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小穗。
京城最大的茶楼，听雪楼，是我的。明面上是茶楼，实际上大梁朝最值钱的消息，都在我手里。
大臣们在我这儿买情报，皇子们在我这儿买消息，边疆的将领也偷偷派人来我这儿问敌人的动向。没人知道我是怎么拿到这些消息的。他们只知道，陆小穗想知道的事，没有不知道的。
十年前，我想知道一件事：我娘到底死没死。
那年我八岁。亲眼看着大哥把棺材钉上，我亲手在棺材盖上刻了那行字——“欠我们一辈子”。
我刻的时候手在抖，但我还是刻完了。
我以为她会永远躺在那里面。
可三个月后，大哥打开了棺材，空的。
我站在那口空棺材前面，愣了很久，终于苦了出来。
她没有死。她跑了。她不要我们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收集情报。
最开始只是在村里，听谁家来了陌生人，听谁见过一个独身女人。后来到了京城，
我的摊子越铺越大。我用茶楼做掩护，在全国布了眼线。我订了一条规矩，所有眼线都要留意一个特征：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独居，绣工极好。
十年。我的情报网找遍了整个大梁朝。
茶楼里的姑娘们私下议论：“东家到底在找谁？”
我说“找我娘”。她们都不信。她们觉得我这种冷心冷肺的人，不会有娘。
大梁朝最值钱的消息，都在我手里。
可我最想知道的那个消息，我等了十年。
我三岁那年，到了她身边。
那时候我刚学会走路没多久，话都说不利索。大哥牵着我，把我领到她面前说：“娘，这是小穗。”
她蹲下来看着我，那张脸，年轻，疲惫，眼角有一道很深的纹路。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伸手，把我嘴角的一点饭粒擦掉了。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做饭了。
那天晚上，我发烧了。
我躺在那张硬木板床上，浑身滚烫，迷迷糊糊的。
她忙了一整天，累得直不起腰来。
我听到大哥在门外说：“娘，小穗发烧了。”
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站在床边。我烧得看不清她的脸，但我感觉到一只手覆上了我的额头。
凉的，粗糙的，全是干活磨出来的老茧。
她没说话。可我感觉到她在我额头上多放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床头放着一碗凉好的粥。
她已经下地干活去了。
那碗粥，是我到那个家之后，吃到的第一顿热饭。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了。
她不再给我们做饭，不再管我发不发烧。
有一次我发烧烧了两天，她连房门都没进过。
大哥去求她，她坐在门槛上说：“死不了。”
那时候我恨她。
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叫她一声娘。
可那个承诺，我没守住。因为她后来变好了。
她莫名其妙地变好了。
一个月，只有一个月。
但那一个月，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个月。
她给我们做棉袄、包饺子，她还会教我绣花。
她说：“小穗，手要这样捏针，绕一圈再穿过去。”
她坐在我旁边，手把手地教。
她的手指很粗糙，可捏针的时候很稳。
她低头教我绣花的时候，呼吸轻轻扫过我的头顶，有一点暖暖的痒。
那是我第一次离她那么近。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她身上有一股皂角的味道，让人很安心。
那一个月，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想，她是不是真的变好了？她是不是永远都会这样了？
可她没有。
她死了。
大哥和二哥钉了那口棺材。
我跪在那口棺材前面，用刀子在棺材盖上刻了一行字，“欠我们一辈子。”
我刻得很用力，手磨出了血泡也没停。
后来大哥从青州传信回来——“找到了。春风绣坊。”
我关上门，一个人坐了很久。
然后去库房，把我这些年攒的东西全翻了出来，她给我做的那双鞋，早就穿不下了，可我补了又补一直没扔；
我学绣花时绣的第一朵花，歪歪扭扭的，夹在我随身的账本里；
还有一包她最喜欢用的那种绣线，我跑遍了全国的铺子才凑齐的颜色。
我骑了三天的马赶到青州。
到的那天，我没去见大哥。
我去了春风绣坊对面的茶楼，包了二楼靠窗的位置，要了一壶最便宜的茶，从下午坐到了天黑。
她出来了。她在门口挂布。
那个动作，她总喜欢把布往左边偏一点再挂，以前我帮她扶着布头，她总是一边骂我一边帮我扶正。她的鬓角有了白发，背也比以前弯了一些。可她挂布的那个动作，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坐在窗边，攥着那条蛇，浑身发抖。是她，真的是她。
我大姐陆小穗，整个京城都没人敢惹的人。
可那一刻，我连下楼走到她面前的勇气都没有，我怕。
可县令夫人，竟然把她关进了大牢。
万幸娘没事。
她看到我们，却不认我们。
我知道，她肯定会气我们，气我们，把她钉死在棺材里。
可是，她还是不舍得恨我们。
她说，春绣坊要继续开张。
小四第一个说，要一百匹。
我也厚着脸皮跟着过去。
拿出那双她给我纳的小鞋子，说，我穿不下了。
说出那句话，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和勇气。
我以为她会拒绝我，或者不理我。
可最终，她还是红了眼，说她再纳双新的。
大哥去送鸡汤那天，我也去了。
我还是坐在那个位置，远远地看着她推开绣坊的门。
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犹豫。她走进那家茶楼，上了二楼。
我坐在街对面，手心里的蛇不安地扭动着。
大哥告诉她，他也是重生的。
我看到她端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
他们没有说太久。
她站起来下了楼，推开门，往街对面走来。我猛地低下头，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
她的脚步声从楼下经过，没有停。
我坐在那里，把脸埋进袖子里，深吸了一口气。蛇用脑袋轻轻地蹭着我的手腕，像是小时候发烧时她放在我额头上的那只手。
凉凉的，粗糙的，却比什么都好。
第三天，我去了春风绣坊。
我从后院翻墙进去的。
我知道这个时辰她会在前厅理货，后院没人。
我把那双旧鞋放在她灶台上，又翻墙出去了。
但我没走远，蹲在巷子转角，等她回来。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后院的木门“吱呀”一声。
我探出半个头，看见她站在灶台前，手里握着那双旧鞋。
她翻过来看了看鞋底，那里有我以前补的针脚，歪歪扭扭的。
她没说话。她把那双鞋放下了。
我缩回巷子里，心跳得快要撞破胸口。她没有扔掉。她把它放在了灶台边。
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门口放了一双新的绣花鞋。
针脚密实平整，一看就是她的手艺。
旁边压着一张纸条：“下次别翻墙。走正门。”
我蹲在巷子里，把那纸条看了十几遍。
眼泪像被堵在嗓子眼，流不出来。
后来有一天，晚霞铺满了整个院子，春风绣坊的木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推开了。
我站在门口，袖子里攥着那条蛇，手里捧着那朵用绕针绣绣的花。
我看着她的眼睛：“娘，我给你绣的帕子，用你教我的绣法。”
她接过那方帕子，低头笑了一下。
把我鬓角的一缕碎发，别到了耳后。
那只手，粗糙的，温热的，跟她三岁那年覆在她额头上的那一只，一模一样。
我站在原地，眼泪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