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刑侦队的办公室，腊月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任守义坐在靠窗的位子，面前摊着一摞卷宗。牛皮纸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他伸出右手食指，点着第一行的字，慢慢地读。
日光灯管嗡嗡响着，有一根接触不良，隔几秒闪一下，把整间屋子的影子晃得忽长忽短。
“老任，还不走？”
小周从门口探进半个身子。他手里拎着个搪瓷缸，缸面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红色的字磕掉了一半。
“这案子总算完了。”小周说，“年后就结。”
任守义没抬头。他的食指停在卷宗中间一行字上：刘广才，男，四十九岁，机械厂下岗职工。投案时间，一月十九日二十二时四十分许。
“老任？”
“听见了。”
小周站了一会儿，把搪瓷缸放在任守义桌角。“给你倒了点热的。这案子，上面都定了，你也别——”
“我看了。”
小周不说话了。屋里安静下来，只有日光灯嗡嗡地响。任守义把卷宗翻过一页。投案笔录。他见过一千份投案笔录，在派出所、在分局、在市局。一个来投案的人，进门第一句说什么，第二句说什么，眼睛往哪儿看，手往哪儿放，他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刘广才的笔录写得很整齐。钢笔字，横平竖直。问：你为什么要杀王本善？答：他过去害过我。问：怎么害的？答：陈年的事，不说了。问：那天晚上几点去的？答：十一点多。问：怎么进的仓库？答：翻墙进去的。
任守义的手指在“翻墙”两个字下面停了一下。
“老任，你这卷宗翻来翻去，都快翻烂了。”隔壁桌的老葛把烟屁股摁在烟灰缸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结了就是结了，你非找出点事来干啥？”
任守义不答。他摸出内兜的烟盒，是飞马，抽出一根，在桌沿上磕了磕，点上。
“你说刘广才为啥要杀王本善？”老葛走到门口，又回头，“下岗了，活不下去了，找当年害他的人算帐。这路子，不新鲜。”
“他记不清王本善做过什么。”
“年纪大了呗。”
“他记得清十一点多。”
老葛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摆摆手走了。走廊里传来脚步远去的声音，皮鞋底磕在水泥地上，一声一声，远了。
任守义把烟掐灭在搪瓷缸盖子上。他重新看第三份笔录。这是补充材料，预审员小赵记的。问：你那天晚上怎么进的仓库？答：门是虚掩的。
“门是虚掩的。”
他低声念了一遍。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
一个翻墙进来的人，怎么会知道门是虚掩的。
任守义合上卷宗，站起来。窗外的天已经暗了，对面楼里亮起几盏灯。他摸到腰间传呼机，看了一眼。没有消息。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挂历，印着去年纺织厂的宣传画，一个女工站在织机前笑。日子停在二月三号，腊月十九。离过年还有十来天，走廊里已经有人开始贴对联了，红纸黑字，墨迹还没干透。
任守义坐回椅子上，把卷宗重新翻开。翻到第三页，又翻到第七页。翻墙。门是虚掩的。他想起那间仓库。他在现场看过。仓库的门是铁皮门，合页锈了，要使劲才能推开。门轴位置有一道旧痕，象是经常被人拉拽。
一个翻墙进来的人，不会去注意门。
一个从门进来的人，才知道门是虚掩的。
传呼机响了。他拿起来看。屏幕上一行字：老地方，晚上，我等你。落款是苏。
任守义把传呼机放回腰间，把卷宗锁进抽屉。他站起来，从衣帽钩上取下灰呢子大衣，穿好。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根日光灯还在闪。他没关灯，任它亮着。
