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腊月二十五，风硬。
任守义蹬着自行车，从市局出来，往城西去。路上有鞭炮屑，红纸被风卷着，滚到路边，又滚进墙根。街边有人支着摊子卖年画，胖娃娃抱着鲤鱼，红彤彤一片。他骑过去，没看。
机械厂在城西三公里。铁门半开，传达室窗台上摆着一个搪瓷缸，缸底有茶渍，一圈一圈。老头从窗口探出头来，戴一顶蓝布帽子，帽檐压得很低。
“找谁？”
“市局的。”任守义把工作证递进去，“查个文档。”
老头看了一眼，又看他一眼，把证递回来，指了指里头：“办公楼，二楼。”
任守义推车进去。车棚在左边，锈迹斑斑的铁架，停着十几辆自行车。他把车锁了，锁链拖在地上，哗啦一声。
厂区里人不多。风卷着铁锈味和机油味，混在一起，象一把钝刀子刮脸。宣传栏在办公楼前面，玻璃上蒙着灰，里面贴着几张纸。他走过去看。
第一张是《关于企业改制的通知》，红头，油印，字迹有些洇。第二张是待岗名单，钢笔字，一行一行。他数了数，三十七个名字。有人站在栏前看，是个穿蓝工作服的中年人，袖子卷着，露出一截小臂。那人看了一会儿，走了，没说话。风把一张纸吹起来，又落下去，没人捡。
铸造车间门半掩着。任守义走过去，从门缝里看见红光。炉火映着几个人的影子，黑黢黢的，晃动着。铁水倒进砂型，嗤一声，白汽腾起来，带着一股焦糊味。有人咳嗽，咳了两声，又停了。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往办公楼走。
办公楼二楼，朝北的屋子，门牌上写着“文档室”。门虚掩着，他敲了一下。
“进来。”
屋里生着炉子，铁皮炉子，烟管从窗户伸出去。炉上坐着一把铝壶，水快开了，嗤嗤响。管文档的是个女人，四十多岁，戴一副套袖，蓝布的，洗得发白。她坐在炉子旁边，手上一件毛衣，织了一半，针在手里一挑一挑，没停。
“同志，找谁？”
“市局的。”任守义把工作证递过去，“查个人。”
女人接过证，看了，又还给他。她放下毛衣，站起来，走到一排铁柜前面。“叫什么？”
“马波。波涛的波。”
女人拉开三号柜的抽屉，翻了翻，抽出一个牛皮纸袋。纸袋边角磨毛了，系着白线绳。她解开绳，把东西倒在桌上，摊开。
“马波。机械厂，1978到1981。”
任守义在桌边坐下。桌上有一盏台灯，绿罩子，灯管亮着，嗡嗡响。他把三份登记表排开，用食指点着，一行一行读。
第一份，招工登记表。1978年，钳工，车间三班。钢笔字，写得规矩，笔锋压得很实。姓名栏里“马波”两个字，横平竖直。年龄二十一，籍贯本县，文化程度高中。家庭成员一栏，父亲一栏写着“马常顺”，职业“修表”。
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又往下走。
第二份，一张调令，油印的，盖着车间红章。上头写着：“兹调马波同志至仓库（改造工程）工作，为期半年。”落款是1980年3月。
他手指停在这一行上。1980。仓库。半年。
他想起钱守拙。死在仓库，1980年11月11日。马波，1980年，在仓库干了半年。6月到12月，正好半年。11月11日，他还在仓库。
任守义把手指移开，去看第三份。
第三份，离职登记。1981年，原因一栏写着两个字：“顶职。”下面有钢笔批注：顶父职，离职。
他抬起头，问了一句：“他父亲是修表匠？”
女人说：“钟桥那个。姓马，摆摊修表，好几十年了。”
任守义没说话。他低下头，目光回到那份调令上，又看了一遍。“仓库（改造工程）”——改造。钱守拙死之前，仓库在改造。1980年，仓库改造，马波借调过去，干了半年。
他把三份表收拢，放回牛皮纸袋，系好绳，递回去。
“谢谢。”
女人接过纸袋，放回抽屉，又坐回炉子边，拿起毛衣。针又开始挑，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铝壶的水滚了，呜一声，她伸手提起来，往搪瓷缸里续了水。
