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钟楼上八点敲了八下。
马波把油布棚的帘子掀起来，卷到顶，拿绳子系住。风从桥面过来，带一点鞭炮的硫磺味。他弯腰，从棚里拖出玻璃柜，摆在棚前的老位置——靠东，斜对着钟楼，柜脚垫了两块砖头，有一年下雨水淹过，垫砖头是那以后养成的习惯。
玻璃柜里铺着一块蓝布，四个角用图钉按在木板上。蓝布上摆着三排表：头一排是修好的，用白纸标签贴着取表人的名字；中间一排是待修的，表壳上蒙着灰；最后一排是零件，用几个搪瓷盘子装着，盘底垫着绒布。他把柜子摆正了，又蹲下去，拿手掌抹了一遍玻璃面。
木牌从棚里拿出来，竖在柜子旁边。牌子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钟桥修表。墨是去年的，有些褪了，但他不打算重写——老吴写的，老吴的字，他不想动。
炉子生在棚子后面。铁皮炉子，烟囱拐了两个弯，从棚顶伸出去。他往里塞了废纸和木屑，划了根火柴，火苗蹿起来，又压上几块蜂窝煤。烟从烟囱口出来，被风撕成几绺，往钟楼那边飘。
他回棚里，拿起那只搪瓷缸。缸子是白的，底上磕掉了几块瓷，露出铁锈色。壶里的茶是昨夜的，茶根已经泡得没色了。他揭开壶盖看了看，又放回去，从铁皮工具箱里摸出半包飞马烟，抽出一根，点上。
烟燃到一半，他抬头。
钟楼上的大钟停在那。八点过七分。
他低头，看手腕上的表。八点过七分，一秒不差。
他掐了烟，坐到棚里的板凳上，打开铁皮工具箱。今天要修的是那块东风表，游丝断了。他戴好目镜，镊子夹起游丝，对着光看了一看。断了三圈，得换新的。他从零件盒里找出一截游丝，用镊子尖挑起，放在表盘上比了比。手很稳。
桥头那边有卖年画的。一个老头摆了个摊，支着一块门板，上面压着一摞年画，画的是胖娃娃抱鲤鱼，最上面一张用石块压着，风一吹，纸角啪嗒啪嗒地响。旁边蹲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红纸，卷成一个筒，又展开，再卷。地上有鞭炮屑，红纸的碎末，被风追着跑。
他换好游丝，把表壳扣上，拿放大镜又看了一遍。秒针走了。他把表翻过来，在表背刻了一个记号——一个极浅的“马”字。这是他修表的习惯，每一块经手的表，他都在背面留一个印记。三十年，没人问过，没人发现过。
玻璃柜前面站着一个人。他抬头，是个女的，围一条红围巾。
“取表。”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站起来，走到柜前。“哪块？”
“我男人的，上海表，上星期送来的。”
他低头看了一眼蓝布上第一排的标签，抽出一块表，递过去。女的接过去，贴在耳朵上听了听。
“修好了？”
“恩。”
“多少钱？”
“两块。”
女的从口袋里摸出两张一块的，放在柜台上。他收了，没数，放进铁皮工具箱的夹层里。女的走了，红围巾在风里飘了一下。
他回到棚里，坐下，继续修表。中间又来了一个人，配钥匙。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锉刀和钥匙坯子，对着旧钥匙比了比，锉了几下，递过去。
“一块。”
那人付了钱，走了。
日头升起来，照在玻璃柜上。他低头，修表。镊子夹起一粒螺丝，放在表盘上，又夹起另一粒，对准，拧紧。手稳。他修了三十年表，手上没有一个多馀的颤。螺丝拧进去的声音很轻，像雪落在瓦上。
他一直没有抬头。但他知道，桥头烟摊旁边蹲着一个人。
灰呢子大衣。蹲在那儿，象一根钉在桥头的旧钉子。
马波认得他。
他来过。取过老吴的表。修过自己的表。问过薛长贵的表。他问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你，看着你的手——那是当警察的人看东西的方式。
他今天蹲在那儿，没过来。就看着。看他出摊，看他生炉子，看他修表，看他的手，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动作。
马波低头，继续修表。
他修表修了三十年。被人看过三十年。看的人想什么，他不知道，也不用知道。他修他的表。
他手里的东风表，秒针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他把它放到耳朵边上，听了听。声音匀，没有杂音。他把表放在蓝布上，拿白纸标签写上名字，贴好。
他抬头，看了一眼钟楼。
十一点过一刻。大钟还是停在那——分针指在十一，时针指在八。八点零七分。他低头，看自己手腕上的表。十一点过一刻。一秒不差。
他放下手里的镊子，拿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根凉了，涩。他放下缸子，从铁皮工具箱里摸出那半包飞马烟，抽出一根，点上。
烟升起来，在日光灯管下面（其实没有灯管，是冬日的太阳光，从棚顶的缝隙里漏进来）——他抽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在光里散开，象一些话，开了口，又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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