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从来不跟我说，就是一个人闷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都往肚子里咽。”
周桂芬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声音哽咽起来：
“江局长，我们家老曹不是坏人。他就是在丰茂混口饭吃，做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会计，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些打打杀杀的事。
他要是知道那笔钱有问题，打死他也不会签字的。他一定是被人骗了，或者是上面的人逼他签的。他死了，那些人还在外面，他们会继续找下一个人。我知道的就这些了，我全都告诉你了。”
江若岚把周桂芬的话在本子上记完，正准备继续往下问，赵锐敲门进来了。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装在证物袋里的黑色笔记本，封面是硬皮的，边角磨得起了毛边，上面沾着些许灰尘和干涸的水渍。
他在搜查曹守义那间小超市后面的休息室时，在床铺的褥子夹层里发现了这个本子——被缝在褥子内侧的暗袋里，针脚歪歪扭扭，线头粗糙，一看就是曹守义自已缝的。
江若岚接过证物袋，把笔记本从里面取出来，小心翼翼地翻开。
笔记本不厚，只有三十几页，记录的时间跨度也不长，从今年三月份一直记到案发前一周。
前面十几页都是超市的日常账目——进货清单、销售额、水电费、房租，每一笔都记得工工整整，字迹一丝不苟，符合曹守义作为一个老会计的职业习惯。
但从四月份开始，账目页之间夹杂了一些零散的、明显是匆忙间写下的文字。
最早的一条写在一个超市账目的空白页上，笔迹潦草，和前面那些工整的账目字迹判若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有人来店里买东西，付钱时给了我一张名片，问我是不是以前在丰茂干过财务。我说不是，他笑了笑就走了。他的笑让我很不安。”
隔了几页，又有一条——
“四月十三日，在城东菜市场门口又看到那个人了。他没有过来跟我说话，就站在对面水果摊旁边看着我。我买了菜就走了，走了很远回头看，他不在了。”
这段话的下面用铅笔画了一个模糊的人像速写——一个中年男人，轮廓粗粝，戴着一顶鸭舌帽。
再往后翻，五月份的记录变得更加频繁和焦虑——
“五月六日，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陌生号码，说想约我‘喝杯茶，聊聊过去的事’。我没回，把短信删了。”
“五月二十日，超市打烊之后发现门口的地上有一个烟头，是踩灭的。那个牌子的烟我不抽，附近也没人抽。可能是我想多了，但他妈的到底是谁？”
“六月三日，给老崔打了个电话，他也收到了同样的短信。他比我还紧张，说最近有人在跟踪他，已经换了三个手机号了。我问他那些人在找什么，他说不知道。我不信。”
江若岚翻到笔记本最后一页，那页纸上只有一行字，笔迹比之前的任何一条都更用力，好几个字的笔画戳穿了纸面——
“老崔说当年那笔钱的经手人里已经死了一个。我当时没说话。挂了电话之后我坐了一夜。我不会是下一个。我不会是下一个。”
在这行字下面，曹守义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我不会。”
红笔的力道大得几乎把纸划破了，最后一个“会”字的末笔拖了很长，一直拖到纸张边缘，像是一声被掐断了尾音的喊叫。
江若岚把这一页拍了照片，发给技术科做笔迹鉴定。
然后她抬起头，对陆铮和赵锐说：
“曹守义在笔记本里提到的那个‘老崔’，应该就是当年和他一起经手那笔账外资金的人。找到这个老崔，就能知道那笔钱的具体去向。另外，查丰茂集团财务部的历史员工名单，所有姓崔的会计和财务人员，列出完整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逐一排查。”
陆铮用手机登录系统查询丰茂财务部的在案人员档案。
名单在屏幕上逐行滚动——丰茂集团财务部从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八年的人员编制共有三十余人，其中姓崔的只有一人，叫崔明远，四十三岁，义安本地人，二零一零年入职丰茂财务部，和曹守义同年进入公司。
丰茂案发后崔明远离职，去向一栏写的是“省城某建材公司财务主管”。
陆铮立刻拨了系统里留存的手机号，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一个谨慎而低沉的中年男人的声音。
陆铮开门见山说明身份和意图，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崔明远用一种极其克制的、像是在极力压抑着某种情绪的语气低声说道：
“守义死了，我知道迟早会轮到我。你们现在在哪里？我过来找你们。”
..........
崔明远赶到城西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从省城开车过来，一路上连服务区都没停，车载音响里反复放着一首过路望乡的老歌，但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从接到陆铮那通电话起，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就一直微微发颤，不是冷，是那种从骨髓里往外渗的恐惧，压不住也甩不掉。
他把车停在派出所门口，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深吸了好几口气，然后推开车门走进那扇亮着警徽的玻璃门。
他比江若岚想象中要年轻一些，四十三岁的人看起来像三十七八，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浅灰色衬衫，袖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很亮。
但走近了就能看到他脸上的憔悴——眼袋很深，眼睛里布满血丝，像是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他在接待室里坐下，接过陆铮递来的水杯，两只手捧着，指尖不自觉地敲着杯壁，发出细微的嗒嗒声。
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才用一种极其克制的声音开口了，像是在陈述一份早已在脑子里排练过无数遍的财务报告。
“我和曹守义是在二零一零年同一个月进丰茂的。他比我大两岁，我们俩分在同一个办公室，共用一张对拼的办公桌，面对面坐了将近八年。
丰茂倒了之后我们各自谋生，他开了小超市，我在省城一家建材公司找了个财务主管的活。我们都以为那件事烂在肚子里就过去了，但今年春节之后，有人开始找我。”
他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一沓打印出来的短信截图和几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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