任守义站起来，走出文档室。门在他身后带上，咔嚓一声。
走廊里光线暗，北面的窗子透进来一点灰白的光。他站在窗前，往下看。厂区里，宣传栏前又站着一个人，看了一会儿，走了。铸造车间门又开了一下，白汽涌出来，散在风里。
他摸了摸内兜。烟盒还在，飞马牌，硬的。他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把烟吐在窗户玻璃上，白雾散开，又凝成水珠。
1980。仓库。半年。
他弹了弹烟灰，把烟掐灭在窗台上，转身下楼。自行车锁链还在响，他开锁，推车，往厂门口走。
传达室老头还坐在那儿，搪瓷缸端在手里，吹了一口，没抬头。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屋里没人。暖气片嗡嗡响着，墙角那台铁皮柜子半开着，露出里面一摞牛皮纸卷宗。他在桌前坐下，把本子从内兜里掏出来。
牛皮纸封面，边角磨毛了。他翻开空白页，钢笔在手里转了一圈，笔尖悬在纸上，停了停，才落下。
“马波。1945年生。机械厂钳工1978-1981。1980年借调仓库半年（钱守拙案发那年，那个仓库）。1981年父丧，顶职离厂，接修表摊。钟桥东头。”
他写完，把笔帽拧上，又拧开，再拧上。手指在“1980年借调仓库半年”这一行字上停了一下。
窗外有风，刮得窗框吱吱响。他抬眼看了看窗外，又低下来，盯着那行字。
一个钳工，为什么借调去仓库？
文档上写的是“仓库改造”。换梁、换架、焊货架——钳工的活。需要，就去了。合理得很。
他点了一根飞马烟，吸了一口，烟在肺里转了个来回，慢慢吐出来。烟雾浮在日光灯底下，象一层薄灰。
他心里有一个地方，轻轻地动了一下。
1980年。钟楼大修。也是那年。
他记得清楚，那年的钟楼搭了三个月的脚手架，换了梁，换了瓦，尖顶翻新，铜钟吊下来擦过一遍——老工人说，那钟从民国挂上去，头一回摘下来。摘下来的时候，钟壳里头的零件散了一地，钟表厂来人修了一个星期。
仓库改造，也是那年。换梁、换架、焊货架。
一个在仓库干活的钳工。
一座大修的钟楼。
一本对不上的帐。
他把烟灰弹进搪瓷缸里，缸底积了半缸水，烟灰落进去，滋的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他又拿起笔，在本子边上写了一个数字：1980。
笔尖在数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纸面凹下去一条印子。
门被推开，老梁探进半个脑袋：“老任，还不走？”
“你先走。”
“食堂开饭了。”
“你先去。”
老梁没再说什么，门又掩上了。屋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暖气片里的水声，咕噜咕噜，象谁在闷声说话。
任守义把烟掐了，没抽完，还剩半截。他把本子合上，又翻开，翻到前几页。郭彩云列的名单，工工整整的钢笔字，一行一个名字：会计，出纳，仓库保管员，记帐员，供销员。
五个人。五笔帐。五条命。
名单上的人，都是围着帐的。围着帐，就是围着钱——钱从哪来，钱到哪去，钱在谁兜里过了手。帐对得上，钱就是清的。帐对不上，钱就是浑的。
修表匠不是围着帐的。修表匠是修表的。
可修表匠认得每一个围着帐的人。
他修他们的表。他们的表走慢了，走快了，停摆了，进水了，摔碎了——他们送到钟桥东头，那个摊子前，他低头，拧开表盖，拿镊子拨一拨，就修好了。他们死了。表还在他柜里。
任守义把名单看了两遍，指头在纸面上轻轻敲了敲。他把本子合上，塞回内兜，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天灰蒙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