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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像被冻住了。
我爸一言不发地启动车子，开得很快，轮胎碾过积雪未消的路面。车窗外的街道挂着红灯笼，一派春节喜庆的样子。车内一片死寂的沉默。
我盯着他的侧脸。他目视前方，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只是握着方向盘的指节，微微泛白。
养老院在城郊。走进大楼，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尿骚味扑面而来——这就是奶奶躺了近十年的地方。
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三张床。奶奶在靠窗那张。她那么小，那么薄，陷在一堆颜色晦暗的被褥里，几乎看不出人形。花白的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颊深深凹陷，像风干的核桃皮。
她的鼻子插着氧气管，手背上贴着胶布，有青紫色的淤斑和针眼。一件沾满污渍的毛衣裹在身上。
这就是我那爱干净、头发总梳得一丝不乱、衣服再旧也要熨得平平整整的奶奶？
床边站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和两个护工，表情平淡，和我爸说着“做好思想准备”之类的话。我爸走过去，在床边坐下，给奶奶捋了捋头发，用方言说：“妈，宁宁回来了。”
奶奶忽然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
眼皮颤了颤，非常缓慢地睁开，掠过我爸，定定地，落在了我身上。
我扑到床边，握住她的手。那手枯瘦如柴，冰凉，皮肤薄得像一层纸，贴着嶙峋的骨头。眼泪已经糊了视线，我喊：“奶奶！奶奶！是我回来了！”
她的手指，极其微弱地，蜷缩了一下，勾住了我的指尖。
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没有焦距的眼神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极亮地闪了一下——像火柴划过的光——旋即迅速黯淡下去，熄灭了。
她就那样看着我，眼皮缓缓地、沉重地合上了。
监护仪上，那条代表心跳的绿色波浪线，拉直了。
“嘀——”
长鸣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医生上前检查瞳孔，看监护仪，对父亲说：“节哀。老太太走了。”
在我赶回来的腊月二十六，在我握住她手的这一刻。她终于等到了我。
继母哽咽着：“老太太也算解脱了，受了这么多年罪”她一边说，一边打量着父亲的神色。
我爸转过身。
那张脸上，没有泪，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悲恸。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一种尘埃落定的木然。他看了一眼床上的奶奶，声音很平：“九十了，我伺候了这么多年，也算对得起她了。”
然后他走向门口，开始打电话：“对，我妈走了。嗯，明天得设灵堂得找车，年底了，麻烦检查组还在市里？啧，那更得注意影响”
他的声音渐渐模糊。我跪在冰冷的瓷砖地上，额头抵着奶奶手边粗糙的被褥，终于哭出了声。
奶奶被推走了。后来她换上一套寿衣——她生前最不喜欢的那种款式和颜色——包裹住干瘦的身体。
那一晚的记忆是混乱的。他们开始打电话通知亲戚。我像个游魂，不知道具体在发生什么。
第二天，在朝西的殡仪馆里，设起了灵堂。两边摆满花圈，中间是灵柩、各种祭品、纸钱、火盆冷冽的西北风呼呼地灌进来。所有子孙披麻戴孝，哭声一片。
我爸让我赶紧脱了那件扎眼的红色羽绒服，换上黑色大衣。
灵柩上的照片，选的是奶奶年轻时穿着旗袍的黑白照。卷曲的头发，青春的笑容。
殡仪馆的冷风灌进来，吹得灵堂里那些花圈上的挽联哗哗作响。我爸站在门口抽烟，背对着奶奶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