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上午八点五十。方牧提着箱子，站在二号车间门口。车间门锁着，锁是新的，铁链从两个门鼻子里穿过去。门框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灰。窗户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打印的：危房，禁止入内。风从两栋楼之间穿过来，很硬。方牧把箱子放在脚边，搓了搓手。八点五十八分，老周来了。老周今天没穿制服。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旧棉袄，袖口磨白了，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过。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外面还套了一个布袋。方牧看着他。“周师傅。”“嗯。”“您今天不像上班。”老周把两个袋子换了只手。“我今天不上班。”他说，“我请了半天假。我跟主任说我去医院。”方牧没接话。老周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扇门。两个人站了一会儿。“就是这儿。”老周说。“嗯。”“二号车间。”老周说，“八年前这里头有十一台机器，二十三个人。现在里头还有六台，没人。”他顿了顿。“你那个箱子，”他说，“带来了？”“带来了。”老周低头看了看脚边那个铁箱子。他没伸手。“我能听一句吗。”他说。“能。”方牧把箱子放在水泥台阶上，打开。屏幕亮起来。红色的数字在跳。80112640老周看了一眼那个数字，没问是什么。方牧点了几下。博尧的声音出来了。那天录音里背景很吵，是车间的声音。八年后，站在同一栋楼门口，那个声音和风声混在一起。“今天是一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四十。我在二号车间。”老周站着没动。“WH01今天做了一次‘检修’。记录上写的是各项指标正常。实际上没有检修。”
老周的喉结动了一下。他把帽子摘了。方牧没有看他。他把声音又放了一段。“有人不想要这个数。”“因为零点五意味着这台机器能接德国人的单子，能接医疗器械的单子。接了这种单子，润丰就不是一家等着被拆的厂子了。”“他们要的是润丰等着被拆。”录音放完了。老周还站着。风把塑料袋吹得响了一声。他把帽子捏在手里，捏了很久，才开口。“他那时候，”老周说，“就知道会死。”“他知道有人要动他。”方牧说，“他不一定知道自己会死。”老周摇头。“他知道。”他说，“他要不知道，他不会把话留在这儿。”方牧把箱子合上。老周蹲下去，把外面的布袋解开，再解开里面的黑塑料袋。他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用一块旧的蓝布包着。他把蓝布掀开。是一本册子。红色封皮，硬纸板，边角卷了。封面上没有字。只在右下角贴了一小块白胶布。胶布上用铅笔写了两个字。现场。方牧看着那本册子。“这是……”“他的。”老周说。“哪儿来的。”“他工具箱里。”老周说。老周把册子递过来，又从袋子里拿出两样东西。一支铅笔，笔尖断过，削了很多次，已经很短了。一把小的游标卡尺，漆掉了一半，尺身上刻着“0—150”。“就这三样。”老周说。“您什么时候拿的。”“二〇一六年三月。”老周说，“厂里要清二号车间，让我看着。我看了三天。”“您拿了。”“我拿了。”老周说，“我没敢看。我拿回家，塞在床底下。我老婆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厂里的废纸。”方牧翻开那本红皮册子。
第一页的日期，是二〇一五年九月。往后翻，一页一天，全是数字。十月三日。端面052048。超差002。磨头换。十月四日。端面049050。达标。十月九日。端面061055。超差。主轴温升4度。字很小，很挤，每一行都写着日期、数值、结论，有的后面跟着一句“问吴师傅”。方牧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十二月，翻到一月。“周师傅。”他说。“嗯。”“这八年来，”方牧说，“您一次都没翻开过？”老周看着地上。“翻开过。”他说，“翻开一回，我看不懂，我又合上了。”“为什么不给我。”“我不敢。”老周说，“我给了你，就是我把你带进去的。我说了这话了。”“那今天为什么敢。”老周抬起头。“因为你昨天给我听了一句。”他顿了一下。“我听了八年他的名字，昨天我才听见他说话。”方牧没说话。他把红皮册子合上，从背包里拿出另一本。蓝色的，封面上用铅笔写着“WH01”。老周看着那本。“这也是他的。”“是。”方牧说，“这本是二〇一六年寄给我的。”“谁寄的。”“不知道。”方牧说，“寄到纽约，邮戳是上海，落款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姓。我查过，那个名字是假的。”他把两本册子并排放在水泥台阶上。“博尧记了两本。”方牧说。“两本？”