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桥的烟摊是个木板搭的架子，架子上铺了块灰布，烟一条一条码着，飞马，前门，大重九，还有几包红塔山，摆在高处，算上是撑门面的。
任守义买了一包飞马，蹲在背风处，把烟拆了，点上一根。
桥头风大，腊月的风刮过来，带着河水的腥气。他缩了缩领子，看表——七点五十三。
修表摊在桥南堍，靠着桥栏，白天看是个油布棚子，晚上收了，就剩四根铁管戳在地上。任守义隔着一条街望过去，那四根铁管还在，棚子没撑。
八点差两分，听见自行车铃铛响。
马波骑车从桥西堍那边过来，一件灰棉袄，没扣，露出里面的蓝毛衣。车后座绑着铁皮工具箱，箱子漆过，绿漆褪了，露出底下的铁锈。他骑到桥南堍，落车，撑脚架，先蹲下来，把四根铁管接上，再拽油布——油布有些沉，他甩了两下才展开，罩上去，用铁丝捆住四个角。
任守义蹲在烟摊旁，烟夹在指间，没抽。
马波从车上卸下工具箱，打开第一道锁，取出玻璃柜。玻璃柜不大，四四方方，里面分格放着零件。他摆到棚子前面，拿抹布擦了一遍，才把第二道锁打开，取出木牌。木牌是白底黑字——“修表配钥匙”五个字，漆皮剥了些。他挂到油布棚檐下，退后半步，看了看正不正，又上前挪了挪。
然后他生炉子。
一个蜂窝煤炉，从车后座另一侧搬下来，塞了块碎煤引火，又搁了几块煤饼。风大，他侧身挡着，划了三四根火柴火才起来。炉子搁在棚子边上，他又从工具箱里取出搪瓷缸，倒了些茶根进去，续上开水，搁炉沿上煨着。
任守义掐了烟头，又点了一根。
这时候钟楼敲了。
八点整，钟楼上的老钟响了八下，声音钝，像敲在棉絮里。马波抬头，看钟楼。任守义顺着他目光看过去——钟楼的指针是黑的，表盘发黄，锈迹爬在边角。马波看了三四秒，低下头，看自己腕上的表，比了比，然后坐进棚子里，开始修表。
任守义蹲了一上午。
烟摊老板换了两回钱盒子里的零钱，又跟旁边卖橙子的说了会儿话。太阳升起来，照在河面上，又挪到桥栏上，又挪到油布棚上。马波一直没怎么起来过。
上午修了三块表。第一块是老太太的，老式上海表，停了不走，马波揭了后盖，拿镊子拨了拨，又合上，上了几圈弦，老太太接过去，贴耳朵听了听，点头，付钱。第二块是中年人的，表带断了，马波换了截表带，收了两块钱。第三块是个小伙子拿来的，表蒙子裂了，马波换了个新的，拿放大镜看了半天，又拿绒布擦了擦，递回去。
接了四个取件的——都是先前放下表的，马波从玻璃柜下层取出，拿纸包着，揭开让人验，验完收钱。配了两把钥匙，一把门钥匙，一把自行车锁钥匙，马波拿锉刀锉了会儿，试了试，递过去。
中午，马波从车后座拿出一个铝饭盒，搁炉盖上热。热了五六分钟，他揭开盖子，拿筷子扒拉着吃了。饭盒里是什么看不清，任守义只看见他吃了两筷子，又端起搪瓷缸，就着喝了口茶。
下午，马波接了一块表，拿放大镜看了半天，又翻工具箱，找出一卷游丝。他换游丝的时候手很稳，镊子夹着那根细丝，像夹着一根头发。任守义蹲得腿麻了，换了只脚，又点了一根烟。烟摊老板问他：“同志，等船啊？”
任守义说：“等人。”
“等一天了，还没来？”
任守义没接话，掐了烟头，站起来活动了活动腿。
傍晚，天暗下来，风更冷了。马波收了摊——先收木牌，摘下来，拿布擦了擦，放进工具箱。再收玻璃柜，零件一格一格归好，锁上第二道锁。油布棚解开四个角，放倒铁管，捆好。最后，他蹲在那，把表一块一块数过，放回铁皮工具箱。
表一共七块，任守义远远看着，他数了两遍。
然后他锁上工具箱。三把锁，咔哒，咔哒，咔哒。
他把工具箱搬上车后座，绑好。推着车，过桥，往西堍走。走了一段，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钟楼。天快黑了，钟楼的指针看不清了，只能看见一个轮廓。马波看了几秒，跨上车，骑走了。
任守义站在烟摊旁，看着他的背影过了桥，拐进巷子，没了。
第二天，任守义坐在对岸茶馆里。
