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亮着。任守义坐在桌边，把东西一样一样往桌上摆。
先是帐本。油布包着，解开，露出那个灰蓝色的硬壳本子。他翻了翻——四万七。四万七千块，从钟楼取回来的那天，油布上还带着潮气。
他把帐本放平，压了压边角。
旧照片。1980年钟楼合影。六个人站在钟楼底下，阳光斜着打过来，影子拖得很长。马波给他的时候说：“你留着，有用。”他看了三秒钟，放在帐本旁边。
批文复印件。一张薄纸，折了两折。展开，“批：省物资局齐”几个字，钢笔写的，墨迹渗进纸里。他记得这页纸在文档里躺了十一年。
钱守拙的纸条。玻璃纸包着，四个字：“钟楼。北墙。底下。”老钱写这几字的时候，手大概在抖。笔划有断，起笔重，收笔轻。
解剖报告。牛皮纸袋，封口已经开裂。抽出来看一眼——真实版，不是局里存盘的那份。老钱的内脏、骨头、那根断了的肋骨，纸面上写得清清楚楚。
最后是名单。郭彩云抄的，圆珠笔，字迹工整。三页纸，三十七个名字。任守义没细看。他看过了。
他一样一样看。看完，把东西拢到一处，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蓝布。
蓝布是旧的，洗过很多次，边角起了毛。他包东西的习惯——从部队带回来的——先用油布，再用布，扎紧，打结。
他折布，盖住那堆东西，左一折，右一折，翻过来，压住，再对折。绳子不在。他用布角打了个结，紧了紧。
蓝布包放在桌上，他看了两秒。然后拿过旧公文包——黑色人造革的，提手磨白了，边角露着灰——拉开拉链，把蓝布包放进去。合上，扣好。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天蒙蒙亮。钟楼立在雾里，黑黢黢的，顶上的钟看不见。那口钟慢了十一年，没人修，没人校。
他看了很久。
“该上省了。”他说。
声音不高，像报时。
他转身，把公文包从桌上拿起来，夹在腋下。台灯关了。屋里暗下来，窗户亮着灰白的光。
他拉开门，出去，门在身后碰上。锁舌“咔嗒”一声。
筒子楼走廊，灯坏了，靠走道尽头的窗户透进一点天光。任守义走两步，停下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门。门是木头的，漆剥了，露出底下的黄。门把手磨得发亮。他住了十年的屋子，开门有股煤灰味，窗户关不严，冬天漏风。
他转过身，下楼。
楼梯间黑，他扶着扶手，一步一步。二楼拐角堆着蜂窝煤，他侧身过去。一楼铁门推出去，冷风灌进来。
自行车在楼下，二八，车座裂了，用黑胶带缠着。他开锁，把公文包放在车筐里，蹬上去。
临江汽车站在解放路，骑过去十五分钟。天还没全亮，街上有早点摊，油条在锅里翻，白汽往上冒。有人蹲在路边刷牙，有人推着板车走。
他一路没停。
汽车站候车室里人多。长椅上坐满了，地上也蹲着人。烟味、汗味、隔夜的味道混在一起。喇叭里在喊什么，听不太清，断断续续的。
任守义挤到售票窗口。窗口小，玻璃脏，里面的人头也不抬：“哪的？”
“省城。”
“三块五。”
他递钱进去，拿了一张票。票是粉红色的，薄，上面印着“临江—省城”，时间是七点四十。
他把票夹在手指间，找了个角落站着。公文包夹在腋下。
旁边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孩子哭，妇女拍，拍不停。对面长椅上两个男人在打牌，用烟盒撕了当纸牌。有人在吃馒头，渣掉了一地。
七点二十，喇叭响了：“去省城的，去省城的，检票——”
他走过去。检票口挤着人，他排在后面。前面的人扛着编织袋，挡住了大半视线。
车在院子里停着。蓝色的大客车，车身上全是泥，玻璃上有一层灰。司机站在车门口抽烟，看人上车。
任守义上车，靠窗坐下。公文包放在膝盖上，双手按着。
车发动了，抖了一下。引擎在屁股底下响，闷闷的。车倒出院子，拐上大路，喇叭按了两声。
窗外，临江的街往后退。早点摊、筒子楼、电线杆、树——退，退，退。他看见钟楼了。
在晨雾里，灰蒙蒙的。塔身往上收，顶上的钟看不清，只有个轮廓。钟楼站在那儿，象一根钉子，钉在城中间。
车越开越远。钟楼变小，变成火柴盒，变成一个小点。晨雾把它吞掉了。
任守义收回目光。他把公文包抱紧了一点，抱在怀里。
蓝布包在里面。帐本、照片、批文、纸条、报告、名单——一样都不少。
他闭上眼。车颠了一下，他睁开。
窗外，田和山，山和田。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他想起1979年，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坐的就是这趟车。那时候也是春天，也是早晨。
他那时候没想到，十二年后，他会带着这些东西再走一趟。
车开了三小时。中间停了一次，在一个叫青溪的小镇，有人落车，有人上车。任守义没动，公文包一直放在膝盖上。
省城到了。车站比临江的大，人也多。他落车，站在站台上，看了看天——阴的，云压得很低。
他走出车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往右拐，沿着马路走。
省城的楼比临江的高。街上自行车多，公交车也多。他走了两条街，看见一个邮局。绿色的门脸，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
他走进去，在柜台前站了一下，又出来了。
不是现在。
他继续走。找到一个招待所，门面不大，挂着“春风旅社”的牌子。他进去，开了一间房。
房间在三楼，窗户朝北。他把公文包放在床头，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是条小街，有几个小贩在摆摊。远处有座塔，不高，灰的。
他看了很久。
天黑了。他没开灯。房间里暗下来，只有窗口透进来一点街灯的光。
他坐在床上，公文包放在身边。
明天去省物资局。他想。
他摸出一支烟，点上。火光一闪，照出他的脸——他瘦了，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烟烧到一半，他掐灭了。
他躺下来。没脱衣服，公文包抱在怀里。
他闭上眼。过了一会儿，又睁开。
他想起钟楼。想起那口慢了十一年的钟。
明天。他说。明天。
省城比临江大。街道宽，楼房高，人多。任守义站在长途汽车站门口，看了一会儿。天灰蒙蒙的，和临江差不多的天色，但楼不一样。临江最高的楼是百货大楼，六层。这里随便一栋，都往天上顶。
他问了三个人，才找到省人民检察院。灰楼，不高，但门脸宽。国徽挂在正中间，水泥墙面被雨水洇出深色的水迹。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其中一个看见他，走过来。
“找谁？”
“临江市，任守义。来报案的。”
那人上下打量他。任守义穿着藏青中山装，拎一个黑色公文包，旧了，边角磨得发白。公文包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塞了什么。
“登记。”
门卫递过来一个本子，一支笔。任守义接过，在来访事由那一栏写了三个字：报个案。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写完，他把笔搁下，等着。
门卫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说了几句。放下电话，对他抬了抬下巴：“进去，二楼，左边第三间。”
任守义道了声谢，往里走。走廊不宽，日光灯亮着，嗡嗡响。墙面刷了淡绿色的漆，下半截是深绿色，象是刷了很多年，边角起了皮。他走到左边第三间，门开着，敲了两下。
里面坐着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精瘦，戴一副眼镜，正在看文档。听见敲门，抬起头。
“你是临江的？”
“是。”
“报什么案？”
任守义走进去，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块蓝布包。蓝布旧了，颜色褪得发白。他一层一层打开，动作慢，稳。里面是一个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