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冲了进来，闪光灯疯狂闪烁，将我苍白的脸照得无所遁形。
“江琳！你为什么极力阻止救援？是不是你拖延了最佳救援时间？”
“你的队员全部牺牲，被困男孩成了植物人，面对这么多条人命，你难道没有一点愧疚吗？”
“请你正面回答！你是不是判断失职？”
麦克风和镜头几乎要怼到我的鼻子上。
“你们干什么！病人需要休息！”护士张开双臂想拦，却被一个粗暴的记者一把推开，踉跄着撞在墙上。
混乱中，有人已经把手机对准了我，开了直播。
屏幕上，一个刺眼的标题正在飞速滚动：“冷血女指挥见死不救！独活的背后究竟是何居心？”
我裹着纱布，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这副狼狈的模样，成了他们口中“心虚”的铁证。
评论区以秒为单位刷新，不堪入目的咒骂几乎要溢出屏幕。
这时，贺敏月出现在病房门口。
她对着镜头，哭得撕心裂肺。
“我跪下来求她！求她救救我的儿子！可她就一句‘等天亮’，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儿子被毁了！”
她绝口不提贺城强行下令的事，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无良指挥官逼入绝境的无助母亲。
紧接着，电视上插播了一段紧急采访。
已经退休的贺城拄着拐杖，对着镜头痛心疾首。
“我赶到现场时，只看到她消极指挥。我多次要求立刻救援，但她固执己见，完全不听老前辈的经验。”
“现在的年轻人，太想当然，太自负！这次的事故，她是主要责任人，现场判断严重失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惨痛损失！”
他叹着气，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我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私心太重，才酿成大祸。
舆论的雪球越滚越大。
消防局迫于压力，很快下达了通知——将我停职，接受调查。
两个穿着制服的同事走进病房，表情复杂地收走了我的证件和所有通讯设备。
那本象征着我十年青春和荣耀的证件，从我手里被拿走时，我甚至没能攥紧它。
牺牲队员的家属们也赶到了医院。
他们堵在我的病房门口，有的在嚎啕大哭，有的双眼通红地瞪着我。
一个年轻的女人冲了进来，被她的家人死死抱住。
她是我队员小李的妻子，肚里还怀着孩子。
“为什么活下来的是你！你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江琳！你说话啊！你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着那一张张熟悉又悲痛的脸，他们哭得泣不成声的样子，和我十三年前在火场外痛失母亲的样子，渐渐重合。
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感将我淹没。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终，我陷入了沉默。
我的沉默，在贺城父女眼中，成了畏罪的证明。
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统一口径，在各大媒体上，将爆炸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我的“指挥不力”上。
舆论彻底引爆。
几天后，牺牲队员的家属们收到了一份匿名爆料。
里面详细“记录”了我如何为了保住总指挥的职位，不惜牺牲队员性命去赌那万分之一的成功率。
他们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