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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午，我去了市建筑档案馆，把我参展的那座古桥模型取回来。
我以为不会再见到他们。
但方驰和杜晴，还是从共同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我的行踪，提前等在了展厅门口。
档案馆里人不多，策展人正在跟我聊后续的展览计划。
“你这个模型做得真好，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留在本市发展吗？我们馆正好有个青年建筑师扶持计划。”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方驰已经抢先一步开口。
“她工作很稳定，我们都规划好了，不会考虑去那些条件艰苦的地方。”
他一边说，一边站到我身边。
杜晴立刻挤了过来，挽住我的胳膊，笑得亲热。
“别听方驰的，我们正在筹备一个沿海的民宿改造项目，特别适合你发挥，比待在档案馆有意思多了。”
他们又开始了。
截然相反的答案，唯一相同的是都没有人问我到底想做什么。
周围的同行和工作人员都看着我们，表情有些微妙。
我的导师，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放下手里的图纸，看着方驰和杜晴，皱起了眉。
“她就站在这里，为什么不让她自己说？”
方驰和杜晴脸上的表情都僵了一下。
我抽出被杜晴挽着的手臂，平静地看着他们。
“我不会接受任何由你们代为安排的计划。”
我没有说我要去云岭，也没有说我什么时候走。
一位相熟的同行大概是想缓和气氛，笑着打趣。
“怎么了这是？生日旅行没过好，吵架了？”
方驰立刻借坡下驴，含糊地解释：
“没什么，就是路线有点意见不合，她闹脾气，非要提前回来。”
我看着周围那些带着善意和好奇的目光，平静地补充。
“不是意见不合。”
“是他们两个都知道我没上车，但为了逼对方先道歉，谁也没有掉头，继续往前开了二十分钟。”
周围人的表情从看情侣吵架的调侃，变成了审视和沉默。
方驰的脸瞬间涨红了，他压低声音恼羞成怒道。
“你非要在外人面前把事情说得这么难堪吗？”
“难堪？”
我反问他。
“你们把我一个人扔在陌生的服务区时，考虑过我会不会难堪吗？”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只能反复强调那句苍白的辩解。
“我本来就打算在下个出口掉头了”
本来打算是最无用的四个字。
它永远停留在假设里，永远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伤害。
我不再理他，转身对策展人说：“麻烦您，我想把我的作品使用授权撤回。”
杜晴的脸刷地一下白了。
她的沿海民宿项目，提案ppt里最亮眼的一页就是我的古桥改造概念图。
“你什么意思？那个提案马上就要交了，你现在撤回，我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我走到展台前，小心地把那座古桥模型装进防震测绘箱，又从策展人手里拿回了原始的图纸和测绘笔记。
保安走了过来，客气地对还在纠缠的方驰和杜晴说：
“两位不好意思，这里是展厅，请不要影响他人参观。”
他们被请了出去。
我抱着箱子，跟导师告别。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
“想做什么就去做，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