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儿子回了村。
没买座票，站了一夜。火车晃得人骨头散架，儿子靠在我腿上睡着了，口水把我裤子浸透了一片。
到家时天没亮透，院子里的鸡饿疯了扑着翅膀叫，菜地里的草长得比菜高。
王婶趴在隔壁墙头："哟，回来了？城里混不下去了？"
我没理她。
推门进屋，先喂鸡。
儿子站在院子里看了半天，嘴紧紧抿着。
"妈妈，我还能回去上学吗？"
"能。"
我不知道能不能。
但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说不能的脸。
当晚我把信封拆开，一页一页铺在床上。
术前讨论原始记录。
蓝色笔迹，记录员的字歪歪扭扭的，但写得清清楚楚："先松解软组织再行复位，禁止直接闭合复位，注意缺血风险。”
我翻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
第二天去镇上打电话。
周明远的号码拨出去，响了十二声，没人接。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第五次通了。
"哪位？"
他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
"周教授，我叫陈半夏，我能摸出骨头的病。"
静了三秒。
"骗子电话现在都打到教授头上了。"
挂了。
我又拨。
两声就接了，不耐烦："你到底谁？谁给你我的电话？"
"我不是医院的，我种地的，我给陶学林摸了三个月骨头，他偷了我的数据发了论文，把我说的话删了一半，害了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然后把我扫地出门。"
对面安静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又挂了。
"你能证明？"
"我有术前讨论原始记录，有签到表。"
"不够。"
"那你找根骨头来。我当着你面摸。"
又是沉默。
然后他说："后天，省城汽车站，早上八点。你等我。"
挂了。
我站在公用电话亭里，听着忙音嘟嘟嘟响。手心的汗把话筒都泡滑了。
那天夜里我把儿子送去张婶家。
张婶问我去哪。
"省城，办事，两天。"
凌晨四点出门。
第一班车。
怀里揣着那个牛皮纸信封，贴着心口，纸边硌得肋骨疼。
七点五十到了汽车站出口。
我站在那里，背挺得直直的。
八点零三分，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沿。
车窗降下来。瘦长脸，花白头发，金丝眼镜后面一双极锐利的眼睛。
"陈半夏？"
"是。"
"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