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病拖了很久。
久到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从昏睡中醒来。
每次醒来，榻边的药碗都是满的。
有时是母亲守着。
有时是侍女。
有时是曹丕。
有一回我半夜醒来，屋里只点了一盏小灯。
曹丕坐在榻边，手里拿着一卷竹简，眼睛却没看简上，而是望着窗外。
雨还在下。
他的侧脸被灯影拉得很长。
我没出声。
他坐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把我身上的被子往上拉了拉，动作很轻。
然后他又坐回去，继续望着窗外。
那一刻，我觉得他大概真的是我兄长。
可第二天，他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药喝了没有？”
“喝了。”
“都喝完。”
“嗯。”
他点点头，转身要走。
我叫住他。
“兄长。”
“又怎么了？”
“你昨晚……”
他回头看我。
“昨晚什么？”
我本来想说“你昨晚替我拉被子了”。
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说出来很奇怪。
“没什么。”
曹丕看了我一眼，没追问，走了。
他走后，我躺在榻上想——
为什么有些事，明明是真的，说出来却像假的？
又为什么有些事，明明是假的，做出来却像真的？
那年称象之后，我以为自己学会了一件事：凡事都有答案。
只要找到对的方法，重的能称，轻的也能称。
可我后来才知道，人心不一样。
人心没有船舷。
没有那道刻痕。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别人心里，到底几斤几两。
称象之后那几年，是我最得意的日子。
父亲走到哪里，都愿意带着我。
有时是巡营。
有时是议事。
有时只是寻常家宴，他也会让我坐在他下首。
“仓舒，你说呢？”
这是他最常问我的一句话。
起初兄长们还笑。
后来便不笑了。
再后来，连笑也不笑了。
我那时不懂。
我以为他们只是累了。
直到有一回，曹丕从外面回来，脸色很难看。
我正好在廊下逗鸟。
“兄长。”
他没应。
我又叫了一声。
他停下来，看着我。
那眼神我从未见过。
不是生气。
也不是厌恶。
更像是在看一样……他得不到的东西。
“怎么了？”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
“父亲今日又夸你了。”
“夸我什么？”
“说你聪慧，说你敏于常人。”
我笑了一下。
“父亲也夸过兄长。”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没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
“仓舒，你知道什么叫‘聪慧’吗？”
我想了想。
“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
“不是。”
“那是……”
“是别人希望你不知道的事，你偏偏知道了。”
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称象那件事，也许并不全是好事。
我称出了象的重量。
却在别人心里，也称出了自己的分量。
而这个分量，未必人人都愿意承认。
病越来越重以后，我想了很多。
想父亲。
想母亲。
想兄长们。
想那道水痕。
有时我想，如果当年我没有称出那头象的重量，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父亲或许不会那么喜欢我。
兄长们或许不会那么忌惮我。
曹丕或许……会真的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弟弟。
可我又想，即便没有称象那件事，也会有别的事。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人。
喜欢追问。
喜欢把混沌的东西理清楚。
喜欢把重的说成重的，轻的说成轻的。
这没有错。
错的，也许是这个世界。
它不喜欢太清楚的东西。
不喜欢有人把人心放在秤上称。
那天曹丕走后，我一直在想他最后那句话——
“你是我弟弟。”
“所以你若有事，我自然难过。”
他说的是真的。
可他没有说的是——
他难过的，究竟是失去一个弟弟，还是失去一个可以让他安心的弟弟？
我不知道。
也永远不会知道。
窗外雨停了。
檐角最后一滴水落下来。
啪。
水面晃开几圈细纹。
我看着那些细纹慢慢散开，最后归于平静。
忽然想起六岁那年，我蹲在船边，用手指摸着那道刻痕。
那时我以为，只要那道痕在，谁也不能把重的说成轻的，把轻的说成重的。
可现在我才明白——
那道痕，只能称象。
称不了人心。
我闭上眼睛。
耳边仿佛又响起父亲的声音。
“好。”
仍旧只有一个字。
却重得让我这一生，都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