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十分，何斌抱着一台机器进来了。那是一台灰色的双卡收录机。塑料壳上一道裂。提手断了一半，用透明胶带缠着。他把它放在桌上。桌子压出一声闷响。“一百八。”何斌说，“老板要两百二，我说一百八。他让我试，我试了，两个仓都能转。”方牧蹲下来看。他先看的不是机器，是机器背后的铭牌。“一九九八年。”他说。“够老吗。”“够。”方牧把机器翻过来，找插头。“你买的时候，试过录音吗。”“没有。”“那正好。”方牧说，“这个机器能录音。”他从桌上拿了一小条透明胶带，撕下来，贴在机器上那个红色的键上。REC。何斌看着他贴。“您这是……”“封上。”方牧说，“今天这台机器只许放，不许录。”“为什么。”“因为一录，就多一份。”方牧说，“多一份，往后就说不清哪一份是原来的。”何斌的嘴动了一下，没说话。他把那句话记住了。方牧把带子推进仓里。按下去。机器“咔”的一声，仓门合上。里面有齿轮转动的声音，很干，很老。然后是一段空白的噪声——磁带本底的沙沙声，像下雨。响了大概八秒。然后，声音出来了。是车间。很空旷，机器在远处响，有回音。有金属碰撞的声音，一下，一下，节奏很慢。然后是脚步。两个人的脚步。“吴师傅，这个数你签吗。”是博尧的声音。文嫂站在桌边，两只手一下子抓住了桌沿。“我签。”是吴师傅。“你签了，我怎么办。”“博尧，我五十四了。”吴师傅的声音很哑，“我明年就到内退的线。我要是不签，我今天就退。”
静了三四秒。只有机器在远处响。“那我也签。”博尧说。“你也签？”“我不签，明天就换个人签。”博尧说，“换的那个人不知道零点五是什么。他只会照着抄，抄完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抄的是什么。”“那你签了有什么用。”“我签了，”博尧说，“起码这纸上还有我的字。往后有人翻这张纸，他能看见，这个数是我李博尧签的。”屋里没人说话。何斌站在墙边，一动不动。吴师傅坐在方牧给他搬的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他今天下午去了公证处，然后跟着方牧过来的。他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带子里，铁门响了。很重的一声，然后是回音。一个声音从远处过来。“还没走？”文嫂猛地抬起头。那个声音不是博尧的，也不是吴师傅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不大，隔着很远的车间传过来，听不清年龄，听不清口音。“马上走。”博尧说。脚步声，那个声音由远及近。“记录呢。”“签了。”“给我看一眼。”纸的声音。翻页。然后是秒的静。静得能听见机器在远处响。然后——“咔哒”。很小的一声。何斌皱起眉头。“什么声音。”方牧没说话。“咔哒”之后，带子里只剩下沙沙的底噪。空的。方牧看着机器上的计数器，数字在跳。一秒，两秒，三秒。沙沙声一直响。何斌伸手要去按停止。方牧抬手挡住了。“别动。”“没声音了。”“等着。”沙沙声一直响。文嫂站在那儿，手抓着桌沿，指节发白。吴师傅低着头。何斌后来数过，那一段他数到四十七的时候，声音回来了。
“咔哒”。又是一声。然后博尧的声音：“那我先走了。”脚步。铁门响。关门。带子到底了，机器自己“啪”的一声停了。屋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何斌第一个说话。“中间那段呢。”方牧把带子倒回去。“剪掉了。”他说。“剪掉了？”何斌说，“谁剪的？”方牧把带子取出来，举到灯下。他指着带壳上两个螺丝孔的位置。“这壳子被拆过。”他说，“螺丝孔边上有划痕。不是一次拆的，是拆过两回。”“两回？”“一回剪，一回装。”方牧说。他把带子平放在桌上，拿了一把尺子。“何斌，你去拿一支笔。”“哎。”“记。”何斌从包里掏出笔和本子。