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砚回国后，没有再联系我。
他答应撤回的材料没有重新提交，后续需要更正的挂靠记录也按程序处理完毕。
电子证明发到我邮箱时，抄送栏里没有他的私人地址。
他终于学会了一件事做完以后，不向我索要回应。
展览结束一周后，一家小型学术期刊联系我，编辑看中了其中一篇文字，询问我是否愿意扩写投稿。
我在邮件前坐了很久。
过去遇到这样的决定，我总会先发给周砚，问他值不值得投入时间。
这一次，我自己查了期刊要求和发表周期，将邮件回复出去。
“有意愿。”
两个字落进发件箱，比我曾经对周砚说过的许多承诺都更确定。
晚上，我和妈妈视频，她照例问我吃了没有。
我把镜头转向桌上的餐盘，告诉她已经吃过，明天还要去资料室。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我气色比刚离开时好多了。
“周砚后来又来过一次。”
我的动作停住。
“他把你挂靠项目的原始证明送来，说以后可能用得到，放下就走了，没再问你在哪。”
我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的近况。
妈妈拿起那个保温桶。
“这个还留着呢，你以后回来要不要用？”
桶身洗得很干净，灯光落在上面，连一道水痕都看不见。
我曾经靠它证明自己对周砚有用。
只要他加班，只要他胃疼，只要他需要，我就能找到一个出现在他身边的理由。
如今我不再需要那个理由。
“扔了吧。”
妈妈看着我，确认了一遍。
“真不要了？”
“不要了。”
她应了一声，把桶放到门边，没有多说。
周末整理书架时，我又翻出那本研究集。
里面夹着学校通知单、新的便利贴，还有许多年前留下的字迹。
我将有用的读书笔记逐页拍照存档，没有撕掉任何一页，也没有刻意销毁那两句话。
周砚在我最难熬的时候找到我，是真的。
我因为那份好爱了他很多年，也是真的。
只是过去的好不能要求现在的我继续留下。
我将书放回书架，没有放在最显眼的第一排，而是放进分类相符的位置，书脊很快淹没在其他书中。
天气转暖以后，我已经可以独自处理大部分事情。
有一天回宿舍时，行李箱轮子又卡在最初那级石阶上，我没有找人，也没有给谁打电话，只是调整角度，将箱子稳稳提了过去。
走出一段路，我忽然想起周砚曾经说，只要有他在，我不用记天气。
我抬头看了看天。
出门前查过天气，包里放着一把伞，傍晚可能有雨。
我又看了一眼手背。
那道烫痕早已消失，皮肤是平的，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
我把手放回口袋，继续往前走。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快两个月，刚开始觉得陌生，如今不看地图，也知道在哪里转弯。
等论文发出来，我会给妈妈寄一份。
至于其他的事，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