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星期一。晴，冷。
市局刑侦队的办公室里，任守义把刘广才的讯问笔录又看了一遍。第三遍
刘广才说，王本善是他杀的。
他说，11月里有一天，他喝了两杯酒，去机械厂找厂长要工资。工资没要到，在仓库门口碰见王本善，推了他一把。王本善倒下去，再没起来。他怕了，跑了。跑了一个多月，良心过不去，来投案。
笔录是昨天下午记的。任守义用食指点着字，一行一行读过去。
时间对不上。
王本善死在11月3日。星期六。厂里休息，不发工资。发工资在月底，不在月初。
手法也对不上。
法医的鉴定写着：心脏骤停。身上没有外伤，没有搏斗痕迹。那天下过雨，泥地软，脚印清清楚楚——只有王本善自己的。
一个“推了一把“，推不出心脏骤停。
还有一处最不对。刘广才说，他要找的是厂长。王本善是会计，不是厂长。
“他挡我路。“刘广才说。
仓库门口，路那么宽。
刘广才说得太圆了。他连王本善那天穿的什么衣服都说得出来——蓝中山装，袖口磨了边。太圆了。圆得象背熟的。
任守义把笔录合上。烟灰落在封面上，他没掸。
他把对不上的地方，一条一条抄进小本子。脑子里的东西不作数。记在本子上的，才算。
有人在顶。
前天，局里有人跟他提了一句：“老任，这个案子，先按流程走。“
他没应。
流程走完，就是结案。结案，就是办结。“办结“这两个字，他当了半辈子警察，听了一辈子。
他不能等流程走完。他得在流程走完之前，找到那个真正的人。
他重新翻开卷宗，从第一页开始，从头查。
卷宗翻到一半，他停住了。
一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三个字：王本善。
他拿起电话，打给物证室。接电话的是老保管周师傅，在局里看了一辈子东西。
“周师傅，王本善那只表，我看看。“
“在。封着呢。你来拿。“
物证室的灯管坏了一根，亮着一根，嗡嗡响。周师傅从铁柜里翻出那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来。
“就这只。登记过的。“
任守义拆开信封，把表倒在手心。
上海表。老式的，表盘发黄，秒针细得象一根头发。表带是皮的，磨得发亮，扣环的地方有汗渍。戴了二十年了。
表停了。指针停在11点15分。
法医鉴定书上写着：11月3日上午十一时前后死亡。表停的时间，和法医推断的时间，差一刻钟。
人倒下去，表还在走。走了十五分钟，才停。
他把表翻过来。后盖上全是划痕——细细的，一圈绕着一圈，贴着后盖的边缘。是修表的人用启子撬的。撬过一回，留一道印子。
不止一处。不止一回。
这块表，修过很多回。
他把表举到灯下，看了很久。后盖内侧有一小块暗色的东西，像油——机芯的油渗出来的。油是新的。
这块表，最近还修过。
——谁修的？
他把表装回信封，还给周师傅，在登记本上签了字。
回到办公室，他翻开小本子，翻到王敏那一页。后面记着一串号码——纺织厂总机，转布电单车间。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按号。按得很慢。
“喂——纺织厂。“
“我找王敏。布电单车间。“
“王敏今天白班。你等一等，我让人去叫。“
电话那头换了个人。隔着话筒能听见机器的声音——织布机，咣当，咣当，像下雨。过了一会儿，机器声远了。
一个声音，轻轻的：“喂？“
“王敏。我是任守义。“
“……任叔。“她停了一下，“您找我？我爸的事……有消息了？“
“没有。“
“哦。“声音低下去。
任守义握着话筒，停了一会儿。办公室里很静。南方的一月，屋里阴冷，他的手指有点僵。
“王敏，我问你一件事。“
“恩。“
“你爸的表，谁修过？“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王敏说：“……修过？“
“表停着。停在11点15分。“任守义说，“后盖上全是划痕。修过不止一回。“
“……是他常去钟桥那个修表摊。那个师傅手艺好。“王敏的声音忽然流利起来，像换了一个人，“我爸说，他修的表，走得准。“
任守义握着话筒，停了一下。
“……钟桥？“
“恩，钟桥东头。“
钟桥。
这两个字落进他心里，象一颗石子落进深水。涟漪一圈一圈，散开。
又是钟桥。
老吴死前，也去过钟桥。
“……他常去？“
“常去。“王敏说，“我爸那块表，戴了二十年，都是他修的。师傅认得我爸。我爸说，师傅一看表，就知道是谁的。“
“……嗯。谢谢你。“
“任叔——“王敏在电话那头叫他，“我爸的表，怎么了？“
“没怎么。“任守义说，“就问一声。“
王敏没有挂。织布机的声音远远的，咣当，咣当。
“任叔，“她说，“我爸留给我的那个东西，我照您说的，收好了。“
“收着。“
“任叔，您跟我说实话——我爸，是不是让人害的？“
任守义握着话筒，停了一会儿。
“……我在查。“
他挂了电话。话筒放回机座，咔嗒一声。
他坐了一会儿。
钟桥。
他把烟点着。火柴擦了两下才着。烟在他手里烧着，他没抽。灰落下来，落在卷宗上，他没掸。
他翻开小本子，翻到11月。
老吴。
老吴是11月28日没的。死在自家门口。也是意外——天冷，台阶上结了霜，滑了一跤，后脑勺磕在水泥棱上。法医说，六十多岁的人，磕这一下，就走了。
老吴是机械厂退休的老工人，一辈子没成家。死了，屋里冷清，厂里帮着料理的后事。
老吴死前两天，把一块表送到钟桥的修表摊上。修表匠说，三天能修好。
老吴没等到取表那天。
表修好了，没人来取。任守义查老吴的死，查到这条线——死前的最后一件东西，还压在修表摊上。12月初，他去取表。那是他第一次去钟桥东头。
他记得那个摊子。
油布棚。灰绿色的油布，四角压着砖。
玻璃柜。柜面擦得干净。
木牌竖在棚前，毛笔字，黑漆：“修表配钥匙“。
柜台上有一面小圆镜，修表匠拿它照表的后盖。摊角放着一只铁皮工具箱，三把锁。
修表匠坐在摊后，右眼夹着一块目镜，低着头，手里一只表。他没抬头。
任守义说：“吴师傅的表。“
修表匠放下手里的表，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睛不大，眼窝深，像常年不见太阳的人。
“取表。吴师傅的。“
“修好了？“
“修好了。两块。“
两块。他记得这个价钱。他掏出两块钱，放在玻璃柜上。修表匠把表递过来——上海表，表带是新的，表盘擦得锃亮。
任守义接过表，转身要走。修表匠在身后说了一句：
“他常来。“
他常来。他当时没在意。取表的人多，修表的人也多，“常来“两个字，不稀奇。他“恩“了一声，走了。
现在，这两个字有了分量。
他把这些过了一遍。
王本善。机械厂老会计。常去钟桥修表摊。修表匠认得他——一看表，就知道是谁的。
老吴。常去钟桥修表摊。修表匠说：“他常来。“死前两天，还送去一块表。
两个人都死在这个冬天。都是意外。
薛长贵。出纳。他拿起笔，写下“薛长贵“，后面写了两个字：待查。
薛长贵死在自己屋里。也是意外——煤气。天冷，门窗关得严。卷宗里没有薛长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