众讲话。那个时候，她宁可多长几只耳朵来应付“四面楚歌”的局面。
在人们看来，作为一个新手，子墨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可她认真地对我说，她在面对镜头和与观众交流方面还有待提高。但凤凰的早晨是自信的，“因为一个专业而优秀的华语财经节目正在我们手上诞生。”
四、把凤凰资讯台做成中国的cnn
吴小莉经常有意无意地把她的新同事称作“小朋友”，尽管她每每察觉后都予以更正，但这个词还是会不由自主蹦出来。
“今年我来报道“两会”还带了个任务，就是把凤凰资讯台的两位小朋友推出给大家。”吴小莉说。她说的是资讯台的新主持人胡一虎和刘海若。
吴的这句口头禅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她近来身份的变化——现在她不仅仅是凤凰卫视的当家主持人，而且已成功步入管理层，成为今年1月1日刚刚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副台长。
这个频道最近的亮相让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一家覆盖了两岸三地的频道。“有人说凤凰卫视资讯台想做中国的cnn，我说我们的野心更大，我们想做中国的cnn和cnbc。"吴小莉说。
在资讯台，她主要负责新闻内容方面的策划和统筹。她的新角色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不过，在凤凰内部，她在管理方面的潜质一直都为人公认，并且早就有节目统筹经理的管理职位，只不过一直没有被媒体过多注意。
追溯起吴小莉的“管理生涯”，可以从幼稚园时代说起，从那时候她就担任班长，一直到上了中学，她还被选为学校班联会的主席，学校成立合唱团，她又是指挥。吴小莉说自己的秘诀是人缘一直不错，“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总能摆平。”
但真正承担管理的重任，是从吴小莉在1993年离开台湾华视，到凤凰卫视的前身卫视中文台之后开始的。
在1993年，吴小莉已经是财经节目的执行制作人，当时台领导委任她做财经节目的制作经理，负责更多的栏目。“说实话，我当时曾经考虑说我不要，我觉得把自己这块工作做好就很好了，但当时的一位副总裁很认真地对我讲，sally，作为你的老板，我有责任为你的生涯做出规划，你要想一想，你的下一个10年在哪里？你有去管理更多的人的潜质。”
回过头来，吴小莉非常感谢这位老板，那段生涯的确给了她很多的启发和教益。
1995年，吴小莉曾肩负开通卫视中文台台湾台的重任，在台湾带领一个年轻的团队开展工作，上要面对卫视这个国际大机构，下要面对一个团队，要处理协调各种关系，各种问题。“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有了人生第一根白头发。”吴小莉笑说：“这样我才知道，伍子胥一夜白头真是有可能的。”
这次筹组资讯台，也是忙得焦头烂额，吴小莉发现自己又长了一根白发。
“是不是每次开新台，我都会长一根白头发？”她把两根头发都很认真地留了起来。
“不过我很喜欢开新台，因为一切都在开创阶段，是一个从零到有的过程，在凤凰卫视的这几年就是这样，什么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的。”
在管理方法上，刘长乐等凤凰高层的言传身教给了她很多启发。在赋予她这个职位的时候，凤凰卫视的副总裁崔强曾经专门和她讨论管理问题。“完成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过一条河，你可以选择游泳，或者划船，或者是建一座桥，最重要的是要选择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他说。
吴小莉此时的考虑是，要选择去搭建一座桥梁，因为造桥的事情虽然最苦，工程最大，从长远考虑，却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她把这座桥梁理解为是一个系统运转的规则和秩序。“当然，在桥还没有建好的阶段，我还要划船，要把新人一个一个带熟。资讯台大部分都是新人，我不敢说我比他们高明，但在凤凰工作这么多年，在凤凰的理念方面，我应当比他们更明确。”
“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责任。但我的胆子一向比较大，很多东西可以试试看。”这位性格开朗的主持人说。
在凤凰卫视资讯台，吴小莉主持的节目是每晚8点到9点的《凤凰环球播报》。“无论你身在何方，吴小莉在香港祝全体华人平安”，
这是吴小莉自己设计的结束语。而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吴小莉保留了原来的《小莉看时事》这个栏目，并参加一些大型报道。
在资讯台工作，对吴小莉来说最大的喜悦是：“因为资讯台在台湾落地，消失了四年之后，妈妈又能看到我了，每天看我的表现是她最重要的事情。她经常会打电话来说，嗯，你穿的这件衣服不错，今天的光打得不好……虽然她不是专家，但我却乐于接受她的意见，并报以最大的耐心和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