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我去服装店跟老板娘辞工。
老板愣了一下：
“找到别处了？”
“不是，回那边办点事。”
她把算好的工资从抽屉里拿出来，数了两遍，用一张红纸包好递给我：
“办完事还回来不？”
“回来。”我说。
“那我给你留着位置。”
我笑了一下，把红纸包放进口袋。
走出店门的时候，街上的风已经没有年前那么刺骨了。
到车站的时候，张强发来一条消息：
“妈说你今天回来。我去接你。”
我看了三秒，打字：
“不用。我自己过去。”
火车开了九个小时，比回来时快。
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站台上的灯白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
我走出出站口的时候，还是看见了他。
他站在广场边上，穿着一件我没见过的深蓝色外套，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
他看见我，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你回来了。”他说。
“嗯。”
“走吧，车在那边。”
我没有动。
“张强，我来办手续的。”
他转过头，看着我。
灯光落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像被什么刺了一下。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你真的决定了？”
“我决定过了。”
他沉默了很久。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我妈让我给你的。”
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
我打开，里面是一张纸。
我展开看了看，是一份手写的协议，字迹歪歪扭扭的，是婆婆的字——
“徐梦雨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家里东西她什么都不要，她的东西她自己拿走。”
下面有一行小字：
“她那件羽绒服我给她叠好了，在衣柜最上面那层。”
我看完，把协议折好放回信封。
“走吧，”
我说，
“回去拿我的东西。”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
路两边的树还是光秃秃的，只是枝丫上的冰凌已经化了大半，在夜色里泛着湿润的光。
推开院门的时候，我看见院子里晾衣绳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晾衣绳在风里微微晃动，像一根被人松开的线。
我推开堂屋的门。
灶王爷的神像还在供桌上方，红纸已经有点旧了，边角微微卷起来。
我站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上楼去拿衣服。
推开门，看见衣柜最上面那层，叠着一件羽绒服。
洗过了，叠得整整齐齐的。
下楼的时候，张强站在堂屋门口。
他看着我手里的东西，又看了看我。
“我妈说，她那天去你家，看见你过得比她想象的好。她说你要是过得好，就不强留了。她说她以前做得不对。”
“她叫我名字了？”
他愣了一下。
“什么？”
“她叫我名字了吗？”
我又问了一遍。
他低下头。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从什么东西底下浮上来的。
“没有。”
“那她还是没有。”
我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他喊了一声：
“徐梦雨。”
我停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完整的，正确的。
“徐梦雨。”
他又喊了一遍。
“我记住了。你能不走吗？”
夜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泥土解冻的气味。
我侧过脸，没有回头。
风把院子门口那根晾衣绳吹得轻轻晃动。
我攥着那件叠好的羽绒服，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了一下。
“张强，你叫对了。”
我说。
“但已经晚了。”
我走进风里。
身后没有人追上来。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东西。
那件羽绒服叠得很整齐，边角对得一丝不苟。
母亲说，别人不知道你叫什么，那是别人的事。
可我自己知道。
我叫徐梦雨。
我走到村口等车。
夜风里带着潮湿的泥土气味，冰凌化了大半，滴答滴答地从树枝上落下来。
远处有一辆车的光在晃动。
我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