“卡带的带速，”方牧一边量一边说，“是每秒四点七六厘米。”他量那段空白。“刚才那段空白，从第一声咔哒到第二声咔哒，我量了——二百二十三厘米。”他在纸上算。“除以四点七六。”“多少。”“四十六点八秒。”方牧说，“四十七秒。”何斌把四个字写下来。缺失：47秒。写完他抬起头。“那四十七秒里是什么。”“不知道。”方牧说，“但我们知道两件事。”“哪两件。”“第一，剪的人只剪了中间那一段，前后的都留着。”方牧说，“说明他要的不是整盘带子，他要的只是那四十七秒。”“第二呢。”“第二，”方牧说，“剪完之后，他把带子接上了。”何斌愣了一下。“接上了？”“接上了。”方牧说，“他要是不接，我一放就发现断了。他接上，就是想让这盘带子听起来是完整的。”何斌看着桌上那盘带子。“那他不就是……”“他就是赌没人会去数秒。”方牧说。何斌忽然掏出手机。他打开录音，把手机往机器那边伸。方牧一把按住他的手腕。何斌的手停住了。“方先生？”“不许录。”“我就想留一份——”“你要留，就用手抄。”方牧说。何斌的手僵在那儿。“手抄？”“你抄一句，就写清楚：第几分第几秒，谁说的，听不听得清，听不清的地方写‘听不清’。”方牧说，“你抄完了，签上你的名字和今天的日期。”何斌看着他。“这有什么用。”“这叫记录。”方牧说，“记录是你的眼睛和耳朵做的，不是机器做的。往后有人问你，你当时听见了什么，你能说：我听见了，我抄下来了，这是我的字。”何斌把手机慢慢收回去。他把本子摊开，拧开笔帽。“我抄。”他说。他抄了四十分钟。抄到“给我看一眼”那一句的时候，他停住了。“方先生。”“嗯。”“这个声音，”他说，“是几个人。”“你听呢。”“我听是一个。”何斌说，“但我不确定，因为太远了。”“那就写‘一人，男声，未知，距离远’。”何斌照写了。他写完，看着那一行字。“方先生，”他说，“我以前写稿子，最恨的就是这种——不知道是谁。”“现在呢。”“现在我觉得，”何斌说，“不知道是谁，才是对的。”六点半，吴师傅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忽然回头。“方先生。”“吴师傅。”“那四十七秒，”吴师傅说，“能找回来吗。”方牧看着他。“我不知道。”吴师傅点了点头。他拉开门，又停住。“那人说‘给我看一眼’的时候，”吴师傅说，“我就站在旁边。”“我知道。”“我没抬头。”他说，“我听着他翻纸，翻了两下。我心里想的是——你赶紧翻完，你赶紧走。”他抬起头。“八年了，”他说，“我到今天才想起来，他翻的是我签的那张纸。”七点，何斌也走了。方牧把桌上的东西收了收，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螺丝刀。他把带壳上的四颗螺丝拧开。壳子分成两半。里面是两卷磁带，褐色的，绕在两个轮子上。轮子中间有空隙。方牧把壳子倒过来，轻轻磕了两下。一样东西掉了出来。是胶带。一截磁带，大概三十厘米长。被随手团了一下。塞在带壳的角落里。粘在塑料内壁的胶上。方牧用镊子把它夹出来。他把那截胶带举到灯下。褐色的带面，在灯下反着光。何斌要是还在，会问一句：他剪了为什么不扔。方牧自己答了。“因为他不敢扔。”他把那截胶带放在桌上，摊平。三十厘米。按带速算，大概是六秒。不对。他把尺子拿过来，重新量。卷着的部分展开以后，不是三十厘米。是二百二十二厘米。方牧的手停在半空。二百二十二厘米。四十七秒。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截胶带。剪的人剪下来了，接上了，然后把剪下来的那一段——留在了盒子里。方牧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他自己留着的。”他说。他把螺丝拧回去，把带壳装好。然后他拿起手机，给吴师傅发了一条消息。明天上午十点。到弄堂来。带子我接上了。您得听。过了几分钟，吴师傅回了一个字。好。方牧放下手机。他看着桌上那截摊平的胶带，看了一会儿，拿一张纸把它盖住了。