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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办公室，我没回工位，直接去了洗手间。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有些苍白，黑眼圈很重，但眼神亮得吓人。
这几天，我像是在打一场仗。
只要稍有松懈，那群吸血鬼就会顺着缝隙爬进来，把我再次拖回那个暗无天日的泥潭。
绝不。
我洗了把脸，拿出手机，拨通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
“你好，我是顾昭，关于你们受理的失踪人口案件，我有些情况要反映。”
电话那头的民警有些不耐烦：“这不是你家属报的吗？说你精神不好……”
“我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现在就在北京工作，怎么能算失踪？他们这是报假警，滥用警力。”
我语气加重：“我已经在北京报警了，案由是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
“如果你们那边还要坚持所谓的家属请求，请出示我的精神病诊断证明，或者法院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判决书。”
“否则，请通知我的家属，不要再骚扰我的工作单位，否则我会起诉派出所行政不作为。”
挂断电话，我长出一口气。
这就是我要面对的，不仅是家人的围剿，还有老家那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陈旧观念。
但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哭的小姑娘了。
我妈的横幅和报警闹剧没能动摇我分毫，反而成了新一轮诉讼的补充证据。
周律师把对方的行为整理成一沓材料，敲着桌面跟我说：
“现在情况很明确了，持续的骚扰、诽谤、冒充精神病家属报假警，每一条单拎出来都够他们喝一壶。”
他说得云淡风轻，但我听得热血沸腾。
上辈子我活得像个缩头乌龟，这辈子我偏要掀翻这张牌桌。
后面几天，我妈终于消停了些。
公司门口的保安换了新的岗亭，前台小姑娘看见我开始主动点头打招呼，人事部发了个内部通告，说不明人士闯岗事件已移交警方处理。
风平浪静了三天，我以为这仗能喘口气。
结果第四天早上，我在青旅门口被堵了。
我妈和我爸一起来的，我爸靠墙坐着，脸色蜡黄，瘦得像根晾衣竿。
我妈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全是住院票据和诊断书，这回纸质厚实，连CT片子都有。
“顾昭。”我妈的声音哑了，这回没哭没闹，眼窝深陷下去。
“你爸真住院了，胰头癌，医生让准备手术。”
我愣住了。
我爸从来都是她的道具，用来装病吓唬我的工具人。
上辈子退了机票那年她跟我说我爸胆结石要开刀，结果我留下来了才知道只是个小息肉，连院都没住。
他这辈子在我妈嘴里病过二十六次，从感冒发烧到心肌梗塞，回回都是假的。
可这回不一样。
诊断书上明晃晃的胰头占位性病变几个字，不是能编出来的。
“多少钱。”我说。
我妈愣了一下，眼泪刷地淌下来：“二十万，手术加后续化疗，咱家拿不出……”
“小昭，妈知道错了，妈不该那么逼你，可你爸真没时间了……”
我蹲下去，仔仔细细看了每一张票据。
“医生怎么说？”我语气平下来。
“说越早手术越好，拖不得。”
我妈抽着鼻子，枯瘦的手攥住我手腕，指甲掐进肉里：
“妈不拦你了，你去北京，你去飞，妈再不拖你后腿了。你爸的钱你先垫上，妈以后砸锅卖铁还你……”
我挣开她的手站起来，看了一眼我爸。
他缩在墙边，嘴唇干裂，整个人像被抽空了。
我心里酸了一下，但很快就清醒了。