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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周，裴砚开始每周六来照护中心义诊。
第一次出现时，他提着几箱医用耗材。
明主任收了东西，没给他递台阶：“我们缺长期志愿医生，不缺偶尔来一次的大人物。”
裴砚点头：“我可以固定每周六上午来。”
我笔尖一顿。
他忙到连母亲火化都说轻重缓急，如今竟愿意把周六上午拿出来。
老人们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只觉得来了个厉害医生，都拿着检查单排起了队。
裴砚坐在临时诊室里，给独居大爷调药量，写低盐食谱，让护士贴到药盒上。
他对病人一向负责，也对手术充满敬畏。
从前他为贫困患儿连跑三天慈善基金会，我站在办公室外看他，觉得自己没有爱错人。
可一个人的善意，未必会落在离他最近的人身上。
义诊结束，他走到我面前：“你不想见我，我只能来做义诊。”
“中心欢迎志愿医生。”
“那你呢？”
“我不是中心。”
他眼底那点亮光暗下去。
外面忽然传来争吵，一个中年男人要把刚做完支架的母亲接走，嫌照护费贵。
老人坐在轮椅上，衣角被扯歪，低着头不说话。
我赶过去调解，男人不耐烦：“她一个老太太，回家躺着不就行了。”
老人忽然小声说：“我不回去。我回去没人给我倒水。”
走廊一下静了。
男人伸手去拽轮椅，裴砚快步挡在中间。
“她刚做完支架，情绪激动会诱发心脏事件。要接人，先签风险告知，再联系社区备案。”
男人被镇住，骂骂咧咧的走了。
老人拉住我的手：“姑娘，我是不是给孩子添麻烦了？”
这句话隔了许多年，又响在耳边。
母亲住院时，也常这样问。
傍晚我下班，他还没走，手里拿着一个纸袋。
“你胃不好，晚饭别只吃便利店。粥放在前台，不想拿也没关系。”
从前都是我给他送粥。
保温桶、值班室的灯、凌晨两点的走廊，全在这个动作里翻涌上来。
我没有接。
“裴砚，你别把亏欠当成重新开始。”
“我知道这不够。我也知道你不会马上原谅我。”
“不是马上，是不会。”
他脸色很轻的变了一下。
我绕过他离开。
走到街口，手机收到银行短信。
他按照我们那份离婚协议草案，把共同账户里的存款转了一半给我。
备注只有四个字。
“本该如此。”
我盯着屏幕，想起母亲生前总说：“人啊，最怕本该。”
本该好好告别。
本该早点回头。
本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走近一点。
可世上没有一条路，能靠本该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