桌上那台收录机还开着仓，红色的REC键上贴着一小条透明胶带。箱子上的数字是：76025519方牧关了灯。他没有睡。他坐在黑屋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剪带子的人只剪了这一盘。可博尧不是只留一份的人。他在墙上那块白板上写过一句话。纸上的东西，比嘴里的活得久。一个人要是信这句话，他不会只录一遍。第十五章没有名字的声音二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吴师傅准时到了。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茶叶蛋。他把袋子放在门边，没坐下。“开始吧。”他说。方牧把桌上的纸掀开，露出那截摊平的磁带。“吴师傅，我今天要把它接回去。”“接回去能放吗。”“能。”方牧说，“接不好会有杂音，但能听。”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带壳再拆开。然后他把那盘带子倒到“咔哒”那一声前面一点，停住。他从文具店买了一样东西——一种很窄的透明胶带，八毫米宽，是贴图纸用的。“何斌。”“哎。”“你帮我把这个裁成三毫米宽。”“用小刀？”“用刀片。”方牧说，“越窄越好。”何斌蹲在地上裁了十分钟，裁了十二条，每条两厘米长。“现在说清楚。”方牧说，“磁带只有一面有磁性。就是发亮的那一面。”他把带子举起来。“发亮的这面朝上。胶带只能贴在背面——就是发乌的这面。”“为什么。”“贴正面，”方牧说，“声音就没了。”十点二十，他开始接。第一步，用刀片把原来的接头割开。那个接头做得很精细，几乎看不出来。方牧找了很久才找到——两截带子的切口对得很齐，是用同一种胶带粘的。他把那截旧胶带撕掉。第二步，把那222厘米的带子接进去。一进一出，两个接头。方牧的手很稳。他把两头对齐，捏住，把三毫米宽的胶带贴上去，用指甲刮平。“这边。”他说，“何斌，压住。”何斌用手指压住带子。方牧贴第二条。贴完，他把带子卷回去，装上壳，拧上螺丝。“这样就行了？”“试试。”十点二十六，方牧按下播放。先是一段空白的底噪。然后是车间。机器声，脚步声。博尧和吴师傅的对话，和昨天一模一样。“吴师傅，这个数你签吗。”“我签。”吴师傅坐在椅子上，听着八年前自己的声音，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对话走完。铁门响。“还没走？”“马上走。”“记录呢。”“签了。”“给我看一眼。”纸的声音。然后是短暂的静。然后——“咔”。很轻的一声，是接头过的声音。然后，那段消失了八年的声音，回来了。“零点五。”是那个男人。他把那三个字念了出来，念得很慢，像在念一个他不熟悉的东西。“是。”博尧说，“能做到。”“能做到不代表要做。”静了两秒。“为什么不做。”博尧问。屋里没人出声。文嫂站在桌边，手扶着桌沿。何斌的笔停在纸上。“博尧，”那个男人说，“这台机器不能落到德国人手里。”“这是厂里的事。”“这不是厂里的事。”“那是什么事。”那个男人没马上答。过了三四秒，他说：“你要是懂，你就会停。你要是不懂，我说也没用。”纸又响了一下。“你抄那张纸，”那个男人说，“抄了十个月了。”博尧没说话。带子里只有机器在远处响。“十个月，”那个男人重复了一遍，“从去年三月抄到这个月。每一笔你都抄。评估费你也抄，顾问费你也抄，差旅你也抄。”“我抄的是我看见的。”博尧说。“你抄的是你以为你看见的。”“有什么区别。”“区别是，”那个男人说，“你抄的那些东西，每一笔都是合法的。”吴师傅猛地抬起头。何斌的笔在纸上划了一下。“合法的。”博尧说。“合法的。”那个男人说，“你要拿十张合法的纸，去告一个不合法的人。你告不了的。”“那我就不告。”博尧说，“我就抄着。”又是一段静。很长，大概七八秒。然后那个男人的声音变了。变低了，也变软了。“博尧。”他说。“嗯。”