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守义的老婆叫周桂芬，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胡乱地扎在脑后，眼睛哭得肿成了一条缝。
她在城西派出所的接待室里坐着，手里攥着一团湿透了的纸巾，肩膀不停地抖。
看到江若岚推门进来，她猛地站起来，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话：
“我们家老曹从来不跟人结仇的，他就是个开小超市的，每天就是进货卖货，连麻将都不打。他怎么会被人……怎么会……”
江若岚拉了一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没有急着问话，只是递给她一杯温水。
周桂芬接过来喝了一口，手还是抖得厉害，水洒了大半在桌上。
她深吸了几口气，稍微平静了一些，断断续续地回答了江若岚的问题。
她说曹守义在丰茂集团干了七年多的财务，从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八年，一直在财务部做会计，顶头上司就是钱守义。
丰茂被查封之后他失业了，靠着以前的积蓄在城东开了那家小超市，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维持家用。
曹守义是个老实人，平时话不多，回家也很少提公司的事。
但最近半年他变得有些不对劲——经常半夜惊醒，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烟，一抽就是大半包，天亮的时候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周桂芬问他怎么了，他总是说没事，就是失眠。
后来问得多了，他才含糊地透露了一点口风。
他说丰茂出事之前，他经手过一笔账，不是公司正规账目里的，是沈望山亲自交代的，走的是账外资金，存到了一个他不知道的账户里。
他说那笔钱数目很大，沈望山死了之后他以为这件事就烂在肚子里了，但这半年里有人开始找他。
不是警察，不是法院的人，是陌生人，打电话来约他见面，说想“聊聊丰茂以前的事”。他拒绝了两次，第三次直接挂了电话。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失眠。
“他说没说是哪些人找他？有没有提过名字或者联系方式？”
“没有。他只是说那些人很客气，说话也很有分寸，不像黑社会——他说他不怕黑社会，沈望山那帮人他见多了，没什么好怕的。
但这些人比黑社会更让他害怕，因为他们太客气了。客客气气地约他见面，客客气气地问他账的事，客客气气地给他留了一张名片，说想好了随时联系。
他说那张名片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他收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后来他实在扛不住，就把那张名片烧了。”
“烧了？”
江若岚眉头微微皱起。
“烧了。他说烧了就干净了，烧了就没人找他了。我说你烧了一张名片有什么用，人家找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一张纸。他说你不懂，那张名片放在抽屉里，每天晚上都像一团火一样烫他。
他烧了那张名片之后就变得轻松多了，好像真的把什么事放下了。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事，他说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以前在丰茂的时候帮着转了一笔钱，数目不算特别大，但沈望山死了之后这笔钱就成了无头债。
他说他只是一个经手人，不是拿钱的人，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我问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不懂，然后就不说话了。”
周桂芬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但烧完名片之后大概两个多星期，他又开始失眠了。这次比以前更严重——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门反锁，窗户也要关得严严实实，连窗帘都不敢拉开。
菜也不让我出去买，他一个人去菜市场匆匆买了就回来。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直到前天晚上他忽然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替沈望山转那笔钱——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手都在抖。”
“他没说那笔钱转给谁了？转到哪个账户了？”
周桂芬摇了摇头：
“他没说。他只说那笔钱不是他一个人经手的，财务部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那个人跟他平级，也是会计，姓什么他没提。他说他们俩当时一起签的转账单，一人签了一笔。丰茂倒了之后他们俩还见过一次面，在城东的一家面馆里，两个人都很紧张，说这辈子再也不要联系了。后来真的没有再联系过。”
“那个面馆叫什么名字？”
“他没说。他只说是在城东，离我们家不远，走两条街就到。”
江若岚把这些信息在心里迅速过了一遍，然后问道：
“周大姐，您再想想——曹守义最近半年有没有跟您提过任何关于‘石桥县’或者‘陈家沟’的事？或者‘廖广成’、‘孟昭阳’这些名字？”
周桂芬皱着眉头想了很久，最后缓缓摇了摇头：
“没有。但他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新闻里说石桥县那个水源地治理工程通过了验收，他忽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电视机前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关了电视去阳台上抽了两根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以前在矿上有个同事在那边出过事。”
江若岚和陆铮对视了一眼。
石桥县陈家沟矿区的水源地治理工程，是在裴宗仁案侦办过程中挖出了王远山调查报告的完整副本之后才得以启动的。
那个矿区埋着太多丰茂的秘密——刘振国和何大勇的举报、王远山的调查报告、沈望山亲手处决的黑吃黑毒贩、以及那本记录了丰茂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一三年间所有“特殊处理”对象的黑色笔记本。
“他没有说那个同事的名字？没说是出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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