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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淮最终因酒后驾驶和事故承担了相应责任。
工作室彻底关闭，合作方的索赔也让他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他离开这座城市前，曾给林舒雅打过几次电话。
第一次求她借钱。
第二次指责她毁了自己。
第三次说，只要她愿意撤回部分证词，他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林舒雅全部拒绝，随后拉黑了他的号码。
可摆脱顾淮，并没有让生活恢复原样。
婚房出售后，她搬进一套两居室。
第一次独自整理行李，她才发现自己连家里的水电账户在哪里都不知道。
水管漏了，她下意识拨我的电话。
号码按到最后一位，才想起我们已经离婚。
沈念换季的药、每年体检的时间、家里各种费用的缴纳日期，从前全由我记录。
她只需要问一句，沈砚，这件事办好了吗？
而我永远回答，已经办好了。
如今，再也没有人替她兜底。
她白天忙工作，晚上处理家务，连续吃了半个月外卖后胃病发作。
躺在医院输液时，她忽然想起自己产后抑郁最严重的那一年。
我抱着哭闹的孩子，坐在她病床边整整守了一夜。
她醒来时，我发着高烧，却还在问她想吃什么。
当时她觉得，这只是丈夫应该做的事。
后来我在家带孩子，她甚至告诉别人，我没有正经工作。
护士问她有没有家属陪同。
林舒雅看着空荡荡的病房，摇了摇头。
“没有。”
两个字出口，她才真正明白，我在家庭里承担的从来不只是做饭和开车。
我是那个记住所有人需要什么、在每一次危机中站出来、把混乱生活维持下去的人。
而她们用“司机”两个字，将我的十五年全部抹掉了。
林舒雅出院后，第一次认真统计家务和生活支出。
她请保洁、找维修、购买半成品饭菜，还要抽时间处理沈念的学校事务。
仅仅一个月，她便疲惫不堪。
她终于意识到，我曾经二十四小时待命的劳动，不是不值钱。
只是因为我从未向她索取报酬，她便以为这一切没有价值。
那天晚上，她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
没有求复婚，也没有用沈念绑架我。
她只在末尾写道：
“沈砚，我现在才知道，你在这个家里究竟做了多少。”
“对不起，我明白得太晚了。”
我看完邮件，将它归档。
没有回复。
迟来的理解无法改变过去。
但至少从这一刻起，她终于不再把自己的后悔，当成要求我回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