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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砚白被判了七年。
消息传回公司的时候，我正在会议室里，听新聘请的技术员讲解最新的自行车技术。
年轻的小伙子站在白板前，画着图纸，讲得眉飞色舞。
散会后，助理小刘把判决书递给我。
我扫了一眼，没说什么。
旁边有人小声说了一句：“罪有应得。”
没有人反驳。
接下来的日子，我变得更忙了。
像长安自行车厂这样的厂子，整个东北地区有上千个。
每一个都要改制，每一个都关系到几千人的饭碗。
我带着团队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一个厂一个厂地谈。
从深秋跑到隆冬，又从隆冬跑到开春。
改革的事渐渐上了正轨。
报纸上开始出现我的名字，电视里也有我的采访。
《东北国企改制的先行者》
《她从深圳回来，带回了什么》。
标题一个比一个大。
我成了所谓的社会名人。
可我心里清楚，这些名声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那些年在流水线上流过的汗，是爸妈拿命换来的清白，是每一个深夜加完班抬头看见的深圳的星星。
它们推着我走到了今天。
长安自行车公司也变了样。
新的绩效改制度推行下去，工人不再吃大锅饭了。
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技术创新的氛围浓了起来，有人改进了焊接工艺，有人设计出了新款车型。
生意做到了海外，东南亚的订单一茬接一茬。
厂门口停着越来越多的货车，等着装货发往港口。
我站在办公楼窗前看着这一切，常常会想起我爸。
如果他还在，看到这些，该有多高兴。
有一天，新任厂长沈确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他三十出头，高高的个子，说话不紧不慢，做事却果断得很。
“宋总，我想跟您谈个事。”
“你说。”
“汽车。”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团火，“我想拓展汽车业务。”
我愣了一下。
“现在做自行车的厂子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薄。”
“可汽车不一样，随着经济发展，汽车迟早会普及。到时候价格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贵，骑自行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必须顺势而为，不能被市场淘汰。”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当场答应。
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
公布那天，厂里的老人把我堵在了会议室门口。
“宋总，我们做了一辈子自行车了，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造。谁会造汽车啊？”
“那不是瞎折腾吗？”
“万一赔了，厂子不就完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沈确站了出来。
“不会可以学。”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当初宋总爸爸研究焊接技术的时候，不也是从零开始的吗？苏联专家不肯教，他就自己在车间睡了两个月，试了上百种焊条。”
“没有人天生就会。只要我们肯用心，终究会迎来光明的。”
沈确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目光落在那些老人身上，诚恳又坚定。
我的心忽然动了一下。
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个人，提到了我爸。
不是为了道歉，也不是为了利用，而是真心实意地记得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些老人没有再说话了。
我点了点头。
后来的日子里，沈确来我办公室的次数越来越多。
有时候是汇报工作，有时候是商量方案。
加班晚了，他会给我带一份食堂的热饭，用保温盒装着，放在桌上就走，不多说一句话。
有一次我发烧，他开车送我去医院，在医院走廊里守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看见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我的病历本。
我没有叫醒他。
那天晚上，他送我回住处。
车停在楼下，他没有熄火，转过身看着我。
“宋总，有句话我想了很久了。”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这个身份，是因为你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