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星期天。晴，冷。
钟桥的桥栏上结着一层霜。任守义走过桥，朝桥东头去。
早市刚散。街面上菜叶子、鱼鳞、煤灰，踩得稀烂。卖烤红薯的炉子还冒着烟。油布棚子还在——四根铁管，一块油布，边角用砖头压着。风一过，油布呼啦呼啦响。木牌挂在棚檐下，白漆底，黑字：“修表配钥匙“。漆裂了，字没裂。
摊主坐在桌后，低着头，右眼夹着目镜，镊子夹着一粒芝麻大的齿轮，正往表芯里放。他做得慢，稳，象在给一粒米找地方。听到脚步声，他先放下手里的东西，再抬头。
“师傅。“
“恩。“
任守义在桌前的马扎上坐下。棉裤的膝盖绷着，坐下去咯吱一响。他没再说话，等着。
他坐在那儿，把摊子看了一遍。桌子是旧的，桌腿垫着一块砖，垫得平。绒布洗过，洗得发白，边角压着镊子、小螺丝刀、一只铁皮盒。柜角一只搪瓷缸，茶泡得发黑，缸底下压着一包大前门，抽了不到一根。摊子不大，东西不多，每样东西都有地方。象这个人的话——不多，每句都有地方。
修表匠没有急着拿表。他先抬头，看了一眼钟楼。钟楼灰扑扑地立在桥那头，大钟在太阳底下，发着钝光。他收回目光，这才从身后的铁皮工具箱里取出一块表。铁皮箱子上三把锁，锁都旧了，磨得发亮。
表蒙子是新的，亮，干净得能照见人影。他把表放在绒布上，往前推了推。
“……修好了。“
任守义伸手拿起来。表在他手心里走，秒针一格一格，稳稳的。他凑到耳边听——声音匀，密，没有杂音。表是修好了。他想起上回送表来的时候——那人把表翻过来，指腹在蒙子上摸了摸，说：表蒙子裂了。裂了，他天天戴，没看出来。那人看出来了。手艺这东西，藏不住。他翻过来，看后盖；又翻回去，看盘面。玻璃是新的，针是旧的，盘面是老盘面。他自己的上海表，跟了他这些年，他认得。
走得准。
他心里说：修得真好。
没说出口。他抬眼，看了修表匠一眼。还是那个人：瘦，脸色灰黄，右眼一圈目镜压出来的印子。帆布围裙上油渍星星点点，兜里别着镊子和小螺丝刀。指甲剪得极短，指缝里有机油，洗不掉的那种。那双放表的手，长，瘦，稳，递过来的时候不抖。
看不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出。
“……多少钱？“
“两块。“
和上回一样。上回取老吴的表，也是两块。
任守义从裤兜里摸出钱。两张一块的，边角磨得发软。他放在绒布上，没急着收手。他等了一等——那人会不会多说一个字？没有。修表匠拿起钱，折了一下，塞进围裙兜里。动作慢，稳。围裙兜鼓着，里面大概还有别家的表钱。他没再看。
任守义站起来，把表戴回手腕。皮带扣好，金属贴着腕子，凉。他晃了晃手腕。秒针还在走。
他走了两步，又站住。
玻璃柜里，那几块表还在走。七八块表平躺在绒布垫上，表盘朝上，有的停着，有的在走。在走的那几块，秒针齐刷刷地动，象一排排着队的人。
三天前他来送表，这几块就在走。今天，还在走。
“那几块表——还没人取？“
修表匠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玻璃柜。那一眼很短。他低下头，把目镜取下来，用绒布擦了擦，又戴上。
“……嗯。“
任守义没再问。
三天前就在走，现在还在走。表不会自己上弦。有人天天给它们上弦。等取件的人来。
等取件的人，还没来。
这城里，没人取的东西多了。没人取的房，没人取的自行车。多几块没人取的表，不算什么。他这样想。
这跟他没关系。他不是来管表的。
“……哦。“
他走了。走出两步，身后有什么东西轻轻响了一声——象是绒布被拉平，又象是镊子放回铁盒。他没回头。
钟楼在他头顶，敲了十下。晴天的钟声清越，一下一下，干净得象水。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十点整。
桥头风大。任守义竖起大衣领子。灰呢子大衣，肘部一块补丁，针脚是他自己缝的，密。
他走得不快。表贴着腕子，凉了一阵，慢慢暖过来。走几步，他抬手腕看一眼——秒针在走。又走几步，再看——还在走。
走得准。
修得真好。
他想起那个修表匠。瘦，灰黄，目镜，报时式的答话。“修好了。““两块。““恩。“问他什么，答什么，答得不多，也不少。滴水不漏。
他见过他三次了。头一回，取老吴的表。第二回，送自己的表——表蒙子裂了，他说，三天后来取。第三回，就是今天。三次，每次都是一个修表匠。修表的，收钱的，答话的，都一样。
没有破绽。
他想起王本善。王本善的表，也是在那儿修的。王本善常来。那人说“他常来“的时候，像报时——几点几分，分毫不差。他问：他死之前，来过吗？那人说：来过。答得也象报时。
那天他在本子上写过一句：没有破绽，就是最大的破绽？写完，又划掉了。他这一辈子，见过太多没有破绽的人。十个里有九个，是真的没有破绽。剩下的那一个……他没见过。
表是好的。这就够了。他不是来查修表匠的。
他把手揣进大衣兜，走几步，又拿出来，看表。
十点一刻。
街面上太阳出来了，晒着背，暖一点。他在一个卖红薯的炉子边站了站——炉子热，他焐了焐手。卖红薯的喊他：师傅，来一个？他摆摆手。走。
他还有别的事。
苏玉堂。
这名字在肚子里转了一圈。旧同学，比他低几届，插班来的，家里在南洋做过钟表生意。上个月，宴席上，他见过他。条纹西装，金丝边眼镜，头发向后梳，油亮。隔着桌子，苏玉堂跟他说话，声音大，笑声更大。有人敬酒，他站起来，端着杯子，话说得圆，一圈一圈的，不得罪谁。席间有人问他，这回回来住多久。苏玉堂说，住过冬天。又问，外头的生意不做了？他说，做，电话里做，一样的。大家都笑。任守义没笑。他听着。
“老同学，十年不见。你这烟，抽得比以前还凶。“
任守义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掐了。苏玉堂笑，眼睛先眯，嘴后咧。
“这表啊，旧货摊上淘的。你看走眼了。“
他抬起左手。那块英纳格，罗马数字盘，在灯下亮了一下。
任守义没接话。他看了一眼那块表——罗马数字盘，和钱守拙戴的那块，一个样。他没说破。当时没说破，现在也没打算说破。
“钟楼还是老样子。“苏玉堂那天说。
“老样子。“他答。
“改天，我请你喝茶。“
“好。“
改天。这个“改天“，拖了一个多月。苏玉堂还没走。他说过，要待过冬天。临江的冬天，要过到二月底。一个探亲的华侨，在老家待这么久，图什么？任守义想不出。想不出，就先记着。
1980年冬天的事，他一直在记。他查到一个人替别人处理过一块表——查到苏玉堂头上，他停住了。他放他走。12月中旬，苏玉堂出境。那年冬天冷，河都冻了。他送他走的那个早晨，什么也没说。苏玉堂在车站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没回头。任守义站在检票口外面，看他过了闸。那时候他想过：这个人，会不会回来？十年了，他回来了。
他欠他一条命。他也有话欠着他。
该去见见他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钟楼。钟楼还是老样子——苏玉堂说得对。楼是老楼，钟是老钟，走了一百年，还在走。
任守义把大衣领子又拢了拢，往家走。
1月28日，晚上。任守义坐在客厅里。搪瓷缸里的茶凉了，他没喝。
电话在茶几上。黑的，拨盘式的，机身上蒙着一层灰。他平时不打电话，电话也不响。局里配的BP机，他常忘带，响了也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