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母亲是在判决后的第三天醒来的。
那天清晨，窗外的阳光落在病房的白墙上，亮得有些晃眼。
我正坐在床边，用左手整理法律援助中心的筹备材料，忽然听见一声很轻的咳嗽。
纸页从我指间滑落。
我猛地抬头，看见母亲慢慢睁开了眼。
她像是睡了很久，眼神还有些涣散，过了好一会儿，才终于看清我。
“景瑜”
只这两个字，我眼泪瞬间砸了下来。
我握住她的手，声音抖得不像话。
“妈，我在。”
母亲的手很瘦，手背上青筋凸起，轻轻动了动，像是想摸我的脸。
我连忙低下头，把脸贴到她掌心里。
她看着我脸上还没完全消下去的伤，又看向我缠着绷带的右手，眼眶一点点红了。
“疼不疼？”
我摇头。
“不疼了。”
我趴在她床边，像小时候那样，终于哭出了声。
几个月后，我恢复执业。
我没有回原来的律所。
那间律所承载过太多背叛、算计和痛苦，我不想再回头。
孟瑶问我：“想好以后做什么了吗？”
我点头。
“想好了。”
“我要开一家法律援助中心。”
“专门接农民工讨薪、家暴受害者维权、老人赡养、工伤赔偿这些案子。”
孟瑶看着我，半晌没说话。
我笑了笑。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疯了？”
“刚从一场泥潭里爬出来，又要往另一场泥潭里跳。”
孟瑶却摇头。
“不是。”
“我只是觉得，这才像你。”
法律援助中心开业那天，没有剪彩，没有鲜花，也没有热闹的庆典。
只有一块很简单的牌子——
景瑜法律援助中心。
母亲坐在轮椅上，替我把门口那盆绿萝往阳光里推了推。
“这样好。”
她轻声说，“向阳。”
第一位来访者，是个抱着孩子的女人。
她站在门口，衣袖被攥得发皱，眼底全是惶恐。
“傅律师，我没有钱。”
“可我真的想离婚。”
“他打我，打孩子，还说我敢报警，就让我死在家里。”
她说到最后，声音抖得几乎破碎。
我起身，倒了一杯热水，推到她面前。
“先坐。”
“慢慢说。”
她怔怔看着我，像是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人愿意听她把话说完。
我看见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
想起那个在法学院路灯下，攥着法条，满眼热血的傅景瑜。
想起那个被人按进泥里，却还是不肯低头的傅景瑜。
也想起屏幕那端，头发花白、脸上带疤的傅景瑜。
于是我轻声说：
“你放心。”
“这一次，我们用法律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