“你停了吧。”“停了怎么样。”“停了，明年你就是车间主任。”那个男人说，“厂里现在这个样子，能干的就剩你一个。你三十四，你干到退休，还有二十六年。”“我要是不停呢。”那个男人叹了口气。那个叹气声很真，不像装的。“那你就是个抄纸的。”他说。带子里，博尧笑了一下。很轻的一声笑。“我本来就是个抄纸的。”他说。然后是脚步。博尧的脚步，往远处走。走了大概十步，停了。带子里只剩机器声。然后，那个男人说了一句话。他不是在跟博尧说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对着自己说的，也像是对着一只手机说的。“他不肯停。”静了三秒。“那就等他抄完。”文嫂没听懂。何斌也没听懂。吴师傅站起来了。方牧坐在机器旁边，一动不动。“他不肯停。”他重复了一遍。“什么意思。”何斌说。方牧没答。他伸手，把机器按了停。屋里静了很久。吴师傅站在那儿，脸色发白。“方先生。”他说。“吴师傅。”“你把这个倒回去。”他说，“倒到他进来那一段。”方牧照做了。从铁门响开始，重放。铁门响。脚步声。由远及近。放完，吴师傅说：“再放一遍。”放了第三遍。吴师傅闭上眼睛。“方先生，”他说，“这个人穿的是皮鞋。”方牧抬起头。“您怎么听出来的。”“脚步。”吴师傅说，“厂里进车间要换鞋。劳保鞋，胶底，走起来是闷的。”他睁开眼。“这个人走路，”他说，“鞋跟是硬的。踩在水泥地上，有‘嗒’的一下。”何斌在旁边“啊”了一声。“是皮鞋。”吴师傅说，“我听了三十年机器，我听脚步跟听机器一个道理。胶底是闷的，皮底是脆的。”方牧看着他。“八点四十。”他说，“晚上八点四十，二号车间，穿皮鞋。”“是。”“厂里的办公室五点半下班。”方牧说，“八点四十还在厂里的人，不多。”“不多。”吴师傅说，“而且他不是从车间那边过来的。他是推门进来的。”“从哪儿推门。”“北门。”吴师傅说，“北门外面是办公楼。”何斌终于忍不住了。“方先生，”他说，“这个声音，能不能做声纹？”方牧摇头。“不能。”“为什么。”“两个原因。”方牧说，“第一，声纹比对要有样本。我们得有这个人八年前的声音，或者现在的声音。我们一样都没有。”“第二个呢。”“第二，”方牧说，“就算我们自己做了一份，那叫单方委托。对方律师一句‘鉴定材料未经对方质证’，法官就能把它排除在外。”何斌的肩膀塌了下去。“那这四十七秒，白录了？”“没白录。”方牧说。“那它有什么用。”方牧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他拿起笔。“它不认人。”他说，“它认事。”他在白板上写了四行。一、20161192047，二号车间有第三人在场。二、第三人穿皮鞋，从北门（办公楼方向）进入。三、第三人知道博尧在抄账，抄了十个月，并试图让他停。四、第三人说：这台机器不能落到德国人手里。写完，他把笔放下。“这四行，”他说，“没有一行需要知道他是谁。”何斌看着那四行。他忽然明白了。“只要证明他在场就行了。”他说。“只要证明他在场，”方牧说，“他说的每一句话，就都得有个说法。”吴师傅在旁边站着。他一直没坐回去。“方先生。”他说。“吴师傅。”“我签的那份记录，”他说，“是四点写的。”“是。”“可这个人是八点四十来的。”吴师傅说，“他来的时候，记录早写完了。”“是。”“那他来了以后，”吴师傅说，“又改了一次。”方牧没说话。“第一次改，”吴师傅说，“是让我签‘各项指标正常’。第二次改，是让博尧的本子也变成‘正常’。”他抬起头。“他们改的不是一张纸。”他说，“他们改的是——只要有人要看，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数。”下午，何斌提出了一个想法。“方先生，我有个同学在做音频。他能把这段声纹降噪，还能做图谱。”“能做。”“那我让他做？”“做。”方牧说，“但你要跟他说清楚一条——原始文件不许动，只许在副本上做。做完以后，原始文件和副本一起给我，中间每一步都要有记录。”