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布棚支起来的时候，天刚亮透。
马波把棚角的铁钉往土里又踩了两脚，蹲下，把玻璃柜从三轮车上搬下来。柜面有一道细裂，去年冬天冻的，他拿白胶带粘了，现在胶带边儿卷起来一些。他没管。柜子摆正，木牌挂上去，牌上四个字——修表。字是他自己刻的，漆掉了两回，他补过两回。
炉子生起来。烟囱里先冒青烟，很快转白，火稳了。搪瓷缸搁在炉沿上，水慢慢响。他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一块表。
昨天下午收的，上海牌，十九钻，主人说走慢。马波拧开后盖，机芯露出来，游丝上有一点油泥。他拿柳木棍削尖一头，蘸了汽油，点进轴承。手很稳。镊子夹住摆轮，转了小半圈，油泥化开，他用绒布吸掉，再点新的油。一滴。不多不少。
街对面早点铺的蒸笼掀开，白汽扑出来。有人喊了声什么，听不真。马波没抬头。表壳搁在玻璃柜角，他拿放大镜卡在眼框上，看擒纵叉，看马脚，看齿轮端面有没有磨损。都没有。他放下放大镜，拧上后盖，上弦，摆轮走起来，声音匀了。
他抬起头。
钟楼在街尽头，灰扑扑的，塔尖顶着个褪了色的铁十字。时针指在八点十六。他看了一会儿。街口的广播响了，八点二十。
还是慢四分钟。
他收回目光，拿起另一块表。这块更旧，表盘裂了一道，秒针走得急，像赶路。他打开后盖，里头是瑞士机芯，但换过游丝，手艺糙，焊点起泡。他拿镊子碰了碰，没动它，合上盖。这块修不了，得换件，他这儿没件。
马波把表放回抽屉，搁在角落。他又看钟楼。
他想了一会儿。八点二十的广播已经过去，街上人多了些，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钟楼还是八点十六。他修过那口钟。1980年，钟楼上的机芯卡过一回，齿轮咬死在冬夜里，停了三天。市里找人修，找到他。他上去，校了齿轮，换了根轴销，把时间对准。他记得那口钟的摆锤，铜的，擦亮以后能照见人脸。
他低头，拿起第三块表。这块是块旧东风，表壳磨得发白，主人是个退休工人，说表是他儿子当兵那年买的。马波拧开后盖，机芯干净，只是发条松了。他拿弦钥上紧，试了试，走起来了。他搁在一边，等它走一会儿再校。
炉子上的水开了。他提起搪瓷缸，倒了半缸水，搁在柜台上凉着。蒸汽扑在脸上，潮的，带一点煤味。他吹了吹水面，喝了一口，放下缸子，又看钟楼。
钟楼还是八点十六。他知道那口钟的毛病，不是走不准，是有一个齿缺了，每天走到那一个齿上，跳一下，慢四分钟。1980年他校完钟，那齿还在，他拿锉刀锉过，锉了半下午，没锉平。后来他没再上去。
马波拿起第四块表。这块是只梅花，主人是个中学老师，说表是结婚时买的。他打开后盖，机芯上有一层细灰，像多年没打开过。他拿绒布擦掉，点上油，拧紧后盖。表走起来，声音轻，干净。他放下来，看了一会儿秒针。
他忽然说：“钟，快该修了。”
声音不大，被街上的车铃盖过去大半。他自己听见了。他没有再说第二遍。他低下头，拿起第五块表。这块是块女表，表带是细银链，主人是个年轻女人，昨天来的时候眼圈红的。他没问。表停了，电池没电。他换了一颗，表盘亮起来，秒针跳了一下，走稳了。他把表搁回抽屉，等她来取。
太阳移到棚顶正中。他把油布棚的边角卷起来，让风透进来。风是暖的，带一点河水的腥气。他喝了一口凉下去的茶，又看钟楼。钟楼还是八点十六，但他知道它一直在走，只是慢。象一个人揣着话，走了很远，还没到。
他低头，继续修表。
傍晚，马波收摊。
他把表一块块数过，放进抽屉，锁上。玻璃柜搬上三轮车，油布棚拆下来，叠好，压在柜子上。木牌取下来，翻面，露出背面一行小字，他早年刻的，已经看不清了。他看了那行字一眼，把木牌放进工具箱。三把锁。柜子一把，抽屉一把，工具箱一把。他拧钥匙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又拧完。
他推着三轮车，过
