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之后，京城里暗流涌动。
太子被禁足，齐王那边的人趁势而起，弹劾的折子雪花似的往御案上堆，桩桩件件都跟太子党脱不了干系。
沈恪的宅子安静得很。
裴越隔三差五派人送些米面菜肉过来，偶尔也送几封边关来的信。
沈恪写的，内容都很短，无非是问安、报平安，末了总会加一句"粮草备妥，随时可走"。
我知道他在催我。
但我走不了。
长姐那边一直没有动静，南街的铺子我派人去看过两回。
掌柜的说不认得什么太子妃的人，只按时开门关张，该做的生意照做。
那两间铺面挂在孟家一个远房表舅名下，早年长姐还是姑娘时拿体己银子置办的，用的全是她自己的人。
我给长姐递进去的东西，她一定收到了。
她不动，我便不能动。
长姐手里有那本军饷账册的底本，一旦东宫翻出什么变故，她若想自保，随时可以献上去撇清干系。
我若贸然出京，反倒打草惊蛇。
等到十月里，宫里忽然传出太子妃染了风寒的消息。
起初只是寻常的风寒，太医院开了方子说静养便好，可过了半月不但没好，反而重了。
十一月初，东宫传出消息，说太子妃病势沉疴，已经不能起身。
我听着这些传言坐在屋里喝茶。
心里翻来覆去地想那两间铺子的事。
风寒拖成重病，是宫里惯用的戏码。
长姐若想做什么事，"病"是最好的幌子。
我在沈宅里又等了五日。
第六日傍晚，小厮匆匆跑回来，袖子里揣着一片干枯的梧桐叶。
叶子上用细针刻了一行小字："明日酉时，城东观音巷第三家，后门。"
当天夜里我收拾了一个包袱。
裴越那边我也派丫鬟递了话，说我要出城一趟，有事找沈恪商量。
裴越隔着一道墙回话说知道了，沈宅后院有匹青骡，脚程快，让我牵走。
第二天酉时，我换了身灰扑扑的布衣裳，从沈宅后门出去，拐了两条巷子到了观音巷。
第三家是间空置的民房，后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
长姐坐在灯底下，穿着一身粗布棉袄，头发用蓝布帕子包着，脸上没有脂粉，肤色淡得像纸。她身边只带了那个宫女。
"小妹。"
她叫了我一声，声音又哑又轻，跟从前在东宫里端着茶盏说话的模样判若两人。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仰头看着她。
长姐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指尖冰凉。
"铺子里那本册子，我看完了。你留了一手，没把水患的东西放进去。"
她喘了口气，又慢慢说："你给姐姐留了退路，姐姐不能辜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