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几天，我放下所有自尊，放下所有面子，在学校附近的小餐馆里找到了一份兼职。
洗盘子、擦桌子、端菜、拖地，从放学一直干到晚上十点，管一顿晚饭，一天二十块钱。
钱少得可怜，可足够我勉强活下去了，也足够我支撑到高考了。
餐馆的老板娘是个心软的中年女人，看我面色憔悴、满身疲惫，没有多问我的难处，直接让我留了下来。
我以为，我终于能喘上一口气了，能一边打工一边复习，撑过这段最难的日子。
可我太低估奶奶的恶毒与偏执了。
她不会给我任何活路。
第四天晚上，我正在后厨埋头洗盘子，冰冷的水冻得我的手通红麻木。
餐馆前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吵闹声，伴随着奶奶尖利刺耳的骂声。
我心里猛地一沉，手一滑，一个瓷盘摔在地上，碎成了几片。
“就是她！就是这个不孝女！”奶奶指着我，对着老板娘大喊大叫，“她手脚不干净，爱偷懒，还忤逆长辈！谁用她谁倒霉！她会偷你家的钱，毁你家的生意！”
老板娘皱着眉，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我没有偷东西，我一直都在认真干活。”我声音淡淡的。
“你还敢狡辩！”奶奶冲上来，就要揪我的头发，“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不听话的下场！我砸了你这个店，让你没法待！”
店里的客人都停下筷子看热闹，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指指点点。
老板娘怕闹出事影响生意，叹了口气，递给我二十块钱，满脸歉意：“小姑娘，对不住了，我这小本生意，实在经不起闹，你还是走吧。”
我被辞退了，我唯一的生存渠道，也被奶奶亲手斩断了。
她站在餐馆门口，得意洋洋地看着我，满脸胜利者的姿态：“现在知道怕了？答应去打工，一切都好说，不然，你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只能饿死街头。”
我没有看她，转身走进了漆黑的夜色里。
没了餐馆的活，我就去批发市场搬货，都是又重又累的体力活，连年轻力壮的男生都嫌累嫌苦，可我咬着牙，硬生生扛了下来。
肩膀被纸箱磨破了皮，渗出血迹，粘在衣服上，一动就钻心地疼；腰累得直不起来，每走一步都酸痛难忍；双手也被粗糙的纸箱划得全是细小的伤口，布满冻疮，可我一直都一声不吭。
只要能活下去，能有时间复习，能参加高考，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
白天高强度体力劳动，累得浑身散架，晚上还要蜷缩在狭窄逼仄的楼道转角，背书、刷题、记知识点。
灯亮，灯灭。
我一遍遍轻轻咳嗽，让那盏昏黄的声控灯亮起，就像在黑暗里，一次次抓住活下去的希望。
林婆婆依旧默默守护着我，给我微不足道却无比珍贵的温暖。
有时是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有时是一块烤得香甜的红薯，有时是一件她年轻时穿过的旧外套，厚实温暖，帮我挡住这深夜的寒风。
她的存在，像黑夜里一颗微弱却坚定的星，不耀眼，却足够让我在绝境里不迷路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林婆婆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南瓜粥来找我，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开口说起了自己的事。
她说她年轻时嫁到这个村子，丈夫不到四十就病死了，留下两个半大孩子，婆家想把她扫地出门，娘家也嫌她丢人，没人帮她，她就一个人种地、喂猪、编竹篾，把两个孩子拉扯到大。
“那些年，我也睡过楼道，也被人指着鼻子骂过。”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可你看，我活下来了，孩子，你也能。”
我端着碗，没说话，眼泪一颗颗掉进粥里。
林婆婆没有给我擦泪，只是继续慢慢地说：“哭出来好啊，哭完了，还得往前走。”
没了自己的复习资料，我就全靠借。
借同学的旧课本，借老师的讲义，借学校图书馆的资料，我把所有重点、考点、错题都抄在废纸、烟盒、包装袋上，只要能写字的地方，都被我写得密密麻麻。
陈静每天早自习之前，都会悄悄把她的复习资料塞到我桌洞里，附一张小纸条：“明天还我就行。”
我拿回楼道里疯狂地抄，抄不完的就背，背不下来的就编成顺口溜记在脑子里。
第二天还给她时，她从不问我抄了多少，只是点点头，把新的一沓塞过来。
班主任李老师有一天放学，叫住我，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千块钱和一个食堂的饭卡。
我愣住了，不敢接。
李老师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你别声张，饭卡是我跟学校食堂老板商量过的，让你以后每天去他那儿打一份免费的晚饭，他答应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谢谢，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周茹，你是老师教了这么多年，见过的最有韧性的学生，你给我好好考，考出去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那笔钱，我一分没花，全买了复习资料。
饭卡成了我活下去的底线，每天雷打不动一顿热饭，虽然只是素菜配米饭，但足够让我不再饿到发昏了。
我开始能攒下一点力气，晚上多背一个小时的书。
我又从陈静那里借到一套绝版的二手真题卷，这套卷子含金量极高，被我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捧着，舍不得在上面画一道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