马波把摊子支开的时候，天刚亮透。钟楼上的指针指着六点过七分，他抬头看了一眼，知道那钟又慢了些。慢四分钟，他记得清楚。去年秋天他上去修过一回，换了根摆轴，走了一个月又慢下来。
他蹲下身，把玻璃柜里的表一件件摆正。最里格三块：老吴的梅花，薛长贵的上海，东家的罗马。三块都停着，等他上弦。他先没动它们，从柜底摸出个布包，打开，里头躺着一块老怀表。
链子断了。
表是前天收的，一个老头送来的，说修好不急着取，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算钱。马波认得那块表，英纳格，五十年代的货，表壳磨得发亮，底盖上有道划痕，象是摔过。
他把表夹在台钳上，用放大镜夹在眼框里，看那断口。断在第二节，链子太细，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他拿镊子拈起断头，凑到灯下看——豁口不齐，是拽断的，不是磨断的。
他放下镊子，从抽屉里找出一截铜丝，比了比粗细，不行，太粗。又翻出根钢丝，还是粗。最后在格子最里头摸到一小卷银丝，捻了捻，软硬正好。他把它抽出来，截了一小段，搁在铁砧上，拿小锤轻轻敲了两下，敲扁了一头。
接链子是个细活。断口两头都要锉出新茬，才能焊得上。他拿小锉刀在断头上来回蹭了十几下，停下来，拿放大镜又看。锉出来的茬口比纸还薄，泛着新亮。他把银丝垫在底下，点上一点松香，拿烙铁头去碰。焊锡化开，顺着银丝淌进断口，他把烙铁拿开，等它凉。
这时候有人来了。
马波没抬头，听脚步声就知道不是熟客——步子急，踩得石板路咚咚响，不象这一带的人。他把怀表搁在台面上，抬眼。
是个妇女，四十来岁，穿件碎花褂子，头发挽在脑后，手里捏着两把钥匙。
“配钥匙。”她说。
马波点头，从柜台上拿起那两把钥匙看了看。一把是普通门锁的，一把是挂锁的，都磨得发亮，用了不少年头了。他翻过来看牙口，又拿卡尺量了量厚度，从墙上的木格里抽出两片钥匙坯子。
“等一刻钟。”他说。
妇女也不急，站在摊子边上，看他把坯子卡在机器上。马波开动机器，砂轮转起来，吱吱响。他捏着坯子，沿钥匙牙口的型状慢慢推过去，铁屑飞出来，落在台面上，细得象灰。
剪完两把，他拿锉刀修边。第一把，锉了几刀，试着插进锁孔，卡住了。他退出来，又锉了两下，再试，顺了。第二把容易些，挂锁的牙口浅，锉两下就成。
他把两把钥匙搁在柜台上，说：“两块。”
妇女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块的票子，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台上。她拿起钥匙，在手里掂了掂，走了。
马波把票子收进抽屉，重新拿起怀表。焊点已经凉了，他拿放大镜看，接头处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银丝裹在焊锡里，看得出是个接点，但稳。他拿镊子夹住两头，轻轻拽了拽，没断。
他把表链两头并在一起，凑到眼前，又看了一遍。接好了。他把它放在白瓷盘里，表壳朝上，链子盘在边上，象一条细蛇。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太阳已经爬过对面的屋檐，照在摊子上，把玻璃柜照得发亮。钟楼的指针指着九点过十一分——实际上，该是九点过十五分了。
他看了一会儿那钟，又坐下来。
老吴的梅花，薛长贵的上海，东家的罗马。他一块一块拿出来，先上弦。
老吴的梅花，十八圈。他记得清楚，这表上满弦是十八圈，多一圈伤发条，少一圈走不到一天。他捏住表把，一圈、两圈、三圈，数到十八，停手。表针动了，秒针走起来，嗒嗒嗒，像细小的脚步。
薛长贵的上海，二十圈。这表老，发条松了些，要上满二十圈才走得稳。他数到二十，停手。秒针也走起来了，比梅花的快半拍，嗒嗒嗒嗒，赶路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