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调查进行了好几天。
宏达制衣厂对外发布了一则处理通知，其中提到早餐供应环节存在问题。
刘主管被停职之后还要配合调查。
阿坤的供货合同被永久终止，并且赔偿金额也一项项地计算出来。
我依然在城中村巷口摆摊。
桂英姐有时也会把厂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
“刘主管这次麻烦大了。”
“他收了阿坤的钱，也没查后厨。”
“厂里现在重新定规矩，所有供应商都得把原料摆出来检查。”
听了之后没有发言。
那天早上，厂部开会议决定更换新的早餐供应方。
新任后勤主管姓周，之前负责生产协调。事故发生后，他被临时调来接手后勤。
周主管把供应商审核表投到了会议室的大屏幕上。
“以后不能只看报价。”
屏幕上面显示了一些新的要求。
营业执照、健康证都要齐全，原料要有进货凭证和检疫证明，仓库要接受现场检查。供应商还要被随机抽查，并且女工代表要参加试吃和评价。
有人说：“标准提高后，成本会增加。”
周主管看着他。
“成本增加，也比再出一次事故强。”
厂长坐在主要的位置上，翻看之前的供货记录。
我给厂里供货八年了，除了偶尔临时少了几个，从来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投诉。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女工代表对我评价很好。
“陈志强现在在哪里？”
“城中村那边有个摊位。”
“让人去请。”
“他会回来吗？”
厂长放下文件。
“以前是我们把他挤走的。既然是我们做错了，就把话说清楚。”
下午的时候，穿了厂服的两个管理人员开车去了城中村。
巷子很窄，车子开不进去。问了三个路人之后才找到了我摊位的位置。
当时我在给一些女工蒸粉。
阿芳负责打包，小宇坐在石凳上做作业。
看到有两个人过来了，阿芳就下意识地抓住了我胳膊。
“是不是又来赶我们？”
我拍了拍她的手。
“先听他们说。”
其中一个人递过工作证。
“陈师傅，我们代表宏达制衣厂来的。”
我没有接话，等着他说下去。
“厂里想请您重新承接早餐供应。之前的事故已经查清，刘主管被停职调查，厂部也专门让我们向您道歉。”
阿芳站在一旁没有说话。
我把手里的粉刮放下。
“具体怎么合作？”
对方愣了一下，应该没想到我会先问这个问题。
“每日需求量大约两千份，早上六点前送到食堂。临时加单会提前通知，结算按月进行。”
“原料怎么验？”
“每批原料都要留进货凭证和检疫证明。工厂可以到库房抽查。”
“价格呢？”
“价格可以谈，但不会再只按最低价选供应商。”
“合同多久？”
“一年一签。没有质量问题，不会随意更换。”
又询问了配送责任、临时加单、损耗计算以及结算周期。
两名管理人员一一回答。
他们没有催我，也没有拿大订单压我。
等我问完之后，其中一个人就说：“陈师傅，厂里这次是真想让您回来。”
“我需要核算成本。”
可以。明天再来听您报价
两个人走了之后，阿芳就坐在了凳子上。
“你还敢接吗？”
“敢。”
她看着我。
“万一以后又因为价格换人呢？”
“这次把条件写进合同。”
“要是写了也不算呢？”
“那就不接。”
说完之后就低下头去蒸粉。
“想接这单，就得按我的规矩来。”
当天收摊之后，我就把账本拿出来再算一遍。
两千张肠粉并不是两千个散客。
米浆要增加，鲜肉要按当天的量采购，鸡蛋、酱油、食用油、燃气、保温箱、配送和人工都要算进去。
还要买更大的蒸箱，租一处能分类存放原料的库房。
把每一条都写到纸上。
阿芳坐在一旁看了好一会儿。
“供货量大，能不能再便宜点？”
“这个价格已经比散客低很多。”
“工厂说是一年合同。”
“合同越长，越不能把成本算错。”
我将总数计算出来。
比阿坤之前给的价格高了点，但是比我在街上卖五块钱一份的价格低。只要控制好损耗，就可以有稳定的利润。
阿芳看了一下这个数字。
“如果他们嫌贵呢？”
“那就不接。”
“你不怕错过？”
“怕。但不能为了接单，再把料换了。”
第二天，厂里的两个管理人员按时来听报价。
把成本表给对方看。
“每份四块八。这个价格包含鲜肉、鸡蛋、当天现磨米浆、酱油、人工和配送。原料必须按合同要求采购，不能临时压价。”
对方看完，问：“能不能再少一点？”
“不能。”
“陈师傅，数量是两千份。”
“所以我已经把散客利润让了一部分。”
把合同里要求的内容一条条地讲清楚。
“这个价格是用好料的底线。你们可以来查我的库房，也可以查进货单。如果要我再降，就只能减料。我不会接。”
两位管理人员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需要回去讨论。”
“可以。”
“您不担心厂里最后选别人？”
“担心也没办法。”
我收起账本。
“做生意不能只算今天赚多少。出了问题，谁都赔不起。”
报价很快传到了工厂里。
会议室里出现了两种意见。
有人觉得四块八的价格太高了，阿坤之前只报了三块多。事故发生之后，工厂更应该控制成本。
也有人直接反对。
“阿坤的低价已经把人送进了医院。”
“陈志强的价格比散客五元低，四块八并不离谱。”
“食品安全不能再拿报价排序。”
周主管把我的成本表放到桌子上。
“他愿意接受实地抽查，也愿意把原料凭证全部公开。这样的供应商，贵一点有依据。”
讨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消息就传到了各个车间群里面。
桂英姐第一个发言。
“强哥在厂门口做了八年，哪次吃完出问题了？他散客卖五元，给厂里报四块八，已经是把利润压下来了。”
有人回复：“我们愿意吃贵一点的。”
“以前强哥家的粉就是五块，大家不也天天买？”
“别再图便宜了，早餐吃进医院，省下的钱还不够看病。”
桂英姐又发了一条信息。
“谁觉得四块八贵，可以自己去问问医院一天的费用。我们要的是能放心吃的早餐。”
几个车间组长把这句话转发了。
女工们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她们愿意接受合理的价钱，但是不愿意再吃没有来源的便宜肠粉。
厂部看了群里大家的意见之后，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降价的人也不再坚持了。
周主管最后提出，在正式签约之前要先开一个女工代表座谈会，并且让各个车间组长也参加进来进行评价。
厂长点头。
“那就按新流程来。”
当消息传到城中村的时候，桂英姐就去各个车间组长那里联系了。
没想到她们会为我做这么多事。
阿芳听完之后给我倒了一杯水。
“这次有人站在你这边了。”
我接过杯子。
“是她们记得我卖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阿坤那里。
本来在店里应付赔偿的他，听说厂里要再找他，就立刻去了宏达制衣厂。
他等了两个小时才到后勤办公室门口。
等到周主管出现的时候，他才迎上去。
“周主管，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把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