何斌把这几句抄下来。抄完他抬头。“方先生，那这个声音，”他说，“我们到底怎么才能知道他是谁。”方牧看着白板上那四行字。“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有。”他说。“哪儿。”“二号车间有一台老的调度主机。”方牧说，“就是那种挂在墙上、能跟各个车间喊话的铁盒子。那种机器会自动录音，录下来的东西存在机房的服务器上。”何斌的眼睛亮了。“那里面有2016年1月19号的？”“应该有。”方牧说，“那种系统默认存一年，满了自动覆盖前面一个月。但润丰2017年换过一次服务器。”“换服务器怎么了。”“换服务器的时候，旧的那台没扔。”方牧说，“这种东西不值钱，也没人知道里头有东西。一般就堆在机房角落。”何斌站起来。“那我们现在就去拿！”“不能去。”何斌愣在那儿。“为什么。”“因为我们去了，那份东西就废了。”方牧说。“我们又不偷。”“不是偷不偷的问题。”方牧说，“是‘谁拿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去拿，拿来的东西叫私力取得。法庭上，对方一句‘来源不明’就能把它挡在外面。”“那怎么办。”“让法官去拿。”方牧说。何斌站在那儿，张着嘴。“法官？”“对。”方牧说，“我们要走一条路：先立一个案由，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由法院去调取。调来以后，双方质证，程序完整。”“那要多久。”“不知道。”方牧说，“可能一个月，可能三个月。”何斌坐下了。“那这三个月里，”他说，“他们要是把那台机器搬走了呢。”方牧看着他。“他们不会。”“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台机器里有什么。”方牧说，“他们剪的是这盘带子。”他指了指桌上的磁带。“他们剪的是前台。”方牧说，“后台他们没动过。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后台。”何斌把这个词写在了本子上。前台后台。写完他看着这四个字，忽然说了一句：“方先生，我以前写稿子，最怕的就是删稿。”“删了怎么办。”“删了就没了。”何斌说，“我以为删了就没了。”方牧笑了一下。“删前台没用。”他说，“后台还在。”傍晚，吴师傅走的时候，把那两个茶叶蛋留下了。方牧要给他，他不接。“我早上买的，凉了。”他说。走到门口他停住。“方先生。”“嗯。”“那个人说‘等他抄完’。”吴师傅说。“是。”“我当时没听懂。”他说，“我现在想了一下午。”他抬起头。“他为什么不拦着他？”方牧没说话。“他要是不想让博尧抄，”吴师傅说，“他当时就能让他停。他能给他车间主任，他就能把他调去看仓库。他什么都能做。”“是。”“可他没做。”吴师傅说，“他让他抄。”他站在门口，把手插进袖子里。“方先生，”他说，“你说一个人明知道别人在记他的账，他为什么不拦？”方牧看着他。“因为拦了，”方牧说，“账就停在半路上。”吴师傅没听懂。“停在半路上的账，”方牧说，“告不了人。抄完的账，也告不了人——但抄完的账，会有人接着抄。”吴师傅走了。文嫂把那两个茶叶蛋放进锅里，热了热，端了一个给方牧。方牧接过来，剥了壳，咬了一口。“文嫂。”他说。“嗯。”“今天那个人说了一句，”他说，“他说博尧抄的那些，每一笔都是合法的。”“什么意思。”“意思是，”方牧说，“他知道博尧在抄。他一直都知道。”文嫂坐在桌边。“那他为什么不怕。”“因为他不怕。”方牧说，“他要怕，他八年前就下手了。”文嫂的手停在桌沿上。“八年前就下手……”她说。她没说完。方牧也没接。那天晚上，箱子上的数字是：74210652方牧在白板上又添了一行。第三人：男，皮鞋，北门入，知账，欲其停。写完他想了想，把“第三人”三个字划掉，改成了四个字。没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