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瑶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在耿长喜、马彪、丁有田、罗大勇四个名字之间画了几条连线：
“假设这四个人在出狱后重新聚在了一起。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诉求？缺钱。
他们在监狱里被关了两三年，出来之后身无分文，没有任何合法的谋生技能，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度几乎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干什么？重操旧业。但沈望山倒了，聂世昌倒了，他们找不到以前那种大靠山了。
他们只能自已干，用他们在牢里互相交流的那些犯罪手法，在废品回收这个监管最薄弱的行业里重新建立地盘。”
“所以宋宝根不是灭口。”
陆铮反应很快，“他是被‘收编’的对象。他一直在废品回收行当里混，对城东这一片的废品来源和渠道了如指掌。
耿长喜出狱后找到他，可能是想拉他入伙，让他提供信息、渠道或者资源。
宋宝根不想入伙——他已经被沈望山时代吓怕了，好几年不敢露面，根本不想再跟这些亡命徒搅在一起。
他的拒绝激怒了耿长喜，或者耿长喜认为他知道得太多又不想入伙就是个隐患，于是用最残忍的方式处决了他，然后往他口袋里塞了那张纸条，作为对团伙内部其他成员的警告。”
江若岚接上他的思路：
“宋宝根只是一条线。真正的主线是耿长喜和他背后的那帮人——这个人数可能比我们目前知道的四个要多。
他们正在废品回收行业做当年沈望山在建筑行业做的事：用暴力赶走竞争者，用恐吓控制上下游，用组织化的犯罪手段建立一个低成本、高隐蔽、难追踪的非法垄断网络。
宋宝根是第一个不服从的人，但绝不是唯一一个。”
“如果能找到那个左耳残损的同伙，就能把整条线串起来。”
“搜。”
江若岚把笔放下，“对耿长喜发布通缉令，全市布控。同时排查所有近期在废品回收行当里出现的陌生面孔和异常活动，看有没有其他废品站老板被威胁过、被砸过场子、被迫低价转让过。
如果我们的判断没错，他们不会只找宋宝根一个人——宋宝根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这条线上还有别的受害者，只是还没有浮出水面。”
通缉令发出去不到六个小时，城东派出所的巡逻民警就在老城区一间待拆迁的平房里找到了耿长喜。
那间平房离宋宝根被抛尸的废品站不到两公里，耿长喜正躺在铺着旧报纸的地铺上睡觉，身上盖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脚边放着一个半空的酒瓶和半包花生米。
民警破门的时候他猛地坐起来，伸手去抓枕头底下的一根铁管，被两个民警同时扑上去按住，铐上手铐的时候他挣得很凶，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从民警的家谱一直骂到了江若岚的名字。
他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
审讯室的白炽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惨白的光打在他粗糙的脸上，把他颧骨上的那道旧疤照得格外刺目。
他的手铐固定在铁桌上，坐姿歪歪扭扭，像是对整个审讯室里的规则抱有本能的不屑。
他一会儿翘着椅子腿晃，一会儿用手指挖耳朵，一会儿对着墙角的监控摄像头做鬼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江若岚坐在他对面，面前放着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那张纸条。
她没有急着开口，只是安静地看着他。
这种沉默持续了大概两分钟，耿长喜先忍不住了——他不是受不了沉默，而是受不了她的眼神。
那种平静的、没有愤怒也没有威胁的眼神让他心里发毛。
“你看什么看？”
他歪着嘴冷笑了一声，“江局长，我认识你。我在牢里天天听新闻，天天听你的名字。
沈望山是你搞倒的，聂世昌是你搞倒的，连谭劲松那小子都是你逮的。说实话，我在里面的时候还挺佩服你的——一个女人，在义安这种地方能把那些大佬一个一个掀翻，不容易。
但你抓我干什么？我刚出来，什么坏事都没干。我连工作都还没找到，就喝了点酒睡个觉，这也犯法？”
“宋宝根。”
江若岚只说了三个字。
耿长喜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挖耳朵的手指停了一下：
“宋宝根是谁？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但你的字认识他。”
江若岚把证物袋举起来，让他看到里面的纸条，“这张纸条是在宋宝根尸体的口袋里找到的。纸条上的数字是你写的。
技术科的笔迹鉴定结论已经出来了，你要不要看一眼？”
耿长喜的眼神在证物袋上停了一下，嘴角的肌肉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
然后他又笑了，笑得很油滑，像是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老油条：
“就算纸条是我写的，那又怎么样？我写了张纸条，塞他口袋里了，就代表我杀了他？
我要是写张纸条塞你办公室门缝里，你是不是也要说我杀了你？你们警察办案也讲证据吧，不能拿一张纸条就说我是杀人犯。”
“你在废品站老冯那里签的收据上写的数字，和这张纸条上的数字，笔迹比对同一性认定概率大于百分之九十九。
老冯说纸条上这种最后一笔往上翘的数字写法是你的习惯。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字会出现在一个被烧碱浇烂了脸的死人的口袋里吗？”
耿长喜的眼皮跳了一下。
他不再接话，只是靠在椅背上，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敌意瞪着她。
审讯室里的空气像一根被拧紧的弦，时间在沉默中一寸一寸地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