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
不是张强。
是婆婆。
我盯着屏幕上跳出来的那个名字，看了五秒。
婆婆很少给我打电话。
三年里她给我打过两次，一次是告诉我丈夫加班不回家吃饭，一次是让我从镇上捎一包盐。
这是第三次。
我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的声音和平时一样，没有寒暄，没有铺垫，像一个指令。
“妈，我不回去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然后她的声音高了半个调：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回去了。”
“你疯了？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你让邻居怎么看？你让张强怎么办？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妈，”
我说，
“你叫过我的名字吗？”
“什么名字不名字的？你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跟你说，你赶紧回来，趁现在还没过年，还能补救。你要是不回来，以后就永远别回来了。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
“好。”
我说，
“那我就不回去了。”
我挂了电话。
站在店门口，风从门缝灌进来，吹在脸上，很凉但很干净。
我握着手机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店里，把那件熨好的衬衫挂上货架。
老板娘从里间探出半个身子，看了我一眼：
“家里打的？”
“嗯。”
“没事吧？”
她问，语气很轻。
“没事。”
我说。
她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那你把门口那几件挂一下，快关门了。”
星期日中午，我正在叠衣服，母亲忽然出现在服装店门口。
她穿着出门才会穿的那件深灰色外套，头发梳得很整齐，手上拎着一个布袋子。
她很少来店里。
上一次来还是我上班第一天，她站在门口看了两眼就走了。
“妈？你怎么来了？”
“你婆婆来了。”
她语气平和的说。
“在咱家楼下坐着呢。带的行李，一大包。她说她不住下，就是来跟你谈谈。”
我放下手里的衣服，走出柜台，站在她面前。
她看着我：
“你要回去谈吗？”
我握着门把手，过了一会儿，我说：
“去。”
回家的路上，我没怎么说话。
母亲走在前面，步子比平时快一些，手里的布袋子一晃一晃的。
我走在她旁边，看见她后颈上有几根头发支棱着，大概是出门太急没来得及梳平。
我们都没有说话。
快到楼下的时候，我看见了。
婆婆坐在单元门对面的花坛边上，脚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羽绒服，袖口磨得有些发亮，围巾系得很紧，把下巴都裹进去了。
她看见我，站起来。
动作比平时慢了些，应该是坐了太久腿麻了。
然后她看见了走在我前面的母亲，目光在母亲身上停了一下。
母亲走过去，掏出钥匙开了单元门，侧身让开半个门缝。
“外面冷，进屋说吧。”
婆婆拎起编织袋，跟着母亲进了楼道。
我看着她们一前一后走进去的背影，站了几秒，也跟上了。
家里很小。
客厅的茶几上还摆着母亲早上泡的一杯茶，已经凉透了。
婆婆坐在沙发边上，腰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扫了一圈屋子，像在确认什么。
然后她看向我：“你瘦了。”
我没接话。
母亲拉了一把椅子在侧面坐下，没说话，但也没有走。
婆婆又看了一眼母亲，然后把目光转回我身上：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说你不回来了。我以为你气头上说的气话。你走了这么多天，张强也天天在家念叨你。我今天来就想问问你，到底还回不回去？”
“妈，我嫁过去三年了。”
我说。
“你每一次叫我，都叫‘哎’。你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名字不就是个称呼吗？叫什么都一样。”
“不一样。”
我看着她的眼睛，
“你把灶王爷供桌上那三张黄纸写的是什么名字，你比我清楚。你心里清清楚楚的——我从来就不是你们家的人。”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攥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她的嘴唇动了动：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看了我一眼，嘴唇抿了一下。
她站起来，拿起那个编织袋。
“那你回来把手续办了。你这一走，张强天天在家里哭。你也看到了，我是个要面子的人，但面子没了，我也不在乎了。你要走就走，我不拦你。但你得把话说清楚。你什么时候回去办手续？”
“我下周回去。”
她拎起编织袋，拖拖拉拉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在这边，比在我那边过得好。那就行。”
然后她走了。
门在她身后合上，发出一声闷响。
母亲坐在椅子上，一直没动。
过了很久，她站起来，把那杯凉透的茶倒了，重新泡了一杯热的，放在我面前。
“喝吧。”她说。
我端起那杯茶，杯子烫手。
我握着，没喝。
母亲在旁边坐下，过了一会儿说：
“她说她儿子天天在家哭。”
我低头看着杯子里浮起来的茶叶。
“我知道。”
“你不心疼？”
“心疼过。”
我把杯子放下，茶水在杯沿晃了晃。
“后来就不心疼了。他哭的是‘老婆走了’，不是‘徐梦雨走了’。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
母亲没再说话。
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歪着头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