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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状捧回家那天，父亲陈大山用像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摸了又摸。
“贴起来，”他对母亲说，“贴堂屋正中间。”
晚上，油灯下。父亲拿出他的老算盘——黑木框，珠子油亮，是他当年差点当上会计时公社奖的。他把算盘放在桌上，吧嗒吧嗒拨了几下。
“建光，”他说，“你来。”
我走过去。
“中专，”父亲的手指停在一颗珠子上，“三年毕业，包分配，转户口，吃商品粮。高中，”他又拨了一颗珠子，“三年，考大学，再四年。还不一定。”
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响。
“咱家什么情况，你知道。”父亲不看我，看着算盘，“你姐成绩也好，去年考上一中，没去。家里供不起两个。”
姐姐陈娟坐在门槛上，借着月光看的不是课本，而是一本翻得卷了边的《简爱》。
她的语文老师曾把她的作文《古槐下的女人》送到县里，拿了个三等奖，评语是“笔触细腻，有超越年龄的苍凉”。
那天她回来，把奖状悄悄压在了箱底，没提。
此刻，月光照着她专注的侧脸，她低声念着书里的句子，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听到父亲的话，她背脊不由地僵了一下，翻书的手指停住了，良久，才轻轻叹了口气，把书合在膝头。
“中专录取线比县一中高三十多分，”父亲继续说，“能考上的，都是尖子里的尖子。毕业了，和大学生同等待遇——国家说的。”
他终于抬起头看我。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动。
“这是条近路。”他说，“最短的路，最稳的收成。”
我点点头。那年我才十六岁，看不清前方的路，但看得清家里的艰辛。
父亲笑了。那笑容很复杂，有期盼，有笃定，还有一种卸下重担般的轻松。他仿佛已经看见我穿着干净工装，坐在办公室里，每月按时领工资的样子。
那是他梦想了一辈子，却没能抵达的彼岸。
我走出堂屋。姐姐还坐在门槛上，书合在膝头。月光照着她的侧脸，安静得像尊雕像。
“姐。”我低声说，“对不起。”
很久，她轻轻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是天才，我不是。”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我去睡了。”
她的背影消失在西厢房门口。门槛上，那本《简爱》静静地躺着，书页被夜风吹开，哗啦哗啦响。
我捡起书，走进自己的房间。墙上贴满了奖状，层层叠叠。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作文比赛每一张都记录着我的“天才”。
可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这些纸轻飘飘的，一点重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