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安排的宿舍比照片里小。
管理员说话带着口音，我听了三遍才弄清钥匙放在哪只信箱里。
行李箱的轮子在石板路上卡住，我拖了几次都没拖出来。
只能蹲下去，将箱子整个抬过台阶。
过去遇到这种事，我都会给周砚发位置。
他很少立即出现，却总能第一时间安抚我的情绪，并给出解决办法。
也会在我抱怨过后说一句到了告诉我。
我拿出手机，聊天框还停留在他的名字上。
手指点进去时，新的消息正好跳出来。
“我问过你以前的同事，没人知道你的学校。”
“你至少告诉我是否安全。”
我想回复已经到了，最终还是没回复。
最后，我把电话打给宿舍管理员，请他帮我抬起行李箱另一端。
问题解决得比我想象中快。
进房间后，我先拉开窗帘，外面是一排陌生的矮楼。
我坐在床边，后知后觉地感到害怕。
语言不熟，路线不熟，连最近的超市在哪里都不知道。
而我在这座城市没有一个随时可以叫出名字的人。
我把脸埋进掌心，眼泪终于落下来。
不是后悔离开，而是十年形成的依赖被硬生生拔掉后，所有空缺都在这间小屋里显了出来。
哭过以后，我给妈妈报了平安，又按照地图前往附近超市，买了床单和最简单的食物。
结账时，我听不懂店员的问题，后面的人逐渐排起长队。
最后还是旁边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店员在问是否需要购物袋。
她叫唐琳，和我在同一栋宿舍，顺路带我走了回去。
第二天见导师时，我提前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
导师问我为什么重新回来继续研究。
我停顿几秒，没有讲周砚，只说我曾经放弃过一次，现在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他看完我以前的材料，给了我一份阅读清单。
“适应需要时间，但你有能力完成。”
从办公室出来后，我站在走廊里，又将那句话重新读了一遍。
有人第一次不因为我认识谁、不因为我愿意照顾谁，只凭我曾经做过的东西，说我有能力。
晚上，我打开从周砚那里取回来的书，想整理页边的笔记。
翻到中间时，一张发黄的纸条落了下来。
上面是我大学时的字迹。
“周砚说，没事，我在。”
初三那晚，我坐在河堤边不肯回家，周砚没有追问我父母为什么争吵，只脱下外套披给我，说没事，我在。
后来很多年，我把这句话当成承诺。
可一个十几岁少年给过的善意，不该变成我押上余生的契约。
我在那行字下画了一道横线，把学校发来的通知单折好，夹进书里，替换了原来的书签。
周砚的电话又一次打来，我听着振动声停下，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