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上午八点五十。倒计时8天。方牧走到法院台阶下面，停住了。台阶最下面一级，站着一个人。深色外套，头发用一根皮筋扎在后面。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那条围巾很旧，洗得发白，边上起了球。文嫂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袖子里。“您不是说不来吗。”方牧说。文嫂看着他。“我改主意了。”她说。“昨天您说——”“我知道我昨天说什么。”她说。她把一只手从袖子里抽出来，理了一下围巾。“方先生，”她说，“我今天要是不出门，明天我就后悔。”她顿了一下。“后悔了，我就更不敢来了。”九点整，开庭。文嫂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何斌往旁边挪了一个位子。她坐下的时候，把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在上面。她一直没有抬头。上午审的是第一件。第一件遗物：一根线头。两厘米。灰蓝色。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书记员把它拿出来，摆在证人席前面的小桌上。审判长看了一眼。“这是什么。”方牧说：“一根线。”“证明什么。”方牧说：“证明二〇一六年二月之前，有人从自己的工装上扯下了一根线，装进信封，寄到了纽约。”旁听席上有人轻轻笑了一声。陈慎之站起来。“审判长，”他说，“我方不否认这是一根线。”他停了一下。“我方不否认的，还有下面这些：这是一根灰蓝色的线，长度约两厘米，材质为涤棉混纺。”他抬起头。“我方不否认它是一根线。”他说，“我方只是不知道，一根线能证明什么。”方牧说：“它能证明日期。”审判长抬起头。“说明。”
方牧说：“润丰的工装，二〇一五年十月换过一次供应商。”他把两张照片递上去。“左边是二〇一五年十月以前的布料。”他说，“右边是十月以后的。”他停了一下。“颜色一样，成分一样，织法一样。”“只有一样不一样。”审判长说：“什么。”方牧说：“捻向。”法庭里安静了两秒。审判长说：“说明白一点。”方牧说：“纱线加捻的方向。”他说，“老批次是Z捻，新批次是S捻。”他指着塑料袋。“这根线，是Z捻。”他抬起头。“也就是说，它来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以前的工装。”陈慎之没有坐下。“审判长。”他说。“你说。”“申请人方提交的这根线，”他说，“来源何处。”方牧说：“二〇一六年二月，寄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谁寄的。”方牧停了一下。“不知道。”他说。陈慎之点了点头。“也就是说，”他说，“这根线，可能来自任何一件旧工装。”“可能。”方牧说。“也可能，”陈慎之说，“来自任何一个人。”方牧说：“对。”陈慎之坐下。方牧站在那儿。他知道陈慎之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一根线不能证明是谁寄的。一根线也不能证明是谁扯下来的。它只能证明一件事：有人在一九天前，就开始准备了。审判长说：“申请人方，还有吗。”方牧说：“有。”他抬起头。“我方申请证人吴建国出庭。”十一点十分，休庭。法庭里的人陆续往外走。文嫂还坐在最后一排。她把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一张纸。
折过很多次，边都毛了。她站起来。何斌看了她一眼。她没有看何斌。她沿着过道，一直走到最前面。走到申请人席旁边，停下。方牧正在收材料。他把那张纸放下。放在桌子的角上。方牧转过头。“文嫂。”文嫂没有说话。她只是把手按在那张纸上。按了大概十秒。然后她把它拿起来。折好。放回包里。她转过身，走回最后一排。全程，一个字都没有说。方牧站在那儿。他刚才看见了。那是一张蜡笔画。九个格子，画得很歪。前八个格子里，涂满了红色。第九个格子是空的。何斌坐在文嫂旁边。他很轻地问了一句：“文嫂。”“嗯。”“您刚才拿的是什么。”文嫂看着前面。“小宝画的。”她说。“我知道。”何斌说，“我是问，您为什么把它放上去，又拿回来了。”文嫂没有马上答。她把手放在包上。“我想让他知道，”她说，“有人替他数着。”何斌没听懂。“让谁知道。”文嫂说：“博尧。”何斌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您为什么又拿回去了。”文嫂说：“我怕。”“怕什么。”她看着前面那个空的证人席。“怕数不满。”她说。下午一点半。方牧把那张纸的事，跟赵振声说了。赵振声听完，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方牧。”“嗯。”“这个女人，”他说，“比我们都硬。”方牧没说话。赵振声说：“她不识字。”他说，“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他停了一下。“可是她知道什么叫‘数’。”晚上七点。回到弄堂。方牧在白板上添了一行。九格：八个红。第九个空。写完，他又添了一行。文嫂在等第九个。何斌站在旁边。“方先生。”他说。“嗯。”“明天，”他说，“我们审到第九件吗。”方牧看着白板。“不知道。”他说。他停了一下。“但是她今天来了。”他说。何斌抬起头。“那说明什么。”方牧说：“说明她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