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下午三点二十。第二件遗物。两本册子。一本蓝皮，一本红皮。书记员把它们摆在证人席前面的桌上。蓝皮很旧，封面卷了边，页角发黑。红皮新一些，封面上印着一行字。润丰机械有限公司·设备运行登记册方牧站起来。“审判长。”他说，“两本册子，记的是同一段时间。”“哪一段。”“二〇一五年十月一日，到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他说，“一共一百三十七天。”“内容。”“每日设备运行记录。”方牧说，“操作人、设备编号、当日偏差值、判定结果。”他停了一下。“两本的内容，绝大部分一致。”审判长抬起头。“绝大部分。”“是。”方牧说。“不一致的地方。”方牧说：“两处。”陈慎之站起来。“审判长。”他说。“你说。”“我方主张，以红皮为准。”他走到桌前，把红皮翻开。“这本册子，”他说，“是润丰的正式登记册。封面有公司印章，页脚有编号，每一页都有当班负责人的签字。”他抬起头。“蓝皮那一本，”他说，“没有任何印章，没有编号，没有签字。”他停了一下。“它是什么？”他说，“它是一个员工的私人抄本。”“私人抄本，”他说，“不能对抗公司正式记录。”他坐下。方牧站着没有动。他说：“陈律师。”“您说。”“您刚才说的那些，”方牧说，“我方全部同意。”旁听席又动了一下。何斌在最后一排，咬着牙没出声。这是今天的第三次。方牧接着说：“红皮是正式登记册。”他说，“所以我方要质证的，正是红皮。”陈慎之抬起头。方牧说：
“我方主张，红皮册子上，有两处被改过。”法庭里安静下来。审判长把手里的笔放下。“哪两处。”方牧把红皮翻到某一页。他把册子举起来。“这一页，”他说，“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他把册子递上去。书记员接过去，摆在审判长面前。审判长低头看。那一页上，有一排数字。每一格写一个数字，代表当天的判定。方牧说：“这一册里，”他说，“一共出现四十四个‘9’。”他停了一下。“其中四十二个，是博尧写的。”“另外两个，”他说，“不是。”审判长抬起头。“凭什么说不是。”方牧说：“因为那两个字，胖。”旁听席上有人没忍住，笑了一声。审判长也看了方牧一眼。“说明。”他说。方牧说：“审判长，这两本册子上的字，都是博尧写的。”他说，“他写字有一个习惯——收笔的时候，笔尖往上挑一下，很轻。”他用手指比了一下。“四十四个‘9’里，”他说，“四十二个的尾巴是往上翘的，很细。”他停了一下。“另外两个，尾巴是粗的，往下压。”他把册子往前推。“请您看这一页，第四格和第七格。”审判长看了很久。然后他说：“申请人方，这是肉眼判断。”“是。”方牧说。“肉眼判断不能作为依据。”“是。”方牧说，“所以我方还有第二样。”方牧把册子翻到那一页。他请书记员把册子举起来，对着光。“审判长，”他说，“请您看这一页的背面。”书记员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点很小的东西。一个墨点。很小，蓝黑色。审判长说：“这是什么。”
方牧说：“圆珠笔戳的。”他停了一下。“全册一百三十七页，”他说，“只有这一页背面有。”“这说明什么。”方牧说：“说明写这一格的时候，笔尖把纸戳破了。”他放下手。“要戳破纸，”他说，“得用力。”陈慎之站起来。“审判长。”他说。“你说。”“用力写字的人很多。”他说，“一个墨点不能证明是后改的。”“对。”方牧说。陈慎之坐下。方牧说：“所以我方还有第三样。”他把册子翻到那一页的下一页。“审判长，”他说，“请您看这一页。”书记员把纸举起来，对着灯。纸是空白的。可是对着光看，纸面上有东西。压痕。很浅的印子。审判长凑近了看。他说：“这是什么。”方牧说：“是上一页写字的时候，压在下面留下的。”他把册子转了一下角度。“请您看这两个位置。”审判长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这不是‘9’。”他说。法庭里安静得没有人呼吸。方牧说：“不是。”审判长说：“这是什么。”方牧说：“是一个‘’。”他停了一下。“审判长，”他说，“这两本册子上，博尧用的记号只有两种。”“哪两种。”“‘达标’画圈，‘超差’画叉。”方牧说，“一百三十七天，一天不落。”他抬起头。“他从来不用数字打分。”“这两本册子上，”他说，“四十四个‘9’，是从哪儿来的？”陈慎之慢慢地站起来。这一次他没有马上说话。他看着那本册子。看了大概五秒。然后他说：“审判长。”“你说。”“我方申请，”他说，“对这两处字迹进行司法鉴定。”旁听席炸了。何斌在最后一排，猛地抬起头。文嫂坐在旁边，两只手攥着包。方牧站在那儿。他没有想到陈慎之会自己提出鉴定。审判长说：“申请人方，”他说，“你的意见。”方牧说：“我方同意。”他停了一下。“并且我方请求，”他说，“追加一项。”“什么。”方牧说：“追加对全册一百三十七页的鉴定。”他抬起头。“不只这两处。”他把册子放下。“一页一页，全部鉴。”陈慎之站在那儿。过了三秒，他说：“我方不持异议。”审判长把材料合上。“鉴定事项，”他说，“本庭准许。”他抬起头。“鉴定机构，从名册中摇号确定。”“比对样本，”他说，“由各方提供。”他看着方牧。“申请人方，”他说，“李博尧的字，你们有样本吗。”方牧说：“有。”“在哪儿。”方牧停了一下。他说：“在他家里。”他转过头，看了一眼旁听席最后一排。文嫂坐在那儿。她的手攥着那个包。包里有一个本子。她抄了八年的本子。审判长说：“样本由谁提供。”方牧说：“由沈文华女士提供。”审判长点了点头。“请她在三日之内，”他说，“向本庭提交。”这时候，法庭后面那扇门开了。所有人回过头。两名法警走进来。中间押着一个人。囚服。手铐。头发剃得很短。五十八岁，脸上有很深的法令纹。他走得很慢。经过旁听席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他看了文嫂一眼。文嫂没有看他。她把头低下去。那个人走到证人席前面。法警给他解开手铐的一只手。审判长说：“证人，姓名。”那个人抬起头。“钱正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