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陆铮靠在墙上，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技术科报告，看到江若岚出来，直起身迎上去。
他的表情很复杂，有兴奋也有困惑：
“江局长，你对他说那些话的依据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没动手？”
“试探他。烧碱浇脸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反复浇淋，不是一般底层打手能做到的。
耿长喜的暴力前科主要是在背后催收和恐吓，从来没有直接致人死亡的记录。
他刚才的反应证实了我的判断——他只是一个写纸条的人，真正的执行者另有其人。
但他知道执行者是谁，而且他怕那个人远多于怕我们。他现在不开口，不代表以后不开口。”
她接过陆铮手里的报告，“这是什么？”
“技术科对纸条上那串数字的破译结果。那不是编号，是一个GPS坐标，精确到秒。
经纬度对应的地点是城东工业区一个废弃化工厂的后院。
还有，我们排查城东废品站的时候，接到了三条重要线索。
第一条来自一个叫崔老三的废品站老板，他说两周前有两个人去他那里收‘保护费’，让他每个月交两千块，不交就砸场子。
崔老三没交，第二天他的三轮车和打包机就被人浇了硫酸。他只敢说是意外，报了保险。
那两个收保护费的人的特征和我们掌握的两个人对上了。
第二条来自城东工业区一个姓孙的拾荒老头，他说宋宝根死之前那几天，经常看到他在废品站和几个陌生人碰头。那几个陌生人就包括耿长喜和那个左耳残缺的人。
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左耳残缺的人的老婆，叫刘金花，在城东菜市场卖菜。
她老公叫丁有田——没错，就是耿长喜那个同一天出狱的狱友，外号‘田鸡’。
丁有田的妻子主动联系了我们，说想举报她丈夫。”
江若岚接过那份地址，低头看了一眼。
城东工业区废弃化工厂的后院，离宋宝根被抛尸的废品站不到五百米。
她抬头看着陆铮：
“立刻调人，包围这个废弃化工厂，先在后院挖，看看下面有没有我们还没发现的东西。
丁有田是负责动手的执行人，耿长喜是负责写字条的后勤，马彪和罗大勇的账也要算清楚——把这四个人全部纳入收网范围。”
……
刘金花坐在城东派出所的接待室里，两只手紧紧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兜，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四十出头，皮肤粗糙黝黑，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深得多，一看就是长年在露天菜市场风吹日晒的人。
她的眼睛红肿着，显然已经哭过好几回了，但此刻她的表情不是悲伤，是恐惧——那种在深夜惊醒、盯着天花板等天亮的恐惧。
江若岚推门进去的时候，刘金花条件反射地站起来，看到来的是一个穿警服的女人，愣了一下，然后又缓缓坐了回去。
她低着头，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才挤出一句话：
“我……我要举报我男人。”
“你男人是丁有田？”
江若岚在她对面坐下，语气放得很平。
刘金花点了点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他外号叫田鸡，但你们别被这个外号骗了，他一点也不像田鸡。他壮的跟牛一样，打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
他以前是跟赵彪的，赵彪你们知道吧？就是沈望山手底下那个。他跟赵彪混了好多年，后来赵彪倒了，他也进去了。
我以为他坐了牢能改好，他给我写信，写了好多，说在里面学了文化，学了技术，出来以后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跟那些人来往了。我信了。”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嘴唇开始发抖。
江若岚没有说话，只是把桌上的纸巾盒往她面前推了推。
“他出来那天是我去接的。”
刘金花抽了一张纸巾攥在手里，没有擦眼泪，只是用力地绞着，“他穿着我给他寄的那件羽绒服，站在监狱门口对我笑了一下。
他笑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他左边的耳朵没了一块。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在里头跟人打架被咬掉的。
我当时就哭了，他说没事，反正他也不靠脸吃饭。那天晚上我做了六个菜，他喝了一整瓶白酒，搂着我说以后好好过日子。我真的信了。”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江若岚问。
刘金花抬起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被反复欺骗之后残留的、疲惫至极的清醒：
“不到一个星期。他说要去见几个老朋友，我说你刚出来别跟那些人联系，他说不是那些人，是狱友，一起坐过牢的，互相有个照应。
我想想也对，他在里面待了两年多，外面的朋友早就断了，能说上话的也就狱友了。
但我后来才知道，那些人不是什么狱友，是他在牢里重新拜的兄弟。
一个叫耿长喜，外号铁头，一个叫马彪，一个叫罗大勇。四个人凑在一起，天天喝酒，喝完酒就关在屋子里嘀嘀咕咕，我一进去他们就闭嘴。”
“他们在商量什么事？”
“废品站。”
刘金花的声音忽然变得清晰起来，像是在背诵一段她已经在心里排练过无数遍的话，“他们说要搞废品生意，说沈望山以前做房地产，那个太大了他们做不了，但废品行当不一样，门槛低、来钱快、警察也不怎么管。
他们说城东这一片的废品站，以前都是丰茂的外围在收保护费，丰茂倒了之后散了，现在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
他们说只要把这个地盘重新收拢起来，一年至少能弄几十万。”
“你男人具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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