茶馆二楼，窗户朝河，正好看见桥南堍的修表摊。他坐在窗边，要了一碗茶。老板续水的时候问：“同志等谁？”
他说：“等人。”
老板没再问，续了水走了。
马波八点差两分到。骑车从桥西堍过来，灰棉袄，蓝毛衣，车后座绑着铁皮工具箱。落车，撑脚架，接铁管，拽油布，甩两下，展开，罩上，捆四个角。开第一道锁，取玻璃柜，擦，摆正。开第二道锁，取木牌，挂上，退半步看正不正，上前挪了挪。生炉子，划火柴，挡风，搁煤饼。搪瓷缸续茶根，搁炉沿上。
八点整，钟楼响。他抬头看钟楼，三四秒，低头看腕表，比了比，坐下修表。
任守义拿手指在茶杯沿上摸了一圈，没喝。
中午马波吃铝饭盒，就着搪瓷缸里的茶。下午换了一个表蒙子，修了一块表的摆轴，配了三把钥匙。傍晚收摊——木牌擦了收进工具箱，玻璃柜零件归位，油布棚放倒捆好，表一块一块数过，两遍，锁上三把锁。咔哒，咔哒，咔哒。
任守义看着他的背影过桥，往西堍走。那背影走到桥中间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又继续走了。
第三天，任守义坐在钟楼底下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张旧报纸。
他穿了一件藏青的旧棉袄，帽子压得低，看起来象等车的人。报纸他翻了两遍，字没看进去，眼睛一直隔着半个桥面，落在那个油布棚上。
马波还是八点差两分到。骑车，落车，撑脚架，接铁管，拽油布，展开，罩上，捆四个角。开锁，取玻璃柜，擦，摆正。开锁，取木牌，挂上，退半步看正不正，上前挪了挪。
然后任守义注意到了一件事。
马波挂好木牌之后，站在棚子前面，抬头看了钟楼一眼。那一眼和平常不太一样——不是八点整钟响时的抬头，是钟还没响，他自己抬头去看。他看钟楼，看了很久。
不是看指针。任守义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马波的目光不是落在钟面上，而是落在钟楼更靠下的地方，象是钟楼的门洞，又象是墙根底下。他看那个地方的眼神，不象在看钟，象在看一个旧熟人。
象在等什么。
钟楼敲了八下。马波低下头，看腕表，比了比，坐下修表。
任守义把报纸翻了一面。他在膝盖上摊开一个本子，拿钢笔写了几个字，写完，合上本子，放进内兜。他摸了一下内兜——里面还有一包飞马，烟盒空了。
他揉了揉烟盒，扔进旁边的垃圾堆，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马波还在修表，低着头，手里的镊子夹着一根游丝，对着光看。
任守义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市局的方向走了。
路过纺织厂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厂门口的铁门关着，门卫室里亮着灯，有人坐在里面看报纸。任守义没有进去。他站在厂门口对面，看了一会儿那扇铁门，想起薛长贵的那句话——“帐对上了”。
他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走了。
回到局里，他坐在办公桌前，把本子掏出来，翻开。。马波，出摊准。程序固定。第三天多看一眼钟楼——不在钟面——在看别处。像等。”
他停了一下，又添了一句：
“三把锁。咔哒三声。”
（续）
下午的太阳斜过来，把桥的影子拉长。任守义把茶钱结了，走出茶馆。他在桥头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修表摊。
摊子还在。玻璃柜，马扎，人坐在那里，低头，手里拿着什么。看不清。太远了。但那个姿势，他认得——三天了，天天这个姿势。低头，手在动，偶尔抬头看天，看路，看有没有人来。
任守义掏出一支飞马烟，点上。
烟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