“这本蓝的，”方牧指着，“他带回家记。这本红的，他锁在车间的工具箱里。”“为什么要记两本。”方牧翻到红皮册子的一月，又翻到蓝皮的一月。“您看。”老周蹲下去。两本册子摊在他面前，翻在同一天。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蓝皮那一页写着：一月十九日。端面047051。超差001。未达标，待复查。主轴无异响。红皮那一页写着：一月十九日。端面097091。合格，可交付。主轴无异响。老周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这不对。”他说。“哪儿不对。”“这两个数，”老周伸手指着，“不一样。”“差多少。”“……一个四十七，一个九十七。”老周说，“后头那个，一个五十一，一个九十一。”“对。”方牧说，“差五十。”老周抬起头。“一本是错的？”“不是一本是错的。”方牧说，“是同一天，他不可能记出两个数。”老周看着那两页，看了很久。他慢慢明白过来。“有一本是假的。”他说。“不是假的。”方牧说，“是有一本，被人改过。”风又过来了。红皮册子的纸被翻过去一页，方牧伸手按住。老周蹲在地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什么时候改的。”他说。“我不知道。”方牧说，“但我知道最早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二月十九日以后。”老周愣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一月十九日这天，李博尧还活着。”方牧说，“他活着，就没人敢在他眼皮底下改他的册子。”老周的嘴张了一下。“你是说……”“我是说，”方牧说，“改这个字的人，是在他死了以后，进的二号车间，打开了他的工具箱，改完了，又放回去。”老周撑着膝盖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头。“那天。”他说。“哪天。”“二月二十号。”老周说，“厂里来人清现场，我不让进。后来裘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开。”“您开了。”“我开了。”老周说，“我不开，我就不是我了。”他站起来。“方先生。”“您说。”“我那本登记簿，”老周说，“二月二十号那一页，我记得。”两人往门房走。方牧提着箱子，老周走在前面，走得很快。进了门房，老周把抽屉拉开，拿出那七本本子，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那一本。他手指顺着往下。找到了。二月二十日。阴。清二号车间。进三人：厂办小刘、设备科张德海、裘主任。老周把本子转过来，推给方牧。方牧看着那三个名字。看了大概十秒钟。“周师傅。”他说。“嗯。”“这三个人，”方牧说，“您都看见进去了？”“看见进去了。”老周说，“出来的时候我只看清两个。”“哪一个没看清。”老周没答。方牧也没催。窗外的风把门房的玻璃吹得响了一下。过了很久，老周说：“小刘进去的时候手里拿了个相机，出来的时候相机没了。”“张德海拿了个包。”“裘主任空着手进去，空着手出来。”他抬起眼。“就他空着手。”老周说。方牧把这一页拍了照。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房门口，回头问了一句。“周师傅。”“嗯。”“那本红的，”他说，“您借我三天。我给您写交接条。”老周摆了摆手。“不用写。”他说，“你拿着。”“您不要条子了？”“我这回不要。”老周说，“我上回要了八年，我才明白——条子是给不敢信的人写的。”他顿了顿。“我现在不是不敢信。”他说，“我是等不及了。”回到弄堂，方牧给吴师傅打了个电话。“吴师傅，公证处改到下午两点。我上午过不去。”“出事了？”“没有。”方牧说，“我拿到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一本册子。”方牧说，“吴师傅，博尧记了两本。”电话那头静了两秒。“两本。”吴师傅说。“是。”“那本假的，”吴师傅说，“是从我签的那份上抄过去的？”“不是。”方牧说，“是从他那本真的上，改过去的。”吴师傅在那头没说话。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方先生，我下午两点到。”中午，方牧把两本册子并排摊在桌上，拍了照，一张一张放大。文嫂下班回来，看见桌上摊着两本，站在门口没进来。“那是什么。”她问。“博尧的字。”文嫂把菜放在地上，走过来。她站在桌边，低头看。她看的是右边那本，红皮的。她看了大概半分钟。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他写的。”方牧抬起头。“文嫂？”文嫂伸出手，指在那一行数字上，指尖点着其中一个字。“这个。”她说，“不是他的。”那天晚上，箱子上的数字是：79224108方牧坐在灯下，把文嫂指的那个字，扫进了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