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义安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她没有回宿舍，直接去了市局办公室，把从省厅带回来的材料分类归档。
桌上堆了厚厚一摞文件，最上面是城北派出所报上来的电动车电池盗窃案结案报告，陆铮已经在上面签了字，附了一份追回赃物的清单和几个嫌疑人的审讯笔录。
她翻开报告看了一遍，在最后一页签了自已的名字，放在待归档的文件堆里。
下面是一份市局后勤处报上来的装备采购计划，她逐项核了一遍，在“刑侦支队现场勘查设备更新”一栏旁边画了一个星号，然后合上文件夹放到一边。
最底下压着一份从省厅转发过来的协查通报——通报要求各市县公安机关加强对长途客运站和物流园区的治安管控，配合省厅禁毒处正在开展的打击跨省毒品运输专项行动。
她在通报上签了“已阅，请陆铮同志牵头落实”，然后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点了。
七月的义安，白天热得像蒸笼，入了夜也不凉快，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闷热的味道。
她起身去倒水的时候，随手打开了窗户，外面的蝉鸣声立刻涌了进来，和办公室里电扇的嗡嗡声混在一起。
院子里的路灯下聚着一团飞虫，有几只不知怎么钻进了纱窗，正围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打转。
她端着水杯站在窗前喝了一口，目光无意识地扫过楼下空荡荡的停车场和更远处那片黑沉沉的居民楼轮廓。
这个时间点，大多数人家已经熄灯睡觉了，只有几扇窗户里还亮着微弱的光，像是几颗散落在夜色中的碎星。
就在她准备收回目光拉上窗帘的时候，停车场的尽头突然亮起了两道雪白的车灯光柱——一辆越野车从市局大门外疾驰而入，轮胎碾过水泥地面发出尖锐的摩擦声，一个急刹停在了大楼门口。
车门砰地一声被推开，陆铮从驾驶座上跳下来，连车门都没来得及关就往大楼里冲。
江若岚放下水杯，转身走到办公桌前。
不到三十秒，走廊里就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陆铮推门而入，身上的警服被汗水浸透了大半，额头上全是汗，呼吸急促而粗重，手里攥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出警记录，纸张边缘被他捏得皱巴巴的。
“江局长，出事了。”
他把那张出警记录拍在她桌上，声音沙哑而急促，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城东老城区一栋待拆迁的居民楼里发生了命案。死者是个年轻女性，二十多岁，现场跟苏念案几乎一模一样——保鲜膜裹头，嘴唇上有口红印。城东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五分钟前刚报上来，老方已经带人赶过去了。这他妈的不是巧合——苏念案的凶手丁海、周海鹏、魏小军三个人全部在监狱里关着，一个都没出来。如果这次的手法跟他们一致，说明要么有人在模仿作案，要么我们当年抓到的不是全部的真相。”
江若岚的脸色在那个瞬间沉了下来，但她没有像陆铮那样激动。
她只用了不到两秒钟就把该做的事情排好了顺序——拿起警帽，抄起车钥匙，大步往门外走。
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陆铮说：
“通知老郑，让他直接从家里去现场，带上全套勘查设备。通知技术科，把苏念案的原始卷宗和现场照片全部调出来，发到我手机上。通知赵锐，让他带人去城东派出所，把近三个月内所有涉及尾随、偷拍、猥亵女性的报案记录全部调出来——我要知道在这片待拆迁的老城区里，最近有没有其他女性被跟踪或骚扰过。”
凌晨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车，陆铮把油门踩到了底，越野车的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一路闯了三个红灯。
江若岚坐在副驾驶上，借着车内微弱的顶灯翻看手机里技术科刚发过来的苏念案现场照片。
那张照片她看过无数遍——苏念躺在那栋筒子楼三楼空房间的地板上，头上裹着保鲜膜，嘴唇上留着半枚不属于她自已的口红印。
法医报告里那句结论她几乎能背出来——“死者嘴唇上的口红印成分含有一种特殊的珠光添加剂，与死者自用口红成分不同，系他人所留。”
这枚口红印在三年后把丁海、周海鹏、魏小军三个人的贩毒网络和连环命案串联在了一起，所有证据都指向丁海在杀害两个女孩时使用了同一支口红。
如今丁海关在监狱里，那支口红作为证物锁在省厅物证保管室的铁柜里。
而现在，城东的废墟里又出现了一具同样被保鲜膜裹头、嘴唇上留有口红印的女尸。
如果这枚口红印的成分和苏念嘴唇上那枚一致，那就意味着要么物证保管室出了问题，要么当年丁海作案时身边还有另一个人——一个知道所有细节、并且刻意在复制这些细节的人。
车子穿过城东新修的柏油路，拐进了那片待拆迁的老城区。
这里的景象和两年前苏念案发时几乎没有变化——破败的筒子楼、堆成山的建筑垃圾、半人高的荒草、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骨架、以及那种弥漫在空气中挥之不去的腐朽味道。
警戒线的红蓝灯光在黑暗的废墟中交替闪烁，把那些破碎的玻璃窗和斑驳的墙面照得忽明忽暗。
老方已经在现场等着了，他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难看，看到江若岚和陆铮大步走过来，掐灭了手里的烟，用一种近乎压抑的沙哑嗓音说：
“江局长，这个案子跟苏念案太像了。死者被放在三楼一间空房子里，头被保鲜膜裹着，嘴唇上有口红印。这次还有一个新的细节——她的额头上被人用口红画了一个倒三角。”
江若岚的脚步在警戒线前停了一瞬。
画在额头上的倒三角，与保鲜膜裹头和嘴唇上的口红印不同，这是苏念案中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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