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离婚证拿到那天，天气很好。
民政局门口有对新人在拍照，女孩举着红本，男孩笑得局促。
韩洲站在台阶下，手里同样拿着一本证件，只是封面写着离婚证。
“要不要送你回去？”
“不用。”
他点头。
我们并肩走到路口，短短几十米，没有争吵，也没有眼泪。
等红灯时，他忽然说：“我下周复航。”
“挺好。”
“不是远洋，先跑近海。心理医生说，我不能一直逃。”
韩洲又说。
“温嘉穗离开公司了。她给我发过一封道歉邮件，我没回。”
“你不用告诉我。”
他苦笑。
“我知道。我只是……以前总把你排除在我的世界外，现在什么都想跟你说，又没资格。”
绿灯亮，人群往前走。
我停在原地。
“韩洲，别把我当忏悔室。”
他喉结动了一下。
“好。”
之后一年，我们没有再见。
我在海边小城开了间小小画室，教孩子画画。
母亲复健得不错，天气好时会去市场买鱼，跟摊主讨价还价。
岑雁偶尔来看我，带来港城消息。
她说韩洲复航后变得很安静，不再参加饭局。
每次船回来，他总在港口外站一会儿，手里不拿行李，也不等人。
“老钱说，他有次看见韩洲买了一束向日葵，站到花都蔫了，又扔进垃圾桶。”
我听完，摇了摇头。
“花不该被买来赎罪。”
岑雁看我一眼，没再提。
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一张明信片。
没有署名，邮戳来自鹿特丹。
照片是港口黄昏，集装箱层层叠叠，远处有一艘船正要离岸。
背面只有一句话：“今天靠港，我自己下船吃了热饭。”
我把明信片夹进一本旧书里。
那本书后来被学生借走，又还回来。
明信片掉在地上，小姑娘捡起来问：“老师，这是你朋友寄的吗？”
我想了想。
“算是以前认识的人。”
小姑娘把它放回书页，跑去画水彩。
日子继续往前走。
我认识了一个叫贺弦的民宿老板。
他话不多，喜欢修旧家具，手上总有木屑味。
第一次约我吃饭，他提前问我忌口。
那一刻我才发现，尊重不需要多隆重。
后来他追我，追得很慢。
送花只送到画室门口，不进我家。
知道我离过婚，也没有多问一句为什么。
母亲很喜欢他，说他像潮水退后留下的平滩，踩上去踏实。
我没有急着答应。
有些人上岸后，还要晒干身上旧海水。
第三年端午，贺弦拎着糯米和粽叶来画室。
“会包吗？”
他实话实说：“不会，但可以学。”
我看着满桌材料，忽然笑了。
那天傍晚，韩洲的船靠港。
我不知道。
直到岑雁深夜给我发消息。
“青禾，韩洲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