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队是第四天早上来的。
我端着粥碗从厨房出来，看见院子门口停了一辆面包车。
车上跳下来四个男人，拿着一张施工图纸。
“周总说了，先拆堂屋那面墙。”他冲工头扬了扬下巴，“老规矩，拆下来的旧砖码整齐，她另有安排。”
工头叼着烟，眯眼看了一圈院子，最后视线落在我身上：“屋里还有人？”
“租客。”设计师说。
“我不是租客。”我把粥碗搁在窗台上。
工头把烟掐了，语气倒算客气：“大姐，我们接的是周总的活。有什么纠纷你们自己协商，我们只管干活。”
他拎着大锤往堂屋走。
我挡在门口。
“这面墙不能拆。”
“你这话跟周总说去。”工头绕过我，肩膀撞了我一下。
力气不大。
但我往旁边踉跄的时候，手掌本能地撑住了墙面。
手心里那块灰泥突然发烫。
工头举起锤子。
“让开。”
我没让。
他啧了一声，伸手推我。
我整个人往墙上撞过去，额角磕在砖面上。
血顺着眉骨往下淌，滴在墙面的灰泥上。
血渗进去了。
墙面像渴极的人喝水一样，把那几滴血吞了进去。
然后墙亮了。
像有人把一盏灯塞进墙体深处，隔着一层又一层的老砖往外照。
院子里安静了两秒。然后巷口传来刘姐的声音：“就是这栋——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刘姐领着一群人进来。三个，都穿着深蓝色工作服，胸口印着“文物局”的字样。
领头的是个老头，头发花白，戴副老花镜，进门不看人，先看墙。
他直直走过来，差点撞上工头的大锤。
“让让。”
工头被挤到一边。
老头站在我面前，没管我额头上的血，眼光从老花镜上面透出来，盯着墙面上的光。
光已经快熄了，只剩砖缝里一线暗红。
“你这墙”他顿了一下，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砖面，“里面封了什么东西？”
我没说话。
“刘主任，”老头扭头喊刘姐，“这宅子谁申报的不可移动文物？”
刘姐翻手机：“一个叫周秀兰的老太太，已经过世了。”
“什么时候申报的？”
“去年去年秋天。”
老头点了点头，又转回来盯着我：“你是她什么人？”
“儿媳。”
“她生前跟你提过这面墙没有？”
我嗓子发紧。
婆婆的脸在我脑子里晃了一下，她躺在堂屋的木板床上，枯瘦的手攥着我的手腕，嘴唇翕动，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
“墙”
“枝儿”
“别让”
“她让我守着这面墙。”我说。
老头把老花镜摘下来，在衣襟上擦了擦，重新戴上。他回头看了一眼工头手里的大锤，又看了一眼墙上快要消失的红光。
“这墙你们不能动。”
工头不乐意了：“老师傅，我们是周总叫来的——”
“我不管哪个总。”老头打断他，“这宅子去年已经进入不可移动文物预审名录。在正式认定下来之前，任何人不得改变建筑主体结构。”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拍在工头胸口：“看不懂让你老板找律师看。”
工头拿着文件，脸涨得通红。
他掏出手机往外走，边走边拨号。我听见他压着嗓子说：“周总，这边有点情况。”
刘姐凑过来打圆场：“误会，都是误会。沈枝你额头怎么回事？快找块布擦擦。”
我没动。
老头又看了我一眼。这回他看的是我的眼睛，不是墙。
“你额头上的伤口，”他说，“刚才是不是碰到墙面了？”
“是。”
“然后墙亮了？”
我没回答。
他也没追问。
他转身对着墙面端详了很久，从砖缝里抠了一点灰泥下来，放在手心碾了碾，又凑近闻了闻。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
“这墙里面——好像封了什么东西。活的。”
院子里一阵穿堂风吹过，葡萄架上的枯叶子沙沙响。
工头打完电话回来了，脸色不好看，冲身后三个工人挥挥手：“先撤。”
面包车发动，尾气喷在巷子里。
院子空了。
老头临走前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姓姜，市文物局。这几天会有人来做正式勘测。你——”他顿了顿，“你在家等着。”
他们走后，我靠着墙面慢慢滑坐下来。
额头上的血已经凝了，干在眉骨上，绷得皮肉发紧。我把手掌重新贴上墙面。
温度还在。
心跳还在。
但比昨天更清晰了。
“咚。”
“咚。”
巷子外面有人在说话。
是周念的声音。她没进院子，站在巷口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风把字句送进来：
“文物局？什么时候的事？那个死老太婆，死了还给我添麻烦。”
停了片刻。
“别慌。程序要走多久？半年？一年？想办法拖。房子在我名下，迟早是我的。”
脚步声远了。
我把名片攥在手心里，纸张让汗水洇湿了边角。
姜。
文物局。
婆婆去年前就申报了。
她什么都想到了。她只是没来得及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