推自行车出厂门的时候，门卫老刘正蹲在传达室里看电视，雪花点沙沙响。老刘探头：“老任，这么晚了还出去？”
“恩。”
“案子不是结了嘛，还忙啥？”
任守义没回答，蹬了两下，车链子咔咔响。老刘在身后喊了一句什么，声音被风刮散了。腊月的风冷，刮在脸上像刀子。他沿着解放路往南骑，过了两个路口，拐上沿江路。路灯昏黄，隔很远才有一盏，灯光落在柏油路上，一团一团，象谁泼在地上的旧油彩。
江边茶馆没有招牌。临水平房，灰瓦，木头门脸，门框上挂着一块旧木匾，字迹被雨水浸得模糊了，依稀能认出“听江”两个字。任守义把自行车支在门口，石阶上长着青笞，湿漉漉的，能闻到江水的气味。
陈老板正蹲在门口择菜，看见他，也不站起来，只抬了抬下巴：“里边。老位子。”
任守义走进去。屋里灯光暗，只有一盏白炽灯泡吊在梁上，灯罩上积了灰，光晕散开，把屋子照得昏黄。靠窗那桌，苏玉堂已经在了。
他面前放着一只茶缸，白瓷的，边上磕了个豁口。茶缸里冒着热气。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象刚从什么正式场合出来。
任守义走过去，拉开对面的长条凳，坐下。凳子腿在水泥地上蹭了一下，发出一声钝响。
苏玉堂没抬头。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放下。目光落在窗外。窗外的江面黑沉沉的，只有远处桥上的灯在江面上投下几道细碎的光影。
“老同学。”苏玉堂说。
“恩。”
“你还在查？”
“恩。”
苏玉堂端起茶缸，又放下。他没有看任守义，看的还是江面。隔了很久，久到茶缸里的热气都淡了。
“钟楼的事，不要再查了。”
任守义摸出烟盒，抽出一根飞马，点上。烟头在昏黄的灯光下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为什么？”
“你查下去，会出事。”
“我不怕。”
苏玉堂终于转过脸来。他看任守义的眼神，像隔着一层江雾。两个人同年上的警校，同一间宿舍，上下铺。苏玉堂睡下铺，任守义睡上铺。毕业分配那年，一个去了市局，一个去了分局。后来苏玉堂一路往上走，走到现在的位置，任守义还在刑侦队，一待就是三十年。
“你不怕，我怕。”苏玉堂说。
任守义没接话。他低头看着茶缸里的水，水面平静，映着头顶灯泡的影。
陈老板端着一碟花生米过来，放在桌上，也不多话，转身走了。碟子是豁口的，花生米撒了几颗在桌上。苏玉堂捻起一颗，没吃，又放回碟子里。
“老同学，你还记得八三年那个案子吗？”
“哪个？”
“粮站那个。”
“记得。”
“那时候你刚调来市局，我们都还年轻。”
任守义把烟灰磕在桌子腿上。“那时候，没有喂话这一说。”
苏玉堂的手指在茶缸边上慢慢地划了一圈。
“有些话，我不能说。”他说，“不是不敢，是不能。”
“——”
“等他自己跟你说吧。”
任守义抬眼看苏玉堂。苏玉堂的目光又落回江面上。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任守义看见他的手指——在茶缸边上，轻轻地，敲了两下。
这是他们念警校时约定的暗号。多少年了，苏玉堂从没对他用过。
任守义把烟掐灭。他站起来。
“你还有我。”苏玉堂说。
任守义在桌边站了一下。他低头看了苏玉堂一眼，苏玉堂没有看他。他转身往外走。推开木门，江风扑进来，把门上的旧木匾吹得晃了一下。
他在石阶上站了一会儿。江面上起了雾，桥上的灯变得模糊。他摸出烟盒，又抽出一根，没点，夹在手指间。
“你还有我。”他说。
“……等他自己跟你说吧。”
——这个“他”，是谁。
任守义跨上自行车。链条咔咔响了两声，他蹬了一下，车身晃了晃，稳住了。他沿着沿江路往回骑，风灌进领口，冷得骨头里发疼。
过了钟桥，他没有回局里。他拐上一条窄巷子，骑到纺织厂宿舍区门口，停下来。他蹲在路牙子上，把那根烟点上。烟头在黑暗里亮了一下。
纺织厂的墙是新刷的，白石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