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书写了整整一夜。
产业各自持有，共同支出依约承担。
任何一方不得替另一方做决定。
若有分歧，先说清，不准故意冷着对方猜。
谢临川提笔又添上一条。
不得装病逃酒。
我看向他。
“这条对谁有利？”
“对你。免得成婚那日找不到人替你挡酒。”
“我不替你挡。”
他立即划掉，重新写道：
装病一次，罚酒三杯。
婚期定在一年后。
不是为了考验感情，而是第三间织坊刚刚开工，商队也要重新整顿。
我们谁都没有为婚礼放弃自己手里的事。
京城判决也在那时送到。
周砚礼私挪赈银、伪造契书、越狱诬告，数罪并罚，被判流放。
秦昭月因假孕构陷、协助侵吞财物获罪，又因交出私账、指认藏银，减去部分刑罚。
她曾经的三名知己早已与她划清界限。
赵成追回玉佩。
钱玉安只要欠银。
孙岳收回铺面字据。
无人再愿意听她谈重情重义。
据说周砚礼与秦昭月在牢中隔墙互骂。
一个说对方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说对方骗了自己三年。
昔日所谓生死不渝的情分，最终只剩一场没有结果的互审。
我将信凑到烛火前。
火舌吞没最后一个名字。
“以后不必再报。”
他们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
婚礼前一个月，新院落成。
正门宽阔，不设侧门。
门楣上悬着“沈谢织造”，后院则留着两间独立账房。
谢临川拿着图纸问我：
“正房归谁？”
“一人一半。”
“床呢？”
“看你表现。”
他捂住胸口，虚弱地靠向门框。
“忽然有些站不稳。”
我翻开账本。
“装病一次，扣一成分红。”
谢临川立刻站直。
“成婚前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织工们笑成一片。
当晚，他将谢家商行总库的钥匙交给我。
我没有接。
“产业各自持有。”
“不是送你。”
他把钥匙放到我掌心。
“只是让你随时查账。”
我也将织坊总库的钥匙交给他。
不是合并，更不是交付。
只是彼此有权知道，也彼此不设暗门。
谢临川收起钥匙，忽然问：
“若成婚当日，再有人堵住正门呢？”
我看了一眼墙边的铁